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周末静悄悄:机器人来了,工厂灯灭了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6-11,星期六 | 阅读:1,526

撰文:彭博社

编辑:刘馨蔚、陈培艺

翻译:孟洁冰

世界工厂站在转型岔口,不管怎么走,工人最受伤
“工厂老板快要把资金用完了,政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如今的周日午后,东莞街头常常是冷冷清清。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几乎每个街区都有工厂或者工人宿舍。有家工厂挂着红色的招工横幅,上面说有足够的订单让生产线忙上一年。当地人说,这条横幅在这里至少挂了两年,现在早已时过境迁。

就在几年前,这里的景象还完全不同。即使到了星期天,东莞的街道上也是熙熙攘攘,烟囱里冒出阵阵浓烟。这座城市曾经是中国出口繁荣时期的中心。东莞地处深圳和广州之间,主要依靠台资建设起来,制造玩具、家具、鞋、手机等各种产品。

除了在当地出生的72万外来人口子女,东莞的800万常住人口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其他地方。许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工厂女工小余也是如此。现在,她正考虑回到她20年前离开的重庆老家。

“现在是最不好的时候,”小余说,她的收入比刚来广东时高了近两倍。“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的都是小厂,可是这次大厂也受到了影响。我在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当地的发展很不错,他们一直想劝我回去。也许现在该换个环境了。”

小余工作的服装厂为西方品牌供应产品。一年前,生产车间后面的灰色宿舍楼里还还住着2000多名工人。现在,只有大约100名工人留在厂里,老板已经把大部分的生产转移到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

为了不让政府找更多的麻烦,小余只愿意透露她姓什么,她和部分同事在今年年初去了当地的劳动局,抗议这次减产裁员。她说,政府方面告诉工人们要有耐心、保持沉默。小余透露,这家公司聘请了更多的保安来监督工人,确保厂里不出乱子。

广东省惠州城区景色(摄影:Qilai Shen)

东莞位于广东省省会广州这个古代贸易港以南的珠江三角洲,是这里拔地而起的众多城市之一。深圳、佛山、珠海、中山和其他地方都是在香港以北的沼泽地上兴起的城市。如今,它们构成了拥有4200多万人口的连片工业区,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城市。

这场工业革命让广东省的经济总量提升到了1.2万亿美元,比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中国的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依然出自广东,包括一半的手机和80%的微波炉。

竞相升级

六年前,如果你买了苹果(Apple)的iPhone手机或是耐克(Nike)的运动鞋,这些产品很可能产自广东。但是,随着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减少,广东省的企业现在都在争相升级或搬迁。

“随着劳动力成本和整体生产成本的上升,压力越来越大,”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和电视机制造商之一的TCL,已经把部分生产环节搬迁到武汉等中部城市。

据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16 BusinessClimate Survey)显示,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超过一半的会员认为,成本上升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或者正在计划把产能转移到中国境外。

传统出口模式的衰落促使中国政府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了行动。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接受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在实现从廉价劳动力和债务拉动型出口模式转向更多基于创新、内需和服务拉动模式的目标方面,广东可以树立起典范。2012年,习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几周后到深圳视察,并向邓小平雕像敬献了花篮,三十年前邓小平就是在深圳打开了中国市场开放的大门。

中等收入陷阱

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拉动转型,是中央政府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内容。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生产力和利润率无法跟上工资增长的现象。这促使一些省部级领导人用中国管理者们喜欢的格言作为口号,鼓励各个地市吸引新型企业,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

广东省原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腾笼换鸟”,意味着让老企业离开,用价值更高的新型企业取而代之。

据《广州日报》2015年3月报道,接任汪洋的胡春华提出,广东将在未来三年投资9500亿元,推动2000家公司进行升级改造,开展“机器换人”。现年53岁的胡春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之一。这篇报道还提到,预计此举不会造成大量裁员。

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2015年东莞用机器人取代了43684名工人的工作,让这些工厂节省了近10%的成本。

广东省惠州市利元亨精密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淼表示,该公司的客户每购买一台机器人来取代人工,政府就会提供高达5万元的补贴。

“广东省各级政府一直鼓励企业尽快以机器换人,”卢淼说,“预计我们的业务今年增长超过50%。”

最终的结果就是不需要开灯照明的所谓“黑色工厂”,因为生产线上只有机器人在工作。在距离东莞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惠州,李东生在TCL公司的总部接受采访时说,该公司也有制造LCD显示屏的机器人工厂。

“就整个社会而言,有些工人可能会下岗,”惠州市市长麦教猛说,“但是这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

淘汰企业

一些当地官员说员工下岗已得到了控制,但不愿透露关闭或者外迁企业的具体数量。深圳在1月份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座城市在过去五年里 “淘汰”或“转型”的低端企业超过1.7万家。

官员们也提到了广东省如何吸引新型企业尤其是企业家,如何打造校园式的、有别于当地工业鼎盛时期严重污染工厂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他们说这项计划是为了“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惠州宣布,每年将投入10亿元用于招募人才,对顶尖人才奖励别墅并提供现金补贴,希望未来五年引进超过1000名博士。不过在产业转型方面,广东省的其他地区都不如深圳那么成效显著,这个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城市。

这座城市有1100万常住人口,是中国科技初创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企业为高级员工提供的薪酬待遇接近硅谷的水平。深圳市政府为“杰出人才”提供600万元的奖励补贴。

深圳还拥有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几家企业,包括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不过从整个广东省来看,大多数城市都难以走上深圳的转型之路。许多城市依然依靠旧有的投资模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政府开支。广东省宣布,计划在今后五年投资1.43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建设158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依赖廉价商品

珠三角地区争相进行产业升级,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中国工业基地和全世界消费者都依赖于廉价的中国商品。

过去30年来,广东创造了工业发展史上少见的一个时期:资金、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相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各种生产要素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全世界最大的船舶(可装载1.9万个集装箱)可以停靠在深圳港,装满商品运往全球各地,这些商品的制造地点相距不超过100英里(160.93公里)。

TCL公司惠州工厂的工人在组装电视机(摄影:Qilai Shen)

工厂搬到中国其他地区,也许能够减少工资成本,获得更廉价的土地,但是会失去广东过去30多年打造的供应商、物流和服务的集中优势。

制造汽车导航系统的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高大鹏说,工厂搬迁到重庆等内陆省市,只能节省大约10%的总成本,但这意味着工厂将远离供应商数百英里。他表示,该公司还不确定是否值得搬迁。

然而,广东省的工厂持续关闭,引发了工人的不满情绪。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统计,去年中国的罢工和抗议次数增长了一倍,在886次制造业抗争事件中,有267次发生在广东省,比排名第二的省份高出两倍之多。

去年,微软公司决定关闭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营的老诺基亚工厂,引发数东莞千名工人上街抗议。

一些担心报复而要求不披露其姓名的工人说,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遭到了城市官员的强硬回应。工人们说,他们的手机受到了政府的监控。

“没人喜欢现在的这种处境,可是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工厂女工小余说,“工厂老板快要把资金用完了,政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像许多企业一样,如果小余把家搬到重庆,最大的不利条件就是成本以及环境的剧变。她的儿子在上高中,她丈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饭馆。

由于新型工厂使用机器人生产,初创企业只雇用几百而不是几千名员工,在数百万把广东打造成超级工业大省的外来务工人员中,许多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重返家乡。

40岁出头的杰里·杨(Jerry Yang)是位生产线经理,他的老板减少了生产,让他感觉像遭到了背叛。“我把青春卖给了东莞,”他说,“看看这里是怎么对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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