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离真正的崛起还有相当的距离

来源:《南方周末》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7-7,星期四 | 阅读:1,211

提到历史学者,你最先想到的会是谁?是写出《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还是写出《血酬定律》的吴思?如果你没有听过许倬云的大名,就需要补补课了。“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丛书是从全球大视野的史学角度来探讨历史的。许先生更是以学贯中西的素养而享誉学术界,仅是教授头衔、研究员头衔就有20多个,比如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香港大学,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如今已经超过85岁的许先生,回答记者各种采访,还是思路如此清晰。以下这篇关于许倬云先生的访谈,是了解他最好的途径之一。

本文节选自2015年《南方周末》对许倬云的访谈

原标题为《许倬云:人类没有优秀品种》

秦的恶名,有冤枉的成分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几千年最大的变化是周秦之变。秦开辟的统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除了周秦之变,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还有哪些?

许倬云:周秦之际,全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差不多都在大变动中。不同文明提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基督教提出神的概念;希腊提出自然和秩序的概念;中国提出了人的概念。这些概念确定了几大文明系统后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一直关注人的问题,所以在人的处理上是中国最重要的关口。因为时代的转变、历史的进展、外面的侵犯,人与人之间的秩序有好多次不同的调整。这些调整反映于社会的组织方面,反映于思想方面,反映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上。

南方周末:第一次大的调整就发生在从周到秦的转变中。国内很多学者对“酷秦”评价不高,认为其遏制了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你在书中却认为,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性是秦汉奠定的基础。

许倬云:秦是管得比较凶。但是秦的恶名也有冤枉的成分。秦始皇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总结了战国时代几个强国已经在做的事:把权力从贵族手里拿过来,放在中央手里;以专业的官吏人员去管理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照说在中央政府到老百姓之间就没有其他间隔了,只要是户口里的老百姓都是国家的公民。这个观点不是顶错误的观点,只是要看它发展的程度。

秦始皇打了几十年的仗,对社会的伤害不小,他的法令非常严格,后来又有焚书坑儒的“事迹”,这是人们说他残酷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以法家的一套治国,是从秦朝开始的。按照内地的说法是“儒法斗争两千年”“儒表法里”。

许倬云:我们要把儒家和法家的概念稍微界定一下。法家不是独立的一个学派,它是刘向整理图书的时候,把讨论国家治理的一些论文,放在几个人物身上,称他们为法家。其实“法”不是法律的法,是管理方法的法。法家处理人的问题,可是法家跟西方法律管理人的观念不一样。西方的法律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中国的法全部是人际关系上的处理。

最重要的帮助秦始皇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宰相李斯,一个是李斯的师兄弟韩非子,这两个人是秦朝建国理想以及规模的根本。这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而荀子是儒家第三把交椅。荀子著有《富国篇》和《强国篇》。儒家在荀子手上从一种理论变成大家都知道的规则,人要跟着规则走。但他不大许可有颠覆这个规则的人,所以荀子只差一步就到了独、专思想了。荀子认为,国家要上轨道,人民要过幸福生活,个人的感情要放到一边。

我们看汉书上官职的来历,一般第一句话是“承秦制”。汉代的政府组织结构跟秦差不多,只是法律没有秦代那么苛细。汉代还有察举制度,地方上的俊贤先在政府里面做地方官的助手——官员不许在原籍做官,必须派到外地,但他的班底通通是本地人。这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县有非常畅通的消息管道,基层需要什么,不要什么,中央很快知道。所以这个政权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中国是靠秦汉打下的基础,这个基础很难动摇。

南方周末:如果秦制很厉害,为什么秦那么快就亡了?汉之后几百年的乱世,是否意味着秦汉帝国体系第一次重大失败?

许倬云:秦汉秩序为什么会崩溃?社会上起来一批大族,把编户齐民的社会结构隔断了。大族盘根错节,占领了所有政府职位、所有的社会上升渠道。秦汉帝国的体制因此僵化。三国到魏晋就是一个崩溃的局面。

面对崩溃,关起门慢慢调理,也可能调得出办法来,但是来不及了。中国面临外敌侵犯。通西域是因为打匈奴才通的,结果歪打正着,中国的国际贸易长期顺差。另一方面,匈奴远走,漠北地空,匈奴留下的余部,代替匈奴的一些新型民族,在“丝绸之路”周围争夺地盘。跟着这条通商线路开通,力量有限的族群,像羌人、匈奴遗种在社会组织方面有了相当的进步,他们入侵中国。这就是五胡乱华的开始。

这个关口很重要,中国内部民族的大混合开始了。中原在北边、西边吃了大亏,大族纷纷退缩到农村里面,动员北方大批的汉人往南走,开拓东南和西南。于是,汉代没有做完的南方开拓,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中国人的血统变成多元的。祆教、佛教从中亚、西亚传进来,儒家独尊的局面被冲淡了。民间的巫觋信仰被冲淡了。佛道儒三家又竞争又合作,共同占领了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华文化变得更加多元。

“聪明正直谓之神”

南方周末:秦汉之际,帝国的体制已经僵化。人种和文化固然多元了,魏晋乱世怎么让帝国体制恢复弹性?

