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里的爱情

来源:译言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6-25,星期六 | 阅读:817

译者:amps  原文作者:Eve Fairbanks 

原文来源: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

原文标题:lov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原文地址:http://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love-in-the-age-of-big-data/

从前,在西雅图的一家Pony Expresso咖啡店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开始了对这个绵长而又神秘的事物的体验,这个事物已得到了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而我们称其为爱情。

最初的爱情

最初的阶段被称为“盲目的热恋”。这是种让人兴奋纠结,眼神一刻亦不能离开的感觉,这个时候在你的渴望势力面前,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俯首停顿。这个男性,当时44岁的华盛顿大学心理研究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被这个女人异常浓密的黑色卷发和她的创造力所吸引:她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和画家,且和他一样,她也是个心理学家。

他们热切地聊着,让人感觉似乎他们彼此已经认识了很长久。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愈来愈亲近,在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情爱关系的后续阶段里推进着。约翰得知了朱莉在密歇根逐渐形成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它迫使朱莉一个人在森林里度过了如此之久的时光,朱莉也了解了约翰的渴望,渴望深入了解地球最深奥的奥秘,例如时间的本质。尽管他们有所畏惧——他们之前都离过婚——但他们还是吐露着对于彼此的爱慕。约翰钦佩于朱莉在通过帮助“最不健康中的最不健康人群”——贫民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越战老兵而进行医疗实践时,表现出的勇气,而朱莉赞赏约翰荒诞主义式的幽默感。他们一起划船。他们参加犹太教集会。他们结了婚并有了个女儿,实现了约翰长久以来的梦想之一,并在西雅图以北三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森林小岛上购买了一套住房,实现了朱莉的一个梦想。他们争吵过。他们参加过婚姻治疗。他们历经了矛盾冲突之后,变得更加地相亲相爱。

在那第一次约会的二十九年之后,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施瓦兹·戈特曼站在了西雅图喜来登酒店一个舞厅的黑色舞台上,面对着其他250对的伴侣,年轻的和年老的,异性恋和同性恋。他们之间这种夫妻关系上的极度亲密性表露无遗:他们完善彼此的语句,互相逗趣,坦率地谈及了他们的挣扎如何令他们更加坚强。朱莉流下了眼泪。约翰搂着朱莉,轻抚着她的头发。我们其他的人,坐在勾连在一起两两成对的椅子里,向往地看着他们。

爱的艺术与科学

我们来看戈特曼夫妇,是因为这一对人用了刚刚过去的20年来提炼一种带有科学根据的方法,可用以自行建立一个美好的恋爱中的伴侣关系。他们通过一个为期两天的,每一对人收取750美元,取名为“爱的艺术与科学”的讲习班,来对此进行了揭示。“结果看来托尔斯泰是错误的,”约翰在开场讲座上对大家说,“所有幸福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福的关系也都是相似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实证的结果是,没错,有诀窍。”

数十年来,约翰纵向观测了超过3000对的情侣,发现了带有预示性的争吵模式和微妙的举止行为,可以预示一对情侣在数年之后是否会幸福相伴,或者不幸福,或者离婚收尾。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家庭关系理事会的奖项,并成为了愈来愈多的公众痴迷的对象。他登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和“今日”秀节目。由他合著的概述了其调查结果的一本论著《幸福婚姻七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是获得《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

戈特曼的研究结论是,爱情归根到底是“一种思维习惯”,而且思维习惯需要下功夫来慢慢灌输。讲习班里的每个人拿到了放在了一个带把手的盒子里的一套东西。里面是几组卡片,提出了问题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伴侣(“你现在对于成为一个母亲有什么感受?”),或者是提议了带有情欲色彩的沟通方式(“在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互相迎接以一个至少持续六秒钟的亲吻”)。一本手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包括和解释了一些会在恋爱中发生的可怕事情:争吵是“令人遗憾的事件”,令我们感觉良好的事情是我们的“沟通礼仪”,令人遗憾的事件暴露出的隐秘的内在分歧是我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薄弱环节”。

