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高支持率之谜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5-17,星期二 | 阅读:1,278

苏梦夏(Larisa Smirnova) 为FT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同中国有着许多相似历史经历的俄罗斯,一直是中国考察自身的一面镜子,但这种观察也往往会陷入脸谱化、简单化的窠臼,尤其是,对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历程,中国缺乏深刻体认和洞见,而这恰恰是可能对中国很有启发的一个领域。本文以独特视角梳理了几十年来俄国历届政府的得失与政治关系变迁的历史,揭示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原因和他面临的挑战。这对理解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现状可能有所裨益,所提及的一些转型困境或许也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FT中文网欢迎各界学者与读者参与讨论,编辑事宜请联络[email protected]

“他能把个人荣誉与政治信念区分开来,认定宽恕高于革命性的报复。”

——罗恩·彻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

2015年11月,《福布斯》杂志连续第三年把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该杂志的评论是:“普京不断证明,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人之一。”接着,俄罗斯媒体和国际媒体不断以困惑的心理,打出这样的标题:“为什么俄国人的日子变差了却越来越支持普京了?”而普京本人的评论颇为机智:“如果你花太多时间考虑你的支持率问题,你将没有时间好好工作。”

但是,对政治而言,支持率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支持率常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但其可测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低。归根到底,政治的核心是决策过程。根据决策程序规则的不同,人们可以形成各种政治联盟,达成各种妥协,以确保某项决策获得足够到的支持。用纯粹的算术来看,在俄罗斯议会,大多数普通法案要通过为法律,需要50%以上的票数,一些特别重要的法律则需要75%的票数(两个法案如何区分由俄罗斯宪法规定)。因此,要让一项普通法案通过为法律,需要争取至少50%投票的支持,要让特别重要的法案通过,需要75%。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支持票,我们实际上就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赞同,所以,不同的立场有存在的空间。只是假设某些法律的通过需要100%的票数,就没有任何异见存在的空间了。

政治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权衡:保持刚刚好,太少或太多都会适得其反。我说得更明确一点:决策程序与民主无关。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参与决策的人数,而不在于决策本身的算术法则。不过,人们发明了“参与式民主”,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并最终为所达成的共识承担集体责任。将一些人排除出决策过程会造成挫败感。他们会觉得,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所造成的问题,可以归罪于决策的参与者。这部分人占的比例越大,政治形势就越不稳定。这恰好就是俄罗斯自由派的情况。2003年以来,他们被排除于议会之外,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叙述。被排斥的结果是,2011-2012年,他们发起了一场质疑普京政策的公开抗议运动(见苏梦夏《俄罗斯反对运动一年记》)。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普京恢复稳定的过程。他的做法是,让多种政治力量参与到决策之中,从而扩大他的支持基础,让他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在这之后,普京要回答如下问题:如何最佳地利用极高的支持率,通过创新式的发展来决定俄罗斯的未来。

主要政治力量:从苏联到俄罗斯

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光谱直接源于苏联时代的政党政治。苏联时期,在一党制内部,存在三股主要政治力量:改革派官僚、保守派官僚、体制外的异议分子。

我自己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是基于儿时的记忆,以及长大后与一些曾参与解体进程的重要人士的谈话。1980年代苏联人的生活在物质上是可以接受的。造成挫败感和最终的社会爆炸的原因可能是:统治精英日益自我隔离,他们只关心如何保持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减少了社会上升阶梯,由一小群人垄断了决策,并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这是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因素,如党内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只起了辅助作用。

我已故的老师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宽容与常识的倡导者。他的《在十字路口相逢》(Meeting at Crossroads)一书在他去世后出版。在该书中他讲述了,1970年代,即使在苏联科学的要塞苏联科学院,讨论也变得极为教条化。任何有个性的观点的宣讲,都会造成无尽的冲突,最终讨论只能在少数密友间偷偷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以苏联标准来看,国家经济繁荣,官僚阶层的力量达到顶峰,他们排斥其他人,甚至体制内的改革派官僚。苏联的这种体制本身就在推动改革派与体制外异议分子结成联盟,双方结盟的条件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具备的。然后,苏联体制就从内部彻底爆裂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最强硬的保守派也不坚信他们的观点是从根本上值得捍卫的。

