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时代的文化逻辑

作者:左春和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2-23,星期二 | 阅读:1,009

左春和

文化作为一种自明的生命实践在后极权时代必然出现它的逻辑困境,文化所蕴涵的生命冲动如果降伏于一种制度理性的规训空间,其自身的生命挣扎只能成为一种本能痉挛。后极权时代并不完全如哈维尔描述的那样弥漫了无处不在的恐惧,一些恐惧也并非完全来自权力的普遍暴力,一方面是对恐惧的心理继承,是一种历史性暗示,也是人性弱点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是对恐惧的放大和传染,其目的无非为利益的攫取寻找体面的借口。恐惧实际上与奴役为伴,与真正的自由热爱背向而驰。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真实生活未能给谎言以致命的痛击,反而因世俗生活的兴趣,文化谎言的构织继续得以加强。

在极权时代,生活在谎言文化中是一个被迫的事实,因为暴力的法条没有松动,唯一的空间即是监狱;在后极权时代,生活在谎言文化中则是一个自愿的选择,是对人生虚幻目标的迫切回应。因为在后极权时代的世俗生活不一定就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离不开人生对真实目标的追求,人生的根本目的不在世俗维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极权时代的文化逻辑构建虽然同样离不开强制和虚假,但与极权时代的构建成本相比,已经明显地降低了。因为后极权时代的文化逻辑顺应了人性的隐秘秩序,回应了人们在世俗追求中的虚幻路径,普遍的对于政治生活的淡漠远离了富有勇气的自由。这种逻辑的展开自然就省略了许多暴力成本,某种程度上与人们的世俗生活追求达成了一致的合作。

这样的时代,由于权力审美造成的强大权力美学,必然形成文化的诸多病象,这本身就是时代的表情。看不到表面的痛苦和忧郁,只是奔向悬崖的傻笑,因为精神的疏离,时代承受黑暗的能力越来越强。痛苦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挣扎,忧郁是对未来的不安,时代的文化只是轻浮的麻醉般的快感。大众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权力美学,但是丰饶的表象之下并未隐藏更深的文化目标,这种世俗化的继续,又回应了权力美学的招安,与规训空间的文化逻辑达成了目标和解。

意见文化空间由于缺少必要的价值共识,只是在短暂的轰动效应中展示一种集体无意识,本身很难具有周延的逻辑主张。公共文化空间的表达尚未形成坚实的公众参与,仅仅成为个别精英表演学术训诂的舞台,而舞台背后往往有着更加强大的权力和利益推手,其本身很难构成文化的真正逻辑环节。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主导正在祛魅,其话语方式与底层实践的链接缺位正在造成自身的空间困境,虽然其中不乏良知与灼见,但在现实层面依然缺少文化的实质性构建力量。因此,这个时代的文化毫无进步可言,丰裕的乱象不仅掩埋了文化的本质和真相,还在用世俗主义的脂肪阻断文化的精神经络,权力文化的规训策略得以继续。

后极权时代的文化逻辑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一种逻辑顺沿,依然离不开对于规训文化空间的维持,虽然文化的多元化形成了对单一文化空间的有限消解,但是,由于利益中心的杠杆作用,分散的多元的文化中心很容易被权力文化规训所吸纳,甚至就地消化。极权主义后期,由于其市场策略,相应地生发了文化的多元空间,原来的单一文化空间必然被市场逻辑所打破,也就是表面看来,文化已经不再是完全由权力规训之下的单一贯彻空间。实际上,由于经济的市场化,传统的单一文化空间已经很难维持,权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文化空间保持在封闭的规训状态之中。因为传播技术的变革与更新,权力对于文化的绝对规训已经无能为力,人们在生活状态中会有更多的相对多元的选择。如果在此种情况下,文化的真正多元出现,必然要埋藏权力主导下的规训文化空间,甚至切断权力的控制轴心,从而在文化空间挤出权力的黑手。

