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政治悲剧的记忆靠谱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6-6,星期一 | 阅读:1,163

政见特约作者 任其然

1975 年 6 月 25 日,在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要求下,印度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宣布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Emergency)。印度共和国翻开了它 “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的 21 个月,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黑洞。它饱含了深不见底的恐怖,让人不忍直视、不愿提起、不想再现。在这 21 个月里,中央政府扩展控制,警察权力膨胀,新闻自由遭到打压,反对党领袖被逮捕入狱,大城市的贫民窟遭到强力清除,上百万男人被送入生育控制营——实施输精管切除绝育术。

对这样一段历史,印度人显然铭记于心。每到紧急状态的周年纪念之时,总会有新书出版,讲述那段历史,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而新的社会运动遇到政府反击时,也总有人出来提醒:紧急状态会随时卷土重来——今年二月的尼赫鲁大学事件中,人们就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紧急状态:印度共和国的历史伤疤

为何要施行紧急状态,历史学者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基本史实是:1970 年到 1975 年间,印度的经济状况、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在古吉拉特(Gujarat)和比哈尔 (Bihar)邦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学生、中产、中上层农民都卷入到了抗议中。与此同时,总理英迪拉•甘地挟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胜利后民望高企之势,尝试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路线大加推广:银行国有化、控制资本和外汇、提高国有企业比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迪拉甚至不惜将建国以来一直执政的国大党分裂成左右两派,把对手(辛迪加派、右派)从党内驱逐出去。

1974 年,社会活动家斋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简称JP)在比哈尔升级社运,矛头直指英迪拉政府。借助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给出的英迪拉选举违规判决,反对力量希望一举夺权。

而英迪拉没有坐以待毙,随即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驱散运动、巩固权力、修改法律,以避免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以高度集权为依托的社会改造(“二十点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妇女平权, 生育控制等等),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

直到 1977 年 3 月,甘地夫人举行大选,本以为胜券在握,但却以失利告终。政府更迭,紧急状态宣告结束,英迪拉也随之下狱。紧急状态的一页,就此在印度历史上翻过。

人类学家如何书写苦难

历史的结束,也是历史书写的开始。

有关紧急状态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井喷而出,至今不绝。然而,这 21 个月的很多历史档案,都早早被英迪拉销毁,历史学家们对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始作俑者的真实动机为何、又孰是孰非,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宏大的历史场景自然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有些距离我们不远的历史,当其事实纠缠不清纵结横绕时,人类学家也许能在反思中助上一臂之力。

诚然,人类学面对这类主题,难免因为其相对微观的视角而陷入 “低空飞掠” 的尴尬。然而,记录苦难,记录人们如何讲述、记忆和遗忘苦难,却算得上是民族志研究的特长。民族志可以深入其他研究所不能触及的领域,在人和人的互动经验中,揭示出国家机器的微观肌理。

按照印度裔人类学家薇娜•达斯(Veena Das)的说法,传统人类学受到社会学理论 (恐怕是涂尔干一脉)的浸染,过于关注静态的社会结构,而较少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event)。但是在有些事件中,社会肌理的各个部分,各种组织、结构、行动者,都集中地展现出来,并且在特定的环境中,呈现为出人意料的结果。达斯把这类事件称为 “临界事件”(critical event)。进而她认为,研究国家(state)的人类学家, 应该关注这些事件,从其中的微观互动,得到对社会的宏观把握。

人类学家 Emma Tarlo 正是带着这样的视角,研究紧急状态的历史与当代印度人对紧急状态的记忆。她在 2003 年出版民族志《搅动记忆:德里紧急状态的叙事》 (Unsettling Memorie: Narratives of the Emergency in Delhi),解读德里徙置居民区的诞生和其中居民的历史回忆。Tarlo 告诉读者:紧急状态正是这样一个 “临界事件”,它展现出、也在结束之后持续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 “记忆” 中不断 “遗忘”

正如福柯曾经以战争比喻指出的那样,历史书写和叙述总是选择和丢弃的过程,这意味着,无论事实是否那么准确真实,总有一部分事实被讲述,另一部分事实则被镇压。而在讲述他们当代历史的苦难,讲述紧急状态的故事时,印度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根据 Tarlo 的总结,围绕着紧急状态,有两种前后相对的叙事。第一种是推行紧急状态的英•甘地政府的叙事——极力抬高紧急状态,称之为 “为了印度的未来”。这一叙述中,紧急状态带来良好治安,官僚效率提高,城市美化,人又得到控制,社会经济情况好转。

另一种叙事则将紧急状态描述为历史污点,黑暗的地狱。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甘地夫人的政敌。1977 年 3 月后,他们将这 21 个月视为走向独裁和奴役之路,并且把紧急状态的最终结束,看作他们自己不懈斗争的胜利,看作印度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结局。无独有偶,不少知识分子也加入这一叙事。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在《午夜之子》里控诉英迪拉的印度裔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