当我在距离舞台两排人的我自己的座位上观看着戈特曼夫妇时,我也感到了焦虑。我也带着我自己需要解决的情感问题而来。

被赋予使命的爱情


一些传统的阿拉伯文化认为,当你坠入情网时,你的爱人偷走了你的肝脏。古代的中国人告诉他们的孩子,爱可以拿走你的心。浪漫的爱情,在更加古老的人类文化中,往往是某种隐晦的东西。它包括了实实在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解体的感觉。它使我们的行为失去理性,在我们的生活这块灵巧的编织物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引诱我们穿过它进入一片恐怖地带。“你们听闻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以民间故事里的爱情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威廉·杨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人类历史上,婚姻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次(Stephanie Coontz)写道:

人们认为一生的相伴“太过重要”,重要到不能以爱情为依托。婚姻是一纸买卖合同。家人们用它来获得土地,来创造其后人可以倚赖的遗产。爱情抵触这些类型的合乎情理的考虑。

在十八世纪的西方,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年轻人得以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并且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来决定结婚对象。启蒙运动令选择自由成为了一时风行。词语“单身女性”出现,算是相对于恋爱中的幸福女人而言的一种感伤形象。

以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中有关爱情的信仰的发展为研究内容的英国哲学家西蒙·梅(Simon May)表示,自从基督教信仰的退隐而相对主义的兴盛以来,我们在寻找爱情上寄予了巨多的重要性。“人类的爱情,”他在其具有权威性的论著《爱情:一部历史》(Love: A History)中写道,“被普遍地赋予了使命,去实现曾经被认为是只有神圣之爱才能实现的事情:成为给予我们价值与幸福,以及超越痛苦与失望之力量的最终源泉。”我们习惯于在为了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而作出的投身中,或者在我们对一位仁心永具的牧师的信任里寻找的根基,我们如今从个体,变幻莫测的人类身上寻找着。

在我了解了西蒙·梅的,爱情“如今是西方世界里未经宣告的信仰”的理论之后,我开始看到这个理论的依据无处不在。“当你开始认真对待它的时候……(爱情是)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唯一的足够崇高的意向。”美国作家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在她的成名作《蜜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Bees)中写道。在葬礼上,我们颂扬已故之人其爱的方式,赞此为其人生具有意义的最终体现。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其令同性恋婚姻得到全国性法律认可的裁决中,将婚姻视作了人类其它所有不可或缺的快乐,从“表达”到“精神生活”,其最终的源泉。同时,脸书现任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忠告年轻的女性们,她们对于一个伴侣的选择,是她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梅看来,我们不再像旧时的文化一样,视爱情为“最鲜有的例外”,“而是在我们几乎所有对其心持信念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离婚率的增长,社会心理学家们陷入了困惑。认识到婚姻幸福明显晦涩难解的特性,然而又乐观于科学可以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他们开发了大量的创新型技术,来研究是什么东西貌似促就了婚姻的成功或失败。他们让情侣们写下对于彼此憎恨或喜爱的每一件事情,其次研究这一对人随后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时的亲密程度。他们甚至让情侣之间产生争执,让他们就假期出游如何将行李装车而进行讨论,同时各人转动实验室桌子下面的刻度盘,对其伴侣的所起到的帮助作用作出评估。有一项研究表明,一起去做新奇事情的情侣们,其恋爱进展地更加顺利。另一项研究显示,曾经被认为是恋爱中一个不成熟标志的激情,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以创造极具深度的亲密性。就我们的幸福而言,考虑到我们的恋爱伴侣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调查研究开始表明,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相比正确的饮食或是拒绝吸烟,对于长期的健康更加具有预示性。加拿大渥太华夫妻与家庭研究所的休·约翰逊(Sue Johnson)告诉我,她感觉似乎“身处20世纪于人类而言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中。”