对苏联保守派的最后一击是1991年8月流产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识形态,只是要回到已经被官僚和教条思维侵蚀、大多数人也不想要的苏联价值观。这场政变不仅没有阻止鲍里斯·叶利钦代表改革派巩固权力,还进一步孤立了同样有改革倾向但更为犹豫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这为叶利钦取缔苏联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91年6月成为民选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1991年11月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宪法”。

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技术性细节见苏梦夏《俄格战争四年纪》),以叶利钦为首的前苏共改革派官僚和公开的异议分子结成联盟,成为新的执政力量,他们被重新命名为“俄罗斯民主派”或“俄罗斯自由派”。前苏联的保守派曾一度处境艰难,但不久后,他们又能利用新政府糟糕的经济管理能力大做文章了。他们重新组织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该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根纳季·久加诺夫为党首。1990年代初以来,该党一直是俄罗斯主要反对党,直到它最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与普京的执政力量结盟。

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各股政治力量的样貌一直基本保持稳定,但根据它们之间的结盟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91-1996年是两极政治,1996-2000年是多极政治,2000年后是单极政治,但异议声音仍有其空间。最后一个时期从2000年开始,但在2011-2012年抗议运动和乌克兰危机后发生了重大转变。

俄罗斯自由派政府:赞誉与批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执政精英最初的共识是,俄罗斯要开始向美式的两党政治转型。但事实证明,这种两党制愿景不符合现实。为了说明原因,我们需要理解美国政治和俄罗斯政治的一些重大区别。

现代美国赖以奠基的冲突主要涉及两个矛盾:首先,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与美国独立之间的矛盾;其次,南方各州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模式与北方各州以自由劳工为基础的产业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这场危机持续了近100年,导致了1775-1783年独立战争和1865年奴隶制被废除。结果有两个:首先,美国和英国的精英达成共识,美国应该独立;其次,美国精英达成共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不可能再恢复了——这在今天似乎显而易见,在当时却是艰难达成的共识。

由此形成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精英内部的默契。第一项默契是,英国不再施加外部压力来改变或推翻美国政府。第二项是,代表美国两股主要政治力量、靠不同经济基础支持的美国两党,将通过合作来克服分歧,并就有可能实现的最好制度达成妥协,而不试图以暴力来推翻彼此,双方承认此为基本底线。

俄罗斯的情况不同。首先,俄罗斯所有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都是同质的(所有俄罗斯人的生存都主要依赖本国自然资源)。他们只是在政治方面意见不同,如教条还是新思维,官僚制还是重视个人创见,精英垄断资源还是与更多的人分享资源。所以,事实上俄罗斯改革的焦点从来都不是真正经济性的。私人企业利益集团或许有一些影响力,但只局限于游说方面,而俄罗斯各股政治力量吸引社会支持基础的真正着眼点,在本质上始终是政治性的。

其次,正如2011-2012年的抗议运动证明的:第一,迄今为止俄罗斯和西方从未达成这样的妥协——西方不通过政治施压来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第二,俄罗斯精英阶层内部从未达成这样的一致——他们会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来优先考虑合作,而不是以暴力推翻政权,以此作为共同遵守的底线。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以为妥协总是容易达成的。例如,即使美国政府也有危机管控机制,如“政府关门”,即在国会不能就某项重大的预算法案做出决定时,暂时性地中断政府办公(最近一次政府关门是2013年10月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发生的)。

1990年代执政的俄罗斯民主派事实上成功解决了导致苏联解体的核心问题。他们打破了意识形态教条,允许大量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做法流入本国,重新打开了社会上升阶梯,允许新鲜力量参与决策过程。但是,他们缺乏经济管理能力,对世界经济的运行情况所知太少,行动却过于仓促。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事实上,经济似乎并不是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因素。然而,也正是对经济的忽视,最终让他们付出了重大代价。

