政治不文明与苏共的败亡之路

来源:经济观察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7-13,星期三 | 阅读: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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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从政治文明角度来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是深化改革理念的必由之路,这一角度能够超越过于抽象的概念之争或过于复杂的历史纠葛,还原到对一些最基本政治准则的把握上

文明是相对蒙昧、野蛮、未开化而言的,指的是一种进步、发展、开放的状态及趋势。政治文明指的就是在政治制度及其规则、政治运行过程以及政治活动结果诸方面体现出来的进步、发展、开放的状态及趋势。政治文明的状态与趋势是否可以用高下优劣或阶段性尺度来加以衡量,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

一是因为政治文明不同于技术文明或物质文明,很难用客观的技术等级或物质丰裕等级来衡量,其优劣成败的确认是一个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立场或思想倾向的不断争议的过程;二是因为相对主义思考方法在这些衡量中起主导性作用,这些方法强调的是历史的、具体情境的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诸因素的作用,把政治制度、运行过程及其结果是否文明的问题,与对制度、运行及结果的环境、条件和各种相关不相关的规定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有关制度、运行及结果的合理性或历史必然性、政治正当性的某种结论,以此来回避或替代对政治文明程度的客观描述、解释与评价,为自身的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所谓优越性或伟大成就张目。这种争议广泛见诸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

近年来,国内关于价值的争论的症结就在于此。究竟是否存在一些可以超越历史、具体情境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通行观念呢?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是否存在着一种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呢?在政治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方面,是否存在着通行标准来确定其文明与否、文明几何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人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的或利益的约束,否定通行文明尺度的存在。这种做法无异于鸵鸟政策,无视政治文明的趋势与潮流的封闭想法,是一种自绝于政治文明潮流的违逆之举。苏共领导人在崩溃之前的所做作为就属于这种违逆之举。在他们原有的思想框架里,难以认真思考政治文明的基本问题。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他们拒斥政治文明要素的导入。

实际上,从政治文明角度来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是深化改革理念的必由之路,这一角度能够超越过于抽象的概念之争或过于复杂的历史纠葛,还原到对一些最基本政治准则的把握上。

政治文明的要义

政治文明的程度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这是一个涉及文明尺度与标准的基础性问题,充满着各种争议。在此,本文剥离那些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或思想上、现实利益或信仰上的种种说辞,而注重现阶段人类在一些基本政治伦理、行为规则所达成的共识。那些被引为普世价值的理念(如民主、个人权利不可侵犯、人人平等等)恰恰是以这些共识为基础的。

文明的基本涵义就是思想、行为上的相互理解、包容、协作,以及争议的和平且有效率的解决机制,而政治文明的趋势就是在政治活动领域里关于权力的获取与运用、关于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关于责任与义务等等方面不断体现上述理解、包容、协作以及争议的和平且有效率的解决机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制度、不同政治观念、不同信仰的人或组织,对上述涵义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充满对立与冲突,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并演化成不同的政治现象。这反过来也证明,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件不可或缺且长期的任务。要达成、巩固或扩大共识,首先要确立在对一些基本原则、标准及规则的共识,就像现阶段人们对偷盗、暴力、吸毒贩毒、欺诈等现象一致予以否定的共识一样。

从人类的最基本行为是否禁行、是否优劣之类标准的把握做起,延伸到对政治领域的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理解与评价上。比如,民主如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一共识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在什么是民主以及怎么样实行民主方面,还充满着巨大争议。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明衡量尺度,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众的意愿、立场以及对程序公正的要求,是民主的要义,是民主的文明价值之根本。再比如,一些导致社会贫富悬殊扩大的政策,很难被认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利益有利的理性政策。从根本上看,制定、实施这些政策,就是一种不文明的政治举措,因为它扩大了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贫富鸿沟。

在这些问题上,当年苏共在为实现它所说的最高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其种种作为却难以通过最基本的文明尺度衡量。它所触犯的不是关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最高境界的尺度,而是人类政治活动应该遵守的许多基本伦理底线。正是在基本伦理底线上,不同文化、历史及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容易达成某种共识。各执一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总是在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的制度、运行与结果是最优越的,是最符合历史缘由的,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是最符合民意的,而在如何顺应历史、实情及民意方面,正因为上述对立的出现,连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也难以达成。所以,回到文明的衡量标准上来,就可以回避那些纷乱复杂的对立,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厘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关于某种政治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分析与解释,提供一个基础。

从十二条标准评判苏共的政治文明

苏共败亡的历史教训如果从政治文明角度来审视,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本文就政治文明的十二个基本标准来一一进行审视。

