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亲历者讲述文革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5-17,星期二 | 阅读:2,201

储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 2016年5月17日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其钢上月在北京。

1966年,毛泽东重操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开启了中国混乱和痛苦的十年。5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后果仍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网上让读者用英文或中文提供他们的家庭如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故事,供大家分享。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和作家。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Li Qi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查建英本月在北京的家中。

Li Qi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青本月在北京。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历史学家杨继绳2013年在北京。

陈其钢,64岁

现居法国的作曲家陈其钢,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他曾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再教育劳改营度过了三年时光。

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直言直语的人。文革刚开始时,我讲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说了某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在校园里出现:“挽救反动言论制造者陈其钢。”我那时很年轻。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前,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同学都成了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开始不理我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是这样呢?就连与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姐姐都来找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呀?”你一夜之间看到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第二天,我只剩下了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谁革命、谁反革命。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学生们把年长的人带到学校里来打。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会是如今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无法领会所有其他的事情多么容易。不光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一种不同的苦难。文革的苦难是最糟糕的苦难。你被经常告知:“你是反革命,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你没有自由。你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前途。你不会有好工作。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

那种负担,那种你精神上的负担,非常沉重。这与我后来到了法国后非常不同。我可以被批评。我可以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因为这不影响我的自由。

戴建中,66岁

北京的社会学家戴建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那里是红卫兵的发源地。

在我的印象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年级就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出现了分化。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法进入特殊的大学预备班,无法加入共青团。那些机会不成比例地偏向官员的子女。事实是,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消息灵通。他们真把自己看作是权力的继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辈打下的天下,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来继承,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爆发后,也是他们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机会加入。最初成立红卫兵是在圆明园遗址开的秘密会议上。六月初,殴打和训斥教师的事情开始了。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大喊:“站直了!”校长就会直起身子。“低头!”他就会把头低下去。他们会把他的头按得更低。然后就开始批斗。

查建英,56岁

查建英是几本有关当代中国文化的书的作者,她在北京长大,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纽约。

我当时是6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们就开始张贴所谓的大字报,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帮助提糨糊桶,糨糊是用来贴大字报的。我父亲是一名研究员,我们那时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

一天晚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冲进我家,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小弟弟当时只有四、五岁,他非常害怕。我记得一个红卫兵小头头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父母都是坏人。他们是阶级敌人。你和你弟弟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我父母都被带到楼下,外面正在举行常见的集会:大标语、有人演讲,还喊口号。造反派走后,我和弟弟在卧室里躲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也害怕我们的父母了:他们是阶级敌人吗?另一个晚上,在我们家旁边的楼里,一个老学者被打后在呻吟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他们就把他抬出去了。

1981年初,我在北大上学时,我妈回家后说,她在菜市场排队买鱼。队很长,她突然意识到排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子很面熟。她盯着他看了几眼,肯定他是那个曾来我们家的红卫兵小头头。 “你还记得我吗?”我妈大声问。然后,她开始大声告诉排队的人:“你是那些来我家抄家的造反派之一。”在红卫兵冲进我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妈每天都在受审问,被迫做不同的劳动,因为她被认为属于黑帮。所以在这个男子身前,当着他的面儿,我妈公开讲述了那段事情。她可能还骂了他,说:“你不要脸。”最终,那个男子从队中离开。

章立凡,56岁

章立凡是一名商人,曾做过学术研究工作,现在仍在写历史内容的文章。他曾是清华大学附中学生。

1966年8月18日之后,暴力现象变得很普遍,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被人群围着,躬着身子,被人殴打,在挣扎。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我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殴打一个大学生,周围的人让她住手。那个红卫兵就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让我打他的!”

在清华附中,我也看到过学生和教师遭到殴打,或者头发被剃掉。那个时候,是“出身好”的人在做这种事,如果你的出身背景不好,你就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我父亲也被他们打了,浑身上下都是伤,他们也怕这种地位的人死了会惹麻烦,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医院说他们不收治“牛鬼蛇神”,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条子给周恩来总理,解释说自己遭到了殴打,医院也不收治他。后来他就被带到了急诊科治疗,所以看上去周总理的确发送了指令。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一位民主政治家,1949年后他留在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再次遭到迫害,1977年在医院去世。

吴青,78岁

吴青,人权活动家和退休教授,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她的父母都是著名知识分子。

我知道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会遭到批斗。爸爸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后来被打成右派。妈妈已经被打成了反动作家、右派,以及帝国主义走狗。

但是我父母一直没事,直到1966年8月或者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我家。我父母被迫跪在地上三个多小时。当时我姐姐的儿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阿姨也不得不跪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喂奶。

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就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他们把房门锁上。把我父母留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学生们带走了刀子。怕我父母会自杀。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那全都是我父母的。他们把展览叫作“吴文藻和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展览”。里面有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展览场外面,抱着挂在脖子上的黑板,站了10天。

当时我在自己的学校里,离不开,因为那里也在开批斗会斗我。总共开了将近80场。他们说,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学生们不能公开支持我。但有时在批斗会后,他们会来找我,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道歉,说他们也是被迫那么做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们从来都没有谈过它。

被指控犯有政治罪的人,会在批斗会上遭到公开羞辱,人群会对他们进行口头和肢体虐待。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举办批斗会。

杨继绳,75岁

杨继绳是一名历史学家,1966年时在清华附中读书。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

他们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元凶,不知道造反派活跃的只有两年。主要元凶其实是不同时期的当权派。他们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有大量高级官员有段时间也支持文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片面地把过去的成就颂扬为“正能量”,揭露和反思历史错误被作为“负能量”遭到了打压。

易富贤,46岁

易富贤是人口统计学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作。他出生在湖南省千阳县的一个村庄。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场灾难,但是,与大跃进和40年的计划生育相比,这10年造成的损害小得多。

在我长大的农村,相对来说遭受的创伤比较少,甚至带来了一些好处。城市年轻人“下乡”来教书,提高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村的小学老师是来自湖南当地城市的“知青”。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婴儿死亡率高,人们预期寿命低,但是通过引进基础卫生设备,当时“赤脚医生”制度的普及很快就降低了死亡率。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一个兄弟曾在1940和1950年代生了八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下来。我叔叔曾在1950和1960年代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活了下来。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几天就夭折了,但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所以我活了下来。

唐金鹤,71岁

唐金鹤,曾经当过工程师,在清华大学学习文革史。文革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读书,现在她住在香港。

1976年,我的二儿子3岁的时候,他在阳台上看太阳落山。他父亲从厨房里做饭出来,他就问:“爸爸,太阳是什么?”

他父亲回答说:“太阳是个大火球。”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走进去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嘿,你为什么要叫我反动派?”

他回答说:“因为太阳是毛主席,但你说它是一个大火球。”

他父亲说:“哦。我明白了,但是说毛主席是太阳是个比喻。“

他说:“什么是比喻?”他父亲说:“你才3岁,我怎么解释你会懂?”

男孩说:“爸爸,你是反动派。”

他父亲说:“我错了。太阳是毛主席。你不明白什么是比喻,就这样算了吧。”

孩子说:“那还是错的。我听到你说太阳是大火球了。”

储百亮(Chris Buckley)、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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