Tarlo 敏锐地看到,无论是政府在紧急状态中的语言,还是之后 “战胜” 政府的反紧急状态叙述,其实都是精英阶层的构建,或者说,都是官方叙事。而在这种叙述—反叙述的拉锯中,紧急状态的历史本身,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 “无声” 的领域——它缺少自己的语言,缺少细节,缺少真实感,更缺少非政治领袖的、看起来 “盲目” 无比的 “人民” 的言说。于是,对紧急状态的 “记忆”,实质上成为了两种叙述的来回拉锯,而这一来的结果,是人们对历史本身,以 “记忆” 的方式实现了遗忘。

和失忆同时存在的,是记忆本身的不靠谱。在对德里居民的访谈中,Tarlo 屡次发现,人们把经历的许多历史时刻混在了一起:当问到紧急状态前后的故事时,有人把印巴战争中实行的紧急安置,和紧急状态中城市美化工程的棚屋拆除计划混为一谈;有人把 92 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族群骚乱当成紧急状态施行镇压的原因(前后差了快 20 年);还有人把紧急状态理解为了单纯的绝育计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把政府的叙述或反叙事当作历史真理的,更是大有人在。

记忆能告诉我们多少历史真实?在口述史流行的今天,与其追问过去,也许不如追问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构建起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一张输精管结扎证明书换一块土地

独立后的印度不仅承袭了英印政府的文官体制,还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展了官僚和公共服务系统。

在紧急状态前,官僚系统的腐败、低效率和无所作为常常被人诟病。英迪拉•甘地极权的原因之一,就是想用铁腕对付腐败和臃肿的官僚机器。

英迪拉试图通过扩展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官僚机器效率。这又分为两套做法:一是在行政内,撤换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地方首长,实行直接管制;二是在行政外,由自己的儿子桑杰耶•甘地(Sanjay Gandhi)组织青年团体,在政府之外倒逼官僚体系行动。

紧急状态中进行的社会工程,在内外压力下,成为了一场锦标赛:政府官员在内讨好英迪拉•甘地的中央政府,努力完成下达到各邦的指标——男人结扎、贫民窟拆除;在外,他们讨好桑杰耶,与桑杰耶组织的社会力量合作动员,扩大生育控制与城市更新的战果。

国家的力量体现在声势浩大的社会工程中。在德里,德里发展局(DDA)和贫民窟与棚屋管理部(Slum and J-J Departmeny)联手合作,拆除了老德里大量的贫民棚屋区,把居民赶到城市外围的空间,在那里给他们重新分配土地盖房。另一边,生育控制计划依赖政府和公营部门内部分配的指标,由上到下,一层一层将结扎指标传达下去。各部门之间又实现竞争,竞相提高名额,以晋升或失业为威胁,让育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公营部门职员、政府公务员,乃至政府聘请的普通工人不得不接受绝育。

似乎官僚自己,也成为了自己发起的运动的受害者。但是相比更底层人所面临的连环陷阱,这根本不算什么。

Tarlo 通过研究档案和收集口述经历发现,在德里,绝育和拆迁这两项紧急状态的核心工程连接在了一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这意味着更多人受苦。然而痛苦的倍增,却未必直接来源于国家机器的强力。

Tarlo 在研究中偶然发现了发展局和棚屋管理部的旧档案,详细记录了区内的大部分土地分配记录。在土地分配中,政府要求人们提供绝育证明,或动员他人绝育的证明,人们按着固定的格式填写申请人、绝育人、介绍人……而拿着这些证明,他们可以获得土地。于是,通过一纸文件,在身体、金钱、政府和土地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默契的循环。

在徙置居民区中,动员他人绝育的证书成为了被流通的商品。掮客贩子从区外找到游民、苦力、贱民,给他们一些钱,送他们去政府的绝育营接受手术,得到一张证明。中介商把这些证明卖给区内的居民,居民们便可以免于自己结扎而获得土地。政府官员则从中达到了更高的绝育指标。

对住宅的渴望,对金钱的向往,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业绩的需要,都成为了这个邪恶链条上环环相扣的部分。

Tarlo 发现的这一切令人惊讶:很多人都以为,绝育计划只不过是政府利用紧急状态下的极权强行推动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这里面的运作的,根本就是一整个买卖输精管结扎权和地产的活跃市场。从这些文件,和与之相关的口述资料中,我们能够在微观层面审视国家机器的运作。而我们也看到,官员的权力之大和权力之局限,往往出乎意料。

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在 Tarlo 看来,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机器并不一贯、也并不单纯是一种压迫力量,而紧急状态之中的人民,也不像是诸多后紧急状态的叙事所描述的那样令人同情。这些叙事往往把受害人和被害人对立起来,呈现出道德上的平民与政府的对立二分。然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徙置居民区的访谈中,Tarlo 发现,居民们的受害/加害身份非常模糊。他们被驱逐出城市中心,无奈放弃家园,当然是紧急状态的受害者。但反过来,他们仍然有财力,从更贫穷、更无依无靠的人群那里廉价购买绝育证明——借用他人的身体,为自己增添地产,修建房屋。印度教徒会刁难穆斯林,而穆斯林则会刁难自己社区里更穷的人……紧急状态似乎促成了一条罪恶的循环,每一个受害者,也都可能同时成为他人的加害者。

