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和农村问题

作者:张鸣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5-24,星期二 | 阅读:1,186

张鸣

一提起民国时的农村,破败两个字是难免的。由于后来革命了的缘故,学界一般都认为革命的发生,跟这个阶段农村的凋敝破产,农民民生的艰难有着直接的关系。贫穷易于导致革命发生,这话有点道理,但并不意味着贫穷一定会发生革命。事实上,整个清朝,即使在盛期,底层农民的生活也是相当贫困的。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底层农民,基本上就是一个糊口经济,相当多的人家,每年的吃饭都得依靠薯类和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知道,在清朝中期和盛期,农民造反事件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

晚清和民国,中国被西方拖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里,农村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说,工商业更加发达了,但中国的市场,已经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内。原本就有一定程度市场化的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迅速被拔高,当然也就易于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出现强烈的波动。本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成长,但发展速度有限,还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常见的现象,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凋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农村衰败,本身是一种常见的现代化病,任何国家都免不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殖民时代半殖民地的国家,当然也会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中国不是某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所以,就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为你负责,在经济上,掠夺多于建设。在政治上,往往帮助周边的殖民地蚕食中国的领土,激化中国的民族矛盾。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文化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民国期间,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北洋时期,国家的统一程度要高些,国家能力也强一点。因此,国民党统治的最初十年,经济状况要好一些,实现了关税的改革,货币的统一等项改革,民族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被人称为黄金十年。但是,北洋时期的经济自由度要高些,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也很活跃,有些地方军阀在自己区域内的建设,也很有可观。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无疑是衰败的,由于城市化程度加速,农村精英离乡的比例提高,加之战乱的因素,农村精英劣质化程度比晚清更加明显,整个农村的武化、黑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割据的原因,农村社会被高度武装起来,原有的乡绅,可能武装化,变成当地武装的首领。而由于民国的建立,原来边缘化的帮会和秘密宗教合法化,也大幅度地渗入农村社会。以至于改变了传统农村的乡绅自治的格局,帮会人士、私盐贩子,甚至土匪和流氓,都可能成为新的乡村精英,成为局部地区乡村的统治者。乡村的武化和黑化,虽然未必达到很深的层次,但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甚至破坏乡村自治的文化,使得需要这种文化和社会结构帮助的农民,陷于困境。

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农村是衰败的,农民的生活跟晚清一样,相当困苦。3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全国14个地方的农民收入情况做了调查,这14个地区分别为成府、休宁、挂甲屯、北满、海宁、上海忠区、黑山县、冀中、宿县、仪征江阴吴江三县、峨眉山、成都附近、芜湖、盐山,应该说,他们所选择的点,已经排除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农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费用为292.21元,超过这个标准的只有两个地区,成都和芜湖,其余的地区均离最低生活线差了很大一截,其中成府和休宁差得最多,分别只有93.12元和88.80元。14个地区农家平均年收入为262.97元。(李宏略:《数字中底农家生活》,《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第97页)这个期间,著名学者张培刚、李景汉和千家驹等人的调查,以及很多官方的农村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相对来说还有所下降。多数农户的经济状况相当脆弱,仅仅是糊口,稍有灾害,就会破产,流离失所。赶上世界市场波动,也会因此而破产。同时,政府的税收,不仅税额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变得更加劣质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为人诟病的包税制,各地军人统治,良莠不齐,差的统治,横征暴敛的程度,往往令人发指。因此,凡是摊上暴政的农民,他们的负担都加重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应付税收,很多地区的农民,广泛地种植“特种经济作物”鸦片,造成鸦片流毒,遍及全国。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农村的贫困化是普遍的,不仅一般农民穷,就是所谓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是,民国时期的社会,也不全是一片黑暗。同时期的上海工人,据30年代的一次调查,有吸烟支出的占92.5%,喝黄酒的占88.5%,饮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穷的工人,每年也会看几次电影,逛逛大世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9页。中华书局,1934年)其他开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过农村。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发生,不仅仅因为城市是“反动统治的中心”,而且还因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积极性。城市兴盛和农村衰败的并存现象,说明当时的农村破败,主要原因,还是世界共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而且自打红色革命发生,民国当局和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农村的破败。虽然说,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和农村建设,除了个别省份,比如山西和广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由知识分子主持的乡村建设,比如定县试验、邹县试验,还是成功的。其他人也在搞乡村建设,资本家主持的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北碚试验,退休军阀段绳武的五原试验,以及数不清的乡绅们自发搞起来的乡村建设试验,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状况,扭转了乡村破败的趋势。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凡是乡村建设搞得不错的地方,红色革命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站不住脚。当时的广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苏区中心地带一些“土围子”,实际上都是乡绅自己搞的农村建设据点,这样实力弱小的据点,居然能在红色包围圈里生存很长时间。当乡村里的乡绅还存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乡绅的主动性,依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

苏维埃时期的红色革命,其实并非一场成功的革命。由于动员的意味太浓,革命频度过高,苏区的土地,几乎一年一动,每年重分,而且,时常要开展打击富农的运动,农民致富,就要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根据根据地自己的统计,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被撂荒。根据地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靠向周边地区扩张,“打土豪”来维持。加之频繁的战争,大量壮劳力被征调当兵,所以,即使是所谓“翻身”农民,生活状况并没有真的好转。在江西苏区的最后岁月,居然发生过多起苏区农民集体逃亡到白区的事件。同理,在中共的夺取政权最后三年的时间里进行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动员的利器。农民不会因分得土地而踏实生产,因为运动中的地权变动频繁,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显然不是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跟党走,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在三年内战时期,在新解放区反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不搞土地改革。

中共农村政策比较成功的岁月,是在八年抗战时期。应该说,在敌后生存的中共及其武装,面临的敌人,远比国民党更加凶残,也更加难以对付。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共,认同自由民主,把自由民主跟民族抗战结合起来。抛弃了从前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跟原有乡村精英中比较有道德感的成员,实现了良好的合作。挖掘传统的乡村道德,建设新的文化,打击二流子懒汉,在乡村实现扎实的民主改革,切实实行乡村选举。应该说,在整个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是在中共领导下实现的。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卓有成就,扫盲,卫生建设,移风易俗,都做得扎扎实实,有板有眼。中共也因此得以从最低谷走出来,到八年抗战结束,变成可以跟国民党抗衡的中坚力量。

其实,民国时期对农村破坏最大的,是战乱。民国时期有频发的内战,还有大规模的外地入侵。战乱对农村造成的严重的破坏,王朝结束,制度变换所无法比拟的。农村生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每每跟战乱有关。一度很多农村的农民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只能靠当兵为生,原因就是战乱。导致中国文化进步中断的,是战乱,导致经济停滞的,也是战乱,对农村最大的破坏,当然更是战乱,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战争,对于农村的摧残,一般都要大过城市。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只要拥有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自己折腾,就有希望。农村和农民,早晚也会渡过现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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