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泽东:一位时报记者对中国现实的思考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7-8,星期五 | 阅读:2,432

狄雨霏 2016年5月19日

Clifford Coonan 在中国,很多汽车里都悬挂着带有毛泽东头像的挂件,它们是用以保佑司机不出车祸的护身符。这一件挂在为一家俄罗斯银行开车的陈雷(音)车里。2016年5月18日摄于北京。

中国北京——“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为读者呈现《纽约时报》所发报道的幕后故事。在这篇文章中,生于香港的驻京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要说的是:文化大革命50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在中国仍无处不在。

一些人会梦见跟英国女王喝茶。我梦见毛泽东给了我一颗手榴弹。

“别拉保险栓,”毛泽东阴森森地微笑着说。他的脸上挂着一层桔色,就像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口水晶棺里时一样。

我们正在参加一场花园派对,主题是展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我这个记者像仙境里的爱丽丝般东跑西颠,想要挖掘一些故事,但听到的大多是宣传性内容。在此期间,我的手指一直死死压住手榴弹上的一个小机关,以免发生爆炸。这真是令人焦虑的工作。

或许王室和独裁者会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在他们当权期间长大的人。我在文革期间出生于尚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此我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1997年,我的家乡再次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这些天来,我们在时报北京分社忙着报道文革50周年。由毛泽东发起的那场残暴的政治运动历时约10年,直到他在1976年去世时才宣告结束,导致170万到2000万人丧生,具体是多少,就看你相信谁的说法了。所以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梦见主席的人。

我们可以自由地报道文革,但中国媒体并非如此,因为政府依然在对相关讨论进行严格审查。据报道,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领导人相信——希望!——在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放缓的当下,对往事避而不谈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正如我的同事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所言,“要是我告诉你习近平也做了同样的梦呢?”

然而情感创伤绝不会真的消失,尤其是在人们不去面对的情况下。因此我在4月末采访了德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Tomas Plänkers),他在1990年代曾加入一个团队,研究文革带给中国人的创伤。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向我们的读者发问:你的家人会谈论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吗?

读者的回应非常震撼。他们谈到了痛苦、恐惧、愤怒和失落,并指出:不管是好是坏,毛泽东都像一截烧红的铁丝,贯穿着许多人的生活。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我母亲带我去香港皇后大道中由共产党经营的中国银行看他的画像。一群身穿黑色长裤和白色衬衫,神情十分悲恸的中国人,在那里排成一排,等着祭奠他。

我踮起脚尖,看到了昏暗的一楼大厅里一张巨大的面孔。我母亲并非毛泽东主义者,但她出生在纳粹德国,想让我了解周围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但等候的队伍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长了,于是她放弃了带我进去的计划。

在中国,直到今天,毛泽东依然无所不在。我带着孩子去北京的翻斗乐——一家有着球池和攀爬架的室内游乐场——要用印着他的头像的百元钞票付款。

坐上一辆出租车,他可能会在镶着金边的后视镜挂件上荡来荡去,那是司机用以保佑自己不出事故的护身符。

我还在重庆见到过他的身影。重庆是中国西南部的山城,靠近长江,仿佛临河而建的香港。2011年末,我去那里采访该市如日中天的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传记作者黄济人。

不久后,王立军逃到成都附近的美国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但却没有成功,此举引发了中国近年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薄熙来倒台。身为“红色贵族”的薄熙来曾担任重庆党委书记,他大肆颂扬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和政治哲学,籍此划定自己的政治地盘,并向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发起挑战。在当时的重庆,合唱团高唱红歌,大街小巷挂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横幅。

这些东西打动了没能从中国经济奇迹中分得一杯羹的人,譬如农民以及其他没有政治权力、无法用权力换取金钱的群体。它们让曾经在毛泽东治下历尽磨难的一些人感到害怕。

跟司机一起到重庆新建的高铁站接我时,黄济人告诉我,他刚刚接到王的电话。问我是否介意去公安局吃午饭。

来到高踞山间的重庆市公安局,黄济人向警卫挥了挥手,我们就直接把车开了进去,没有受到盘查。我看到了整洁的庭院和崭新的办公楼,网球场和场边的餐厅,还看到了一幅有着世界各地景观的壁画,画上有埃菲尔铁塔。

此后,在洲际酒店,黄济人俯身靠向接待台,对一个年轻女子轻声说,他想要常住的那间房。我们搭电梯到了较高的楼层。进入房间后,他建议拉上窗帘,而那时是中午时分。外面太亮了,他说。

我望向窗外,重庆雾蒙蒙的。我说不要。

黄济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些话,最后呈现在了“中国来鸿”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薄熙来和他的得力干将王立军才刚开始改变那座城市。关于一名被指腐败的原公安局长遭到处决一事,他掌握着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

他拿起我的手,亲密地在我的手掌上写字。我说我该走了。

在外面的大街上,黄济人的电话响了。他说,公安局长想见他。他说要先把我送回高铁站,再回公安局。他还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想采访王立军,他都能安排。我熟识的中国人证实,黄济人的确是在给王立军写传记。个性张扬的王立军会戴软呢帽,据说还亲自验尸。

我很想采访王立军。但回北京后,想到毛泽东时期的歌曲、拉上窗帘的提议、看似时间恰好的公安局长来电、对手的抚摸,我相信重庆是有什么东西腐烂了,不确定独自一人再去那里是否安全。当时,我是后来更名为《国际纽约时报》(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的《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自由撰稿人,没有北京分社的资源可资利用。于是,我放弃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英国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在重庆去世,似乎是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死的。一连串的事件开始上演,最终导致薄熙来、薄妻及王立军身败名裂。如今,他们三人均在狱中服刑。而毛泽东依然深受重庆穷人的欢迎。

人们习惯了印着他头像的货币和车里的护身符,甚至是播放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的闹钟。

但毛泽东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重庆回来后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存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大厅外,我顶着烈日站了好几个小时。人们很烦躁。走近放在里面的水晶棺时,人们开始推搡。

“请不要推了,”我对一个穿红色T恤的男子说。他小声朝我说了一个不宜见报的词汇。当时,我们正走过毛泽东那张没有表情且已经变色的脸。在那一刻,仿佛一枚手榴弹爆炸了。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我与毛泽东:一位时报记者对中国现实的思考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82926.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新闻视线, 时事评论.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