“想象一下,证实所有那些诗人和哲学家们在很久以前就是错误的!”她说,“最终,我们可以了解爱情的意义,而且竟然可以慎重地来塑造它。”

寻找度量婚姻幸福的方式

最近的一天下午,戈特曼夫妇在他们西雅图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谈及了约翰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如何将其转化成了戈特曼方法。朱莉穿着一件青绿色衬衣,戴着大大的耳环,她厚厚的黑色卷发间夹杂着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般的一缕白发。个子较小,有着鹰钩鼻的约翰,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圈白发上面是一顶圆顶小帽。他随身携带着他无时不在的便笺本。

他们在1989年创办了儿童抚养互助小组——只有十对夫妇,一周一次地在西雅图犹太社区中心探讨生养孩子方面的苦乐成败。约翰把它当作了一处实验场所。“他所做的事情全都和观察与学习有关,”朱莉说,“而我会迅速加入和探讨他们的情感,寻找试图帮助这些父母的方式。过后我们俩会有这些重要的讨论,并置之一笑:’你为什么要想办法帮助这些人?’约翰会说。而我会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约翰开始以情侣们为对象进行研究时,他倒是属于需要帮助的人。他在布鲁克林和新泽西长大,是个没有多少朋友的书呆子。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的爱情生活永远给人以动荡和悲惨的感觉。他发现难以对与他在一起的女性感到满意。在一段维持了两年的交往中,他与女友之间的争吵如此之频繁,以致最后患上了由压力引起的肺炎。

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时学习的心理学,给了他一种方法来利用他善于解决问题的头脑攻克他自己的孤独之问题。如同一个科学幻想中的机器人将电极固定在它的人类受试者身上,以试图弄清楚他们的情感来源,约翰开始创建研究目的极尽明确的试验:一段愉快的男女关系是什么样子?置身其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在他遇到一个名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心理学家时,他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每个人原来都恰好可为他人提供需要。莱文森正在通过测试人们受到击震之后的心率和汗腺活动,研究他们对压力会产生怎么样的不同反应中,显著的差异性。通过与约翰合作,他说他终于觉得,比起施行电击,他似乎正在致力于某些更具个人关联性和情感丰富性的事情。同时,通过与莱文森联手,约翰认为,相比人们在调查中的自我报告,他有可能发现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可以度量婚姻幸福度的方式。

他们的合作致使约翰创建了一间真实存在的模拟公寓,在里面,情侣们可以一起去做类似做饭和看电视这样“平常普通”的事情。“就像躺在床上,还有吃早饭,”他说,“只是你身上连接有电极……另外有悬在天花板上的监控镜头。”然后他利用计算机的新兴能力来分析来自交流互动中的大量数据。在解读面部表情方面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数小时的视频资料作出评估,就高兴、厌恶和恐惧等情感表现,对情侣们作出等级评定;助理人员就积极和消极情感,对情侣们有关其交往历史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编码;还有在情侣们谈情说爱和争论吵架的时候,由机器对他们的心率和血管张力进行不间断的测量。

数年之后,这两个心理学家再进行跟进,看看哪几对情侣幸福美满,哪几对已经分开。他们连同之前收集的所有数据一起,将这个信息输入电脑,并让电脑来建立将某些行为及生理机能与长久的幸福关联起来的等式。显现出来的,是在让爱情持久方面引人注意且往往令人讶异的观测报告。他们发现,保持愉快关系的情侣们在交流时会用到很多的“我们”,而结果是不愉快的情侣们用的是“我(主格、宾格)”和“我的(物主代词)”。他们同时发现,当具有一个良好长期前景的伴侣们在争论时,他们总会达成一个比例:五条正面评述相对一条负面评述。“那个时候,人人都沉迷于这样的想法,浪漫的恋爱交往中充满着热情迸发,”莱文森回忆说,“呵,这不是研究发现。情侣们能够冷静下来,缓和情绪,一定程度地降低彼此情绪激发的临界水平,这些方面的能力,才是预测这段婚姻是否会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因素。”