1996年总统选举结束后,民主派联盟分裂了。在这次选举前夕,时任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率降到历史低点,仅为8%-9%,因为他实行的私有化和突然的价格放开导致民怨沸腾,同时车臣又爆发了分离主义冲突。根据一切可信的预测,叶利钦都会在选举中输给保守派阵营的领袖久加诺夫。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竞选团队决定利用苏联时代的沉痛记忆,如斯大林时代的压迫(苏梦夏《斯大林:60年的阴影》),来破坏苏联式价值观的信誉,以确保选民将叶利钦连任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从而予以支持。

在1996年选举的第二轮中,叶利钦以不到54%的选票艰难赢得胜利。但是,俄罗斯民众通过这次选举发现了民主的阴暗面。“政治技巧”(political technology)是形容它的最好词汇,其大意是,民众的偏好是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来影响甚至操纵的。虽然“政治技巧”现象在西方民主制中很常见,但它与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理想化信念相冲突。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选民的自由选择开始受到质疑;其次,政府明显在利用其对媒体的优先控制来为自身利益服务,于是言论表达自由开始受到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联盟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务实派,他们觉得,他们虽然已就民主在现实中的不完美性得到了教训,但是,与叶利钦政府共进退依然是必要的。另一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质疑叶利钦连任的合法性,并教导人们回归“民主理想”。在统治联盟分裂后,俄罗斯议会里的政治力量分裂为许多彼此冲突的小派别,令人想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场景。结果是,立法程序基本上停滞了。具体而言,在1996年-1999年第二届杜马组成中,23个党派取得国家杜马代表资格,其中11个党派只有一名议员,最后23个党派集中到7个派别。此外,还有77名独立议员,占议员总数的大约16%,他们的投票基本是不可预测的(杜马议员总数为450人,但因为辞职、死亡等原因担任过第二届杜马议员总数为491人)。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任何事情上获取多数票支持都极为困难。

叶利钦的一名亲密顾问在私下场合告诉我,当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叶利钦决定尽可能地维持社会和平,用美国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形容亚历山大·哈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把个人荣誉与政治信念区分开来,认定宽恕高于报复。

俄罗斯的决策瘫痪状态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期间登峰造极。当时俄罗斯政府以国家已破产为由,拒绝向国际金融机构等偿还债务。对像俄罗斯这样的资源富饶的大国而言,这是个相当耻辱的理由。

最终,当1999年保守派发起对叶利钦的弹劾程序时,部分民主理想主义者与他们结盟。而最糟糕的是,西方决策者当时决定维持与俄罗斯异议民主理想派的联盟,对叶利钦连任的合法性持批判立场。在当时极为艰难的形势下,这让未来的“颜色革命”的场景浮现到了地平线上。

普京的国民再团结策略

理解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上台前夕的背景,即过度的政治派别分化导致的决策瘫痪,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他在执政后做出的抉择。普京的策略是,一方面推进法治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推动国民团结,两方面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国家可以重新得到有效治理。

就所属的政治派别而言,普京曾是一个改革派官僚。在1990年代的民主派统治联盟里,他作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一路平步青云。索布恰克当时是圣彼得堡市长,本人是个异议分子。1996年后,普京决定投向务实派,而索布恰克依然是一个理想派。(他的女儿克塞尼亚·索布恰克最终在2011-2012年的反对派抗议运动中成为一名好斗的领袖人物。)

在俄罗斯,官僚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清晰界线(如普里马科夫既是总理又是科学院院士)。在这样的环境中,普京也在努力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爱国知识分子。由于外语一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必备知识,所以普京掌握了德语,并公开了自己学英语的努力,成为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能说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合法政府官员和特工之间存在客观区别,致力于本国进步的爱国者与不宽容他人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客观区别,就此意义而言,普京不像一些人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特工或民族主义者。

通过调整决策程序,普京实现了让国家治理变得更有效的想法。议会立法程序的调整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普京推动通过了几项立法,缩小了小党派和个人进入国家杜马的机会。其结果是,2007-2011年和2011-2016年两段议会任期里,议会里的派别减少到了四个。以统一俄罗斯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成功地掌握了足够多的议会票数,得以让任何重要的法律获得通过。这个执政联盟的纲领是中间路线、国民和解,其前身是在叶利钦时代从改革派官僚转型为务实派的人。

