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伪胜利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5-6,星期五 | 阅读:3,235
来源:北斗 / 作者:沐风

我们只看到陈独秀蔡元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看到林纾学衡派甲寅派被骂得落花流水,只看到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却看不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免于饥饿而苦苦挣扎,看不到五四诸学人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百余年后仍然是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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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伪胜利

文 / 沐风(山东大学)

单看这个题目,似乎本文又是一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棒喝。其实我恰恰是个充满五四情结的人,对那个年代和那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粉丝式的迷恋。然而,真正了解了那场思想狂飙运动的前前后后,我在理性上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五四的轰轰烈烈,只是假象。

说来说去,在史册上写着灿烂一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不过是一场精英狂欢而已。即便陈独秀胡适暴得大名,即便鲁迅等人声名煊赫,但未必对四万万民众有太大的启蒙作用。为何?一言以蔽之——文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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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五四,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自然是走上街头群情激昂的大学生。每当我在影视剧里看到这一场景时,我都好奇一个问题:民国年间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到图书馆查阅《民国史料丛刊》,果然发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档案与数据。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了一本《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记载着十九年(1930年)的专科以上学生总数为42230人,其中还有25名外籍留学生。是的,当时只有4万余名大学生,这其中还包括10038名专科生,即便是总数,也不如此刻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本科生数!表中记载当时全国总人口为474787386人,合每百万人中只有89名大学生!而此刻,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送入历史荣誉纪念堂多年后的1930年!

那么民国建立初期是什么光景呢?这份报告中亦有记录,不过数据未必可靠,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忙于内战,统计数据未必确切,二是因为这些数据实在惊人:根据报告提供的柱状图,民国元年大学生约500人,专科学生近4万人,之后大学生数量缓慢增长,专科生数量却急剧下降,总数甚至有所减少,例如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1920年(1919年数据未显示),大学生约5000人,专科生近1万人,总数还不到2万人。(读者留心下就可发现,比较民国元年与民国二十年,专科以上学生总数几乎不变,只是大学生比例有所扩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袖麾下的主力军,就是这区区数万学子,比之当时的总人口不过九牛一毛。

那么学生之外的民众呢?1933年,民国教育部编《全国社会教育统计》,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社会教育学生为219828人,不过为二十万百姓扫了盲,而十年前的中国人,恐怕识字的人只是不识字的零头吧。民国时期的报刊媒体固然十分兴盛,但占社会主体的农民、工人、市民阶层,大部分人不识字或仅仅认几个字,更谈不上有阅读报刊杂志的习惯,能知晓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名字,已经算相当进步了,你能指望这样的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启蒙?

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不谈《新青年》。这牵涉到我好奇的另一个问题,名垂青史的《新青年》,具体发行量是多少?无意中在图书馆查到《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提到了这个数据:《新青年》诞生时(此时还叫《青年杂志》)每期不过一千多份,自1917年起受到广泛关注,发行“最多达一万五六千份”,纵向比较固然可观。五四时期各类期刊如雨后春笋,1919、1920年共有312种期刊创刊,发行量高的达数千份乃至上万份。但所有的这些数据与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相比,都立即黯然失色,要想开启民智,靠这样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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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其出发点本是进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来一场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然而最后成功的,只是语言革命——白话文运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但白话文毕竟只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手段,语言革命不过是他们用以推行社会改造之抱负的第一步而已。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先谈政治革命、伦理道德革命之不彻底,再谈文学革命之必要,其真正意图在于“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那么,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思想启蒙开展得如何?实在不容乐观。五四诸学人为民众邀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还在遥望中华大地,尚未真正踏上这片热土。且不说“德先生”,就说这“赛先生”(科学)吧,但看邻国地震之后,有多少百姓去抢盐,就足以令“赛先生”在远处哭笑不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呼唤,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不像旧文,更像时评,令今日的吾辈汗颜。事实上,了解了那个年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五四一代成功革新了承载新思想的工具,却没能借助工具革新完成启蒙的重任。即便白话取代了文言,直接接触新文学新观念的人,少之又少,思想伦理层面的革命,岂可得乎?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人误读的地方莫过于此:其对于当时中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远小于知识分子在历史想象中“建构”的影响力。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充满自豪的回忆,还是后辈学人或充满景仰的考究、或直言不讳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都被大为夸张。赞扬五四者与攻击五四者,都乐于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之后或称颂其为中国人启迪了思想革新了语言,或批判其“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五四影响力的局限。我们只看到陈独秀蔡元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看到林纾学衡派甲寅派被骂得落花流水,只看到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却看不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为免于饥饿而苦苦挣扎,看不到五四诸学人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百余年后仍然是美好的理想。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驻足回望,远去的历史早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或许,许多场景只是我们想当然地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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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与五四成就,完全可以写入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正史,但很难写入平民史,写不进平民史,恰恰难以完成社会改造这一终极任务。毕竟,思想史由知识分子承载,而整个社会的思想是否开化,要看大多数民众的觉悟。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不论你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它都毫无争议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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