最初,这两人的手法被认为是危险地有悖传统观念。约翰回忆说,“当鲍勃(Bob)和我还是正在接受任期评估的助理教授时,我们的评委会说,’瞧,你们几个都疯了。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来预测单个人的举止行为,我们怎么来预测两个人的行为?你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批准。’”但当大量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时,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约翰获得推选以主持美国心理学协会家庭心理学研究组的工作。《纽约时报》扼要描述了其研究发现。在约翰曾经因为爱情而感到无望迷茫的领域里,他开始感觉到,他似乎可以在一家餐馆里偷听到坐在他对面的一对夫妇的交谈,而且有种感觉,他们的离婚可能性相当之大。

“约翰拥有这些卓越的洞察力,”朱莉告诉我,“但是还没有把它们利用起来。”

分歧里的梦想

与约翰不同,朱莉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介入性治疗为中心。因为有一个情绪严重不稳定的母亲,朱莉早早地就开始了给他人以抚慰。“在中学里,我没有朋友,”她说,“我有安抚工作要去做。”

她专项研究个人与团体治疗,而非夫妻治疗,但她被她丈夫的研究工作所吸引。她同样了解,大多数寻求个体治疗的人在他们的恋爱交往上亦需要帮助。因为她的离婚经历,她熟稔由艰难的爱情造成的极度痛苦。她从那段婚姻中净身而出,除了一条西藏跪毯、一个睡袋和一只猫。

朱莉记得,在出了西雅图的萨利希海一起划独木舟时对约翰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用你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情侣们呢?”他们用接下来的一年,以约翰的研究为基础,创建了一套有关良好伴侣关系的主理论。他坐在他的红色椅子里,她坐在一张软垫凳子上。“我们争论了很多。”约翰记得。

“哦天呐,我们争论了很多。”朱莉说。

开始时,约翰迟疑于是否要接受朱莉从她数十年的治疗实践中得出的,一些关于恋爱的观点。“我觉得,如果没有确凿的依据,我们不会把它放到理论中去。”他回忆。惯于公式化的他设想,戈特曼方法将会包含严格的一套由14个具有良好条理性的部分组成的课程。朱莉想要的是较宽松的一套指南。她说:“我简直要抓狂,因为我以人为工作对象已有20,25年,所以我了解人们对于治疗的反应,在方式上有巨大的差异性。”她向约翰露出了一个逗弄的微笑。“他必须认识到怎么样来尊重我的学识。好不容易。”

他们设想,一种愉快的关系是由七个层面连贯地构建而成。基础是坚定的友谊,依据的是约翰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发现,发现能更加流利更为详细地谈及彼此及其过往的伴侣们,其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接着是有共同的赞赏对象,“响应”彼此的沟通努力,以及培养与相互陪伴有关的积极情感。一旦要素全部到位,一对伴侣能够顺利学会应对他们之间的争吵,借助除去其它技巧之外的,他们称之为“分歧里的梦想”的一种方法,借此,人们可尝试在一个伴侣貌似消极的态度里看到积极的愿望。最顶层——一种极其融洽的关系的顶极——是确立一种共同的目标意识,并且帮助实现彼此的愿望,例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是漫游世界。

这种“带着分歧的梦想”方法受到了戈特曼夫妇自身婚姻冲突的启发。

他们曾为是否要购置第二套住宅而争吵过。对朱莉而言,回到她童年时的安全场所森林里生活是一件优先之事。约翰最初表示拒绝。他们经过许多“分歧里的梦想”的讨论发现,约翰的固执来自于他自己受到的教养。他的父亲,一位拉比(犹太人对师长与有学识之人的尊称),在二战爆发前不久,只带了“一些糖和一只柠檬”逃离了维也纳。关于不受包括了房地产在内的财产羁绊之感觉所带来的力量,他劝告他的儿子说,“你可以倚赖的唯有的财富,它们在你的头脑里。”