1)诚实。就是讲真话,不隐瞒、不扭曲、不遮蔽事实。这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基本尊重,也是对政治对手或竞争者的尊重,一如对人的基本要求——不撒谎——一样,是一种最基础的文明标准。苏共历史上的不诚实之举到处可见。苏共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与制度优劣与政绩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习惯性的、制度性的不诚实,而且还用所谓的理论来为谎言辩护。

比如,作家高尔基1930年代返回苏联后,为了利用他的声望来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苏共居然说他一贯赞扬与支持十月革命,而实际上,高尔基此前从来没有隐瞒过对十月革命的公开指责;在二战期间,苏联实施了卡廷大屠杀,却诬陷为德国军人所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之所以造成苏共政治形象一落千丈,不是因为他公开了历史真相,而是这种勇敢的举动来得太迟了,不足以挽回苏共的基本政治信用。

2)言行一致。就是践行自己公开承诺的政治主张,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政治家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公开政策主张宣示,必须在其执政时期或日常政治运行过程中遵守。把公开宣示或政治宣言视为儿戏,是一种不守信的行为,也是一种不文明之举。

苏共后期口口声声将民众利益、为国家利益着想,实际上却是为处在权力顶峰的一小撮权势分子的利益与地位着想。对社会的压制、对不同政见者的杀戮,对民众的防范,这些做法与苏共公开宣示的为国家强盛和民众利益毫无关系;在苏共历届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献中,无一不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而实际上却是日趋严重的“密室政治”,重大事务决策从来不征求小圈子之外的党内其他同志意见。因为党内没有基本的民主制度与权力制衡机制,这样的言行不一之举得不到纠正,而苏共的当权者还引以为制度稳定、权力稳定的象征,自以为是制度优越性之所在。

3)责任。就是政党要为自己的宣言及实际作为担负基本的政治责任。作为执政党,苏共从来不为自己在决策中的失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失误,掩盖不了的时候,就进行系统的狡辩。比如那些伤害了民众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如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等),被说成是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实在难以掩盖或辩护的时候,就把责任压到下属身上,而绝不承认中央及主要领导人掩盖承担的责任。在苏共历史教科书与媒体上,把所谓的伟大成揽到苏共中央和领导人身上,把重大失误(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竞争力的下降)归结到外在原因,比如自然灾害、敌人破坏。这属于极度的政治怯懦,也是极度蒙昧之举。

4)非暴力。就是保证政治参与,各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实现政治目标。政治活动的非暴力原则是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准则,强调的是对所有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不滥用暴力。而苏共长期以来任意使用暴力,领袖们还力图在理论上证明这种做法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如此暴力崇尚是从列宁以武力驱散反对布尔什维克主张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时就开始的政治传统,经过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在1957年夏天调用军队来打击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反对派,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处设置的精神病院与集中营。他们利用苏共对全社会的垄断权力,随意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游戏规则,而不让社会上其他政治力量有表达政治主张的机会。

5)对规则的尊重。这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保障的基础,也是一种的基本政治活动守则。但是,苏共以暴力夺取政权以后,以党的意志取代社会意志与民愿,随意决策,或不制定规则,或对自己制定的规则视而不见,最常见的政治行为的依据就是“根据政治需要”。苏共还以形势变化为由,为践踏规则的行为辩护。这造成了长期以来苏联政治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斯大林于1930年代进行党内大清洗之后,党内充满了惶惶不安的情绪,个人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如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担心何时会被监禁或杀死。这大大破坏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最终也不利于苏共执政,这就是“苏共是自己的掘墓人”结论的基本涵义。

6)关注大多数人权利。就是政治活动要给社会上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政治文明水平提升的一个标志。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扩散,都与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运行的结果有利于大多数人有直接的关系,此为政治文明的基本体现。现代政党之间的竞争经常与选票竞争联系在一起,迫使欲掌握政权的政党公开表明要为大多数人做些什么。而苏共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民众利益,实际上却是为少数党内精英利益服务的。在苏联社会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官僚特权阶层,占尽政治经济资源。在苏共统治下,绝大多数民众的结社、游行、出版以及发表言论的权利受到严格控制。在历届苏共领袖的言论集里,走群众路线、为群众谋利益的政治表述处处可见,但是,苏共实际上搞的是最特殊的精英政治,对民众的智慧、觉悟采取极端贬斥的立场。这是一种以政治权力金字塔上的少数人权利为主要诉求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排斥大多数人的需求、期待和权利利益的制度。