许倬云:没有一个王朝制度在身边,大族不能独占权力。在北方,新进来的胡人政权希望跟老百姓直接挂钩,所以直接管理民间的机制逐渐出现。北魏武帝时代,解散部落系统,模仿汉朝的乡里制度,重建基层的行政机构。在南方,氏族垄断了大约三个世代之后,也希望建立起一个中央到地方直输的管道,恢复编户齐民的制度。

所以隋唐才有可能重建帝国。唐代还有宰相是世家的习惯,但到唐明皇时代,实际上世家大族没什么力量了。安史之乱把唐朝分为两段:前面一段总结过去乱局,重整秩序。我常常开玩笑说,中国历史最要紧的转折点是唐宋,唐宋最重要的大关口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最要紧的事情是唐明皇的出奔。《长恨歌》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惊破”是很要紧的两个字,“惊破”意味着中古的局面完全打破。要经过一段乱,一段破,破了才能立。从安史之乱到五代,乱得够呛。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外面是有世界性的大事情在发生。伊斯兰教兴起,构成欧亚大陆中间一强大的力量,它一方面隔绝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由它做中间人,并对中国的西疆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高仙芝怛罗斯河大败,中国西部边界从此到葱岭为止,中国从此不能进入欧亚交界处。玉门关外兴起的力量得以在两大文明之间左右其间。吐蕃变成大国,对中国西疆造成重大威胁。

中唐之后,中国要学习从来没有的经验:怎么跟人家平等相处。原来是独霸,谁也比不上我。从日本到今天的阿富汗,谁能跟我挑战?在唐代,中国皇帝还自称天可汗。后面突然发现,跟吐蕃打仗要吃亏,跟回纥打仗,也占不到便宜。这样一来中国慢慢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所以跟吐蕃订的条约是平等条约。

吐蕃常常打败中国西边的部队,吐蕃的国土面积西到阿富汗,东边一直下到中国的云贵一带,往南笼罩大半个印度。可它的天然资源极其有限。就是靠扩张、做生意,跟中国每打一次就掳一次,把中国老百姓掳到西藏去。到了今天维州(四川理县)关口:这里你哭吧,从此你不能回家了。所以今天西藏人有不少汉人的血统。

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在文化上受的刺激很多。印度的知识进来了,伊斯兰教的知识进来了,历法、数学、医学、冶金术、许多工艺,都经过异族的入侵传进来。中国的工艺有了飞跃的进步。中国做瓷器世界第一,因为他们的刺激,中国瓷器上的釉变成新的一种东西,有了光亮的玻璃质地。

南方周末:唐朝是怎样调适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在唐朝,“华夷之辨”是不存在的吗?

许倬云:不存在的。李家皇室本身就是胡人后代。唐朝里面大官、大族、名人,胡人多了去了。

“华夷”自古有之,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名称。但是华夷之间的界线是常常改变的。要说如何承认别国的存在,如何开展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中国是一直都有的。比如唐朝对吐蕃打不大赢,李泌这个天才就说:我们联合回纥、大食来夹攻吐蕃。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利用国际矛盾参与国与国的竞争,打得过的时候要平等,打不过要联络第二、第三个国家实现平等。要知道怎么在国与国之间自处,而不是关起门来称老大。今天的中国离真正的崛起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阶段决不能充老大,绝不能张牙舞爪,没用的。

施耐庵不是瞎说的

南方周末:蒙元之际,因儒家受到打压,道教和佛教承担起以前由儒家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而民间宗教如白莲教等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得以形成。从此,中国官方社会之下,有了一个十分隐秘的地下社会,几百年不绝于缕。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

许倬云:中国的地下社会源远流长。南朝进来的祆教后来跟道教合流出现救世主的信仰。中国本来没有救世主的观念,从南北朝开始,传进来外来宗教,佛教、祆教都有救世观念。

这个观念跟中国民间信仰合在一块,就有种种的民间传承。

朱元璋起来就靠红巾部队,红巾部队的团结就是靠救世主的信仰。不然的话,中国的农夫有什么力气可以跟蒙古的骑兵部队打仗啊。

儒家脱开了皇室政府的尊崇以后,影响没那么大了。儒家知识分子转而研究实用的学问,医学、方剂学。道教佛教跟民间信仰合流,构成后世中国人生活里的基本观念。中医的理论、阴阳八卦,这些都哺育了民间社会。

蒙元时代,华北新道教做了许多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在河北访问过他们的遗存。金庸武侠小说里写的全真七子,在河北,地方治理都由全真教维持:地方建设他们监工,地方教育他们教书,地方医药他们治病……汉军元帅管不到这样的事情。汉军元帅只管打仗、收税。

在中国的南方,南宋开始,每个地区,县一级都有若干读书人家,以地方领袖的角色出现。他们不一定有官位,不一定有财富,但这几个家族人数多、组织良好,肯维持地方秩序。这些人也为政府接下民间的社会福利工作。我是江苏无锡人,太平天国之前,两百年军队不用进无锡。无锡的社会福利是十家左右绅士人家一起合作办的,孤儿院、养老院、奖学金、救济金、乞丐收容所……都不要劳动官府。地方井然有序。钱锺书的叔父钱基厚先生,就是最后一位地方领袖。

这种地方自治,蒙元之际中国北方,南宋之后中国南方都在进行。这种力量一直延续到民国,在抗战中仍有相当的存在。抗战期间,河南西部有五个县民团自保,日本人打不进去的。这五个县的头叫别廷芳。到了最后国民党的部队都打光了,别廷芳还抵抗了一阵子。别廷芳那五个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穷人都有饭吃。瘸子,像我,都有路人帮忙。蒋介石派去的那五个县的县长不过是坐那里看看。这五个县的人自己管理自己。

《水浒传》有祝家庄、李家庄,一个庄头把附近几个县也管下来了。施耐庵不是瞎说的,他采撷了南宋蒙元之际民间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相当程度真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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