与此同时,国家与群众,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叙事,在居民区内的个人身上,以更为奇怪的修辞展现出来。Tarlo 访谈了大量居民,她本以为,这些深受紧急状态之苦,被拆屋、被绝育的居民,会对英迪拉•甘地咬牙切齿。然而她得到的答案却往往是:要是英迪拉是现在的领袖就好了。在居民们看来,紧急状态的政治悲剧,不是英迪拉的错,而是英迪拉的良好意图遇到了下属官吏的违背——甘地夫人被背叛了,被利用,下级官员骗了她。

另一些人则觉得,紧急状态是一件好事,至少城市得到了清洁,社会看起来进步了。不少人回忆说,桑杰耶•甘地的城市更新运动是勇敢而果断的改变——贫民窟被拆除,露出了公共建筑——荒地得到了绿化。然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旧家园消失在桑杰耶的推土机下之后,才搬迁到现有居民区的,他们明明是桑杰耶都市拆迁的受害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桑杰耶视为果断有力的强人,指望他能够用铁腕把印度带入现代化。

印度学者一直询问:“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让迁徙至居民区的居民回忆历史时,Tarlo 遇到的问题是,谁是底层?底层在说什么?居民区的人自然是德里下层,他们本身住在贫民窟棚屋里;然而相比他们购买绝育证明的对象,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底层。他们在紧急状态中把自己的苦难转化为了机遇,获得了土地和房产。而他们言说的历史,又一面和国家叙事不同,一面和国家叙述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他们回忆起政治人物的时候。

在历史事件的回忆中,国家和群众,常常分离开来。而在德里的例子里,群众和国家,受害者与加害者,合法和非法,其实都变得相当迷糊。历史悲剧之悲,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惨痛,也包括了事件本身的复杂。人类学家也许会欣喜于这种复杂,然而我们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必须进行的简单化概括:群众必须呼之欲出,历史的正义必须被当下不断审判,但历史本身,也因此必然面目模糊。

女人、历史与政治

Tarlo 并非没有注意到紧急状态的叙事中充满了性别关系。比如在居民区里,穆斯林妇女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拆迁时的绝望:她们来不及穿上罩袍,男人们来不及保护她们。Tarlo 也看到档案中人们用性关系作为武器勾心斗角:在一起土地纠纷中,女事主强行把一处土地的已婚所有者登记为了自己丈夫,相当于抢夺了地权。

然而,性别问题仍然是 Tarlo 在关注紧急状态的政治叙事时,所没能处理到的地方。英迪拉•甘地是个女人——她是印度首任总理的女儿,是桑杰耶•甘地的母亲。她拥有女人的身份,也拥有“铁娘子”的人格魅力和不同于 “一般女性” 的男子气概。这里面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想象,国家(印度母亲)和一整个家族政治的同时呈现,对历史记忆有什么影响?Tarlo 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反而是小说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在英迪拉•甘地的性别上下足了功夫。“寡妇”,萨尔曼•鲁西迪在《午夜之子》中这样称呼甘地夫人,毫不在乎政治正确。

性别问题更关键的一点是,它不仅仅是一套生理上的区别,不仅仅是男女平权的问题,更是一整套权力关系。它是想象的序列,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体与客体。这里还有欲望——被压制的欲望,为国献身的欲望(呈现在几年之后,英迪拉死于卫兵的枪击),对欲望的道德约束(寡妇不再出嫁,“嫁给国家”),对权力的欲望解释。在解释政治悲剧时,我们总能找到某种模仿性别的语言。

Tarlo 没有突出这一点(事实上她也弱化了政治理论,使得这本谈论政治悲剧记忆的民族志,和讨论印度政治与历史的研究之间缺少了一些对话),然而这些记忆就不存在吗?既然挖掘历史记忆本身就像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从遗忘中打捞记忆,那又何必把深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性别结构排除在外呢?

回忆印度历史中的这起政治悲剧,学者与知识仍在和失忆进行痛苦的斗争。Tarlo 找到了历史在今天存活的痕迹——紧急状态的档案和当事人,并把它们发掘出来,呈现在历史愈发模糊的今天。但仅仅这样也许仍然还不够,如果紧急状态的历史仅限于被印度人缅怀,仅限于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那将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它的世界史意义,它的反思价值,它所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的一切,就将继续在记忆中被遗忘,在遗忘中变成无足轻重的呢喃,变成无家可归的幽灵。

我们不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千万不要忘记” 之类的话吗?

参考文献

  • Tarlo, E. (2001). Unsettling memories: Narratives of the emergency in Del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dra, B. (2003).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JP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 Das, V. (1995). Critical event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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