最后,在一年来的争论和突破之后,戈特曼夫妇感觉到他们似乎已经完善了他们的方法,因此他们招收了一个搭档来帮助他们将其转变成一项业务。刚开始,他们通过张贴广告和在治疗师的候诊室里放置宣传手册,来招募人员参加他们的讲习班。而在数年之后,如此积极有为的大力宣传已经没有必要。成群结队的人蜂拥来到工作室,随后是戈特曼夫妇的网络商店。商店里有产品出售,比如一款棋盘游戏,可以将代表以小塑料块的你和你的伴侣带到一段行程里,穿过硬纸板棋盘从一边到另一边,经过一些步骤来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关系。

“婚姻承担了如此之多的责任,如今还有你的社会支撑体系,”朱莉思考说,“人们到头来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认识。”

爱情是个迷宫,我们需要向导

回到戈特曼方法讲习班,我们500个人周期性的打乱配对进行练习:20分钟练习对彼此表示欣赏,30分钟设法解决一个造成了我们“长期存在的隐患”的严重问题。有要从我们的一套东西里抽出来的提示单:一张主列表上面有100个形容词,在你赞扬你的搭档时可从中作出选择——勇敢、可靠、热情——还有一些当我们在争论中不知所措时可以使用的台词。对不起,我感觉喘不过气,我们可不可以停20分钟?

我带着怀疑而来。然而不到两个小时的练习之后,我发现自己已被情感的潮水淹没。所有的概念绝对抽象得足以在我的交往中找到确切的类似情况。在我识别出形容词列表中我男友特别的美好品质时,我感到一阵的温暖和平静。约翰的实验室研究所推定出的本性,对于支撑用以巩固长久之爱的镇定自若方面的生理机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叫做“爱情地图”的练习,让我思忖我们友谊中的裂隙和填补它们的方法。分歧里的梦想练习,帮助我去了解我的男友在抚养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方式上寄予的,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希望。

戈特曼夫妇在讲座中,表现出了夫妻间奇特而敏感的相互作用方式,与我在采访中观察到的相同。在一个令人难忘的课时中,他们分角色上演了过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先是处置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如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约翰因为朱莉过分担忧他们女儿的健康状况而苛责了她。朱莉萎靡在了讲台之上并且真的哭了。接着他感同身受般地重新开始,从她小时候由于父母的疏忽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这样的个人经历出发,温和地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我们在看到朱莉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都吸了口气。突然之间地,改变那些可怕的争吵其发展轨迹,那些感觉似乎正在分裂我们之间伴侣关系的争吵的发展轨迹,似乎存在可能性。我们看到了它的发生。

郑重地声明戈特曼方法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恋爱交往,这样的人不难碰到。上个月,我致电了位于英属哥伦比亚南部名为最佳婚姻的,数千家应用戈特曼方法进行治疗的夫妻治疗所中的一家,并请求转介于愿意交流的夫妻。数对夫妇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热切地要求接受采访。

49岁的邦妮(Bonnie)告诉我,她与他的丈夫布莱恩(Brian),“绝对的一对灾难型夫妻”,正准备要结束他们的婚姻,然而一年以来两周一次的,戈特曼方法中的意见提供“彻底扭转了局面”。50岁的唐纳德(Donald)说他也已经放弃了他与唐娜(Donna)24年的婚姻。状况一直不断,彼此已渐行渐远。

但与来自戈特曼夫妇的术语的偶然交会——“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沟通习惯”,以及“响应”——突然之间赋予了一直是为男女关系全部的,不可言传且神秘的情感漩涡以意义。这让他们感觉到了可以有所作为。唐纳德开始每天下午都给唐娜发送短信:“今天你过得好吗?”在他与一位脾气暴躁的同事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之时,唐娜表达了她对他的钦佩,告诉他她是多么地得意于他对此作出的得体应对。在唐娜因为感冒而打鼾时,她说,“老唐”原来会因为“恼怒烦躁”而惊醒她。替而代之地,他采用了戈特曼夫妇首创的“柔和式起始”,温和地唤醒她,表示对她咽喉痛的关切,之后再在工作之时给她发去信息以感谢她睡去了床铺的另一头。