政治讲求合理、不过度,过度就会打破平衡。普京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在俄罗斯实行民主的原则。但是,他的执政班子设计的程序规则,最终将自由派排除在了议会决策之外,而自由派当时还未走出信誉下跌的阴影。

2005年实施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政党必须首先在普选中赢得7%以上的选票,才有资格派代表进入国家杜马。当时,在俄罗斯人看来,最自由主义的候选人,以及曾是1990年代执政联盟成员的好斗的理想主义者,要为叶利钦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这部分人缺乏社会支持基础,无法逾越这个门槛。他们觉得,俄罗斯的政治光谱变得令人回想起苏联时代。他们的挫败感激发了2011-2012年的反对派抗议运动。

关于“颜色革命”等大众运动的技巧,迄今已有很多论述。简而言之,部分有挫折感的精英以各种理由领导了大众运动,但其中一点是利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大众运动通常是在友爱情感中开始的,但一旦街头抗议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由于某些难以捉摸的、也许可以归咎于人类本性的原因,暴力就会压倒理性。

毫不奇怪的是,在2011-2012年的抗议运动中,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如普京前上司之女克塞尼亚·索布恰克)的声音,逐渐被民族主义者取代。2012年5月,运动者与警方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其后,政府采取行动来降低未来抗议的规模,既对示威者的要求做出让步,也对其一些领导者进行有限压制。

最重要的因素是普京愿意做出让步。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又被下调到了普选票数的5%(2016年9月18日的下届国家杜马选举将实行该规则)。与此类似,德国联邦议会也有5%门槛的规定。可以设想,假如局势足够稳定,就像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提过的,门槛还可能进一步下调,如欧洲委员会建议的3%。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迄今也已有很多论述。尽管聚讼纷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些事件正中普京下怀,有利于他推行自己的国内策略。它们创造了条件,促使执政力量与主要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结盟。这个联盟使普京的支持率稳定在80%左右的水平上。

俄罗斯的未来最终由什么决定?

普京从几位前任那里学到了几个关键教训。首先,把别人排斥于决策之外,会造成他们的挫败感,可能导致体系自我崩溃。其次,诋毁前任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所以他一直对叶利钦及叶利钦时代深表尊敬。最后,基本原则不一定要丢弃,而是可以调整。

因此,普京从来没有质疑过,民主是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路径。他从来没有质疑过经济开放,包括卢布汇率的自由浮动和民众的自由流动。他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俄罗斯在对人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原则上取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成绩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实现了法律统一,立法程序得到改进,法律的上下层级得到确立,此前由各种行政和政党规章组成的庞杂的法外规则被取消。虽然新体系明显是不完美的,需要进一步改善,包括在认识和实践方面,但目前俄罗斯已有的共识是,不能因为现实中的一些不完美性,就质疑这些经过艰苦斗争才确立的原则。

目前最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俄罗斯过度保守的政治光谱。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再度分为三派,与苏联时代类似,这是个不祥征兆。作为执政党的统一俄罗斯党扮演着苏联时代保守派官僚的角色。俄罗斯共产党扮演着苏联时代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的角色(不过和苏联改革派不同的是,该党缺乏一套建设性的纲领来实施改革,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能力)。这样的政治光谱让权力垄断、官僚化和思维教条化的旧风险重新出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俄罗斯的未来似乎取决于能不能维持创新思维的空间。苏联一度在科技方面领先全球。虽然当代俄罗斯的科技发展受到了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但潜力仍然很大。最适合创新思维兴盛的环境是,既有一个适于自由思考的小环境(即苏联科学院扮演的角色),也有外部的系统性规范。一个著名例子是,苏联的科技成就超过了1990年代完全自由的俄罗斯。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也是这样的情况:在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大学发挥着自治社群的功能,为启蒙时代奠定了基础。

在今天人才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环境中,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它在吸引最佳人才方面的竞争力。因为许多科学家和创新性的思想家往往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以用纪律、强制、官僚主义和标准化来对待他们通常是不合适、适得其反的。可以说,历史对普京的评判最终将不会主要基于他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采取的行动,而是基于,他能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所确保的政治稳定性,让不支持他的20%的人以新颖的方式思考,推动国家的进步。

(注:本文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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