7)开放、兼容的立场。就是吸纳最广泛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分歧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苏共只是在列宁主导的夺取政权前后一段里算是有比较充分的党内民主气氛,关于政治方针、政策与理论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乃至针锋相对的争论,当时党内有机制来容纳各种歧见歧义。在政权稳固过程乃至以后时期,就越来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列宁本人也开始经常凭借个人权威权力来压制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斯大林更是走到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到苏共十九大之时,全党已经完全没有不同意见进行平等讨论的空间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本能性地进行打压。这纯粹是为了保全党中央和领导人的个人权位。苏共实际上从1930年代就显出了思想僵化、活力丧失的弊政,全凭着党中央封闭式地进行决策,然后凭借由上而下的党政组织系统强行实行政策。苏共的历史,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封闭、逐渐沦为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历史。

8)对个人的人性弱点、组织的科层弱点的抑制。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抑制或预防政治参与者个人的野心或个性弱点,使之不能借由政党组织或政治规则放大、贻误政党乃至贻误国家。这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基础性尺度。在这一方面,苏共是最经不起文明尺度衡量的政党之一。它既无力阻止斯大林这样的具有个人政治野心的政治家最终夺取和长期霸占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无力阻止他借由苏共来对全社会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

9)技术问题与思想、政治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适当区别,不做混合。就是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责任与技术运用之间进行适当的划分,而政治参与者都认同并遵从这种划分,由此确保政治运行的一些制度规则、规范是文明的、公正的、公平的,确保政治参与者的基本权利。苏共的政策历来就是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用阶级斗争或党内路线斗争来衡量所有的政治活动,动辄进行大批判。苏共主导下的工会、妇联、青年团,都是政治化组织,缺少对特别社会人群的特殊利益的基本关照,将社会人群分化及职能分工这样的技术问题,完全纳入政治控制范围之内。再比如,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李森科现象”,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上的不同学术意见,划为政治上的是非,发动严厉的政治批判,打击那些持与党中央不同立场的科学家,依照政治旨意来修改科学教科书。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于对社会阶级划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坚持,加大工农出身者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以此将社会阶级结构改造成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准。这一做法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样的泛政治化做法,在苏共统治时期遍及全社会各个领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10)理性处理双重标准问题。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恪守理性标准,跳出政治狭隘,超越思想的、意识形态标准,更要超越狭隘的利益标准,客观地描述事实,确认是非。执政党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要立足于国家立场而超越一个政党组织的个体性立场。苏共从僵硬的狭隘政治需要出发,对一些重大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并以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立场选择进行辩解。在人权问题上,苏联一直系统地指责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而在苏联国内却声称为了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需要对一些人权进行限制。在民主问题上,苏联的双重标准更是明显,经常训导民众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历史上最虚伪的民主,而苏联施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勃列日涅夫还指责西方的工会是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假工会,认定苏联工会理事会领导下的工会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如此双重标准在所有重大政治领域中都有出现。

11)效率。就是以最恰当的技术手段来追求有效率的治党理政结果,摒弃粗放式的管理方法,在技术管理层次上吸纳先进手段和做法,而不是固步自封。苏共执政时期的国家管理与党的建设是毫无效率原则做指导的,不计成本的做法处处可见,说明这是一个排斥现代组织管理及国家管理的文明手段的落后的政党。一个垄断了国家全部权力和资源的政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但是,胡乱决策、粗放管理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为了全面控制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苏共在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以及所有社会组织与团体中都设有专职的党务工作者。这就让苏联的国家与社会事务运行白白多出一套人马,还在原有的行政科层系统之外又加上了党务系统的约束,使得组织运行效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苏共本身的运行与管理从不讲究效率,在财务上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机制向党员及民众公布党的经费合法来源以及开支情况。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因袭党库与国库的无界限联通,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失。

12)谦抑。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在权力的运用方面,要严格依法办事,并受到人民的监督。而苏共之缺少基本的权力谦抑意识与规则的不文明之举在其执政以后时时可见处处可见。那时,苏共以强制手段控制了全国的所有媒体,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出现了“《消息报》无消息,《真理报》无真理”的舆论窒息、事实蒙蔽的局面。苏共以舆论导向为由,不间断地宣传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自吹自擂到了没有节制、没有羞耻心的地步。在苏共统治的数十年期间,这种自我表扬、自我吹捧的做法已经制度化了,已经成为其治党理政的习惯做法,这些一戮就穿的谎言还被定义为苏共的政治优势之所在。真是被自己的蒙昧搞到了不知蒙昧的地步。

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对苏共败亡原因的不同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这个党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文明的执政党。它的政治制度、规则及运行中,有太多蒙昧的、野蛮的和未开化的因素,而它自身又没有力量来消除这些因素,最后也只有在世界政治文明进步的潮流中败亡这惟一归宿了。

(作者供职于《中华工商时报》)

2013-05-20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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