如果不是通过Skype和他们进行了视频交流,我绝不会了解到这俩人曾经有过挣扎。当他们重新讲述他们如何相遇的故事时,画面中的他们互相依偎,咯咯地笑得像热恋中的高中生一样。

“我们注意到了彼此。”唐娜笑嘻嘻地向唐纳德吐了吐舌头。

“她在一个阳台上,”唐纳德回以微笑地说,“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我还得以看到了朱莉应用戈特曼方法向一对夫妇,珊特尔(Shantel)和保罗(Paul),提供建议。这一对人来自西雅图一个比较贫困的街区,在2007年时,他们得到了免费的治疗,作为交换,他们答应成为被拍摄的对象,来协助培训其他的戈特曼方法咨询师。我的打算是稍作几分钟的探究,以对朱莉如何开展工作有所了解。但结果是我在某个下午观看了六个小时的咨询服务过程,目不转睛。尽管保罗和珊特尔在他们的详细情况上原本与我和我的伴侣差别不大——他们有孩子,但在保罗遭遇枪击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低潮——在朱莉的沙发上,他们俩一起表现出来的如此之频繁的逗弄与责备交替的手舞足蹈,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恋爱经历:轻佻的交流,对彼此的深切关心,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对彼此缺陷的嘲讽,当触及彼此迸裂的伤口时突然之间的怒火爆发。珊特尔在描述保罗如何对她进行指责的时候哭了起来;保罗在回忆起被他的教母遗弃和他如何地害怕被珊特尔拒绝时,也哭了。

我在七月末指致电了珊特尔。如与我交流过的其他夫妻一样,她认为是戈特曼方法“维系了我们的婚姻”。她和保罗自少年时代的相遇起,基本上就已成为了彼此在这个极其暴烈的世界里唯一的避风港。保罗在十几岁时卷入了毒品交易;后来,这一对人又陷入了弱肉强食的借贷危机,并且一度无家可归。除此之外还有如此的事实,他们选择了彼此来抵挡住这样的动荡不安,不是以解决问题的默契性检验为基础,而是基于爱情。

珊特尔说:“每次我们陷入激烈的争吵,我们觉得这并非一定是’无可避免’。”朱莉的技巧给予了他们一种方式来穿越这惊人的错综复杂,亦即一段基于爱情的婚姻。“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可以察觉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呼吸’,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身处如此情形,我们甚至已经没有办法投入而且给予彼此空间,”她告诉我,“当我们在‘响应’彼此的时候,我们喜欢告知对方。‘嘿,这会儿我正在努力去响应你。我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不公平。’别人对此也能够作出接受,因为我们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在修复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上,相比在公开场合,戈特曼夫妇在私底下的看法要微妙得多。“有些时候,实际上,人们的愿望不相契合,”约翰考虑说,“治疗之所以可能失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感觉到了他们对处于痛苦之中的伴侣们深切的担忧——他们多次问及了我自己的恋爱交往。他们对于爱情存在掌控可能的美好展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努力,努力去抚慰身陷令人生畏的复杂状况里的伴侣们。“哪怕你可以给谁一点点有价值的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那也是有帮助的。”朱莉说。

我仍然不太清楚我的恋爱交往接下去会怎么样。不过我带着要试一试戈特曼夫妇的技巧的想法离开了工作室。他们令我想起了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里的一句话:“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切皆有可能……即便是在更多的事物是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的这么个世界里,还有你所看到的万象中的秩序,皆在于你自己,犹如迷宫中的一串字符,不致于让你迷失方向。”这门新兴的爱情科学,或许就是日趋巨大与空洞的当代情爱迷宫中的一串字符,相比我们创造发明了超过50000年的,其它所有思考爱情的方式,不会有更多的确凿性——但我们需要这串字符。

插图:Jun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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