极权主义在它的历史后期,创新能力虽然严重弱化,但其权力本性绝不甘于退出文化的构建空间,因为文化的真正多元会进一步弱化其政治权威,文化的真正空间的出现也会瓦解其权力的文化基础。极权主义与文化有着内在的深刻的冲突,文化在本质上是朝向多元化、多样性、独立审判与独立价值取向的运动轨迹,而极权主义则要求高度的一致化、标准化和统一在权力的规训之中。哈耶克指出:“多样性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织成部分,个人对别人的价值,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然而,极权主义要求,每个人都是国家标准的机器零件,个人不存在独立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服从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之中。

虽然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管制的松动会使文化的多元空间萌发,但是,权力的自卫本能必然调整对于文化空间的整合策略。因此单一文化空间的失效并不意味着极权政治对于文化兴趣的丧失,同时,也不意味着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能够回归真正的文化多元路径。后极权时代,权力本身的逻辑惯性和权力欲望不会像市场经济一样把思想自由放归市场,因为思想市场的形成会争夺了意识形态的规训空间。这种情况下,对于文化多元空间的控制就会成为权力的主要任务之一,现实意志会通过传统方式进一步加强宣传的主导力量。与传统的宣传方式不同的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利益的调整代替了过去的强制规训,利益在这个时代有着普遍的效力,因此,效用也成为文化统一的利器。所以在后极权国家很难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化对话空间,因为对话空间是一种公共空间,它介于国家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根本就没有公共空间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所以,更无法形成市民社会以文化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去整合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无法形成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制衡。由于不具有市民社会的发育的基本条件,市民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和维稳的名义下并未能出现它的成长空间,所谓的社会化也是在权力强力制导下构建的井田式管理模板。虽然文化自身的生命冲动不断出现各种要求,但由于其先天土壤和精气不足,在市场条件下很难经得住利益诱惑,自身也很难保持其独立的生长取向。尽管贝马斯一再强调市场条件下的公共领域,但是,这种公共空间除了其真正的市民社会之外,还必须具备发表意见与对话的自由,否则,这样的公共空间就不存在。

由于后极权时代的主流传媒都控制在权力中心,即便有公共空间的意见表达也很快被强势传媒所挤压。正如莫利在质疑哈贝马斯时所说,随着商业化和网络的发展,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的日益增强,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此种条件下,具有强大操纵力量的官媒掳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由官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生成结构,同时又扭曲了文化的公共空间,这样的公共空间实际上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宣传空间,并不存在每个人的文化权利。

由国家掌控的传媒集团并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更不能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因为这种传媒并不提供自由对话的意见空间,而是权力的宣传工具。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规训面孔在大众传媒中并非十分强硬,甚至变得日渐模糊,但并不意味着它从大众传媒中撤走,而是把权力训导转化成利益诱引的方式隐藏在传媒背后。这样一来,规训文化的话语资源被重新打捞,然后经过重新包装、继承和释义变成文化消费,其中隐藏了深度的政治话语,其政治利益理性取代了大众话语,大众的意见表达被排除在外。也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社会的对话被巧妙地管理起来,因为公共领域早已被强势的权力广告传媒技术所劫持,仅有的文化批判欲望走向了文化学术。当文化的多元空间发展被权力主导的强制传媒挤占之后,文化的规训资源会蜂拥而至,紧紧围绕在利益中心周围的大众消费再一次冷淡了对公共关怀的热情,市民社会的萌芽不击自溃。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规训文化空间虽然在表面上解构了,但是由消费主义支持起来的规训文化并未走远,因为利益的轴心在一定时间内还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在消费主义的早期阶段,公众很容易让利益追捧代替公共关怀的兴趣。这里一方面有权力管制的作用,因为管制手段在后极权时代依然是意识形态统一的法宝,而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所暴露出来的自身的缺陷,尤其是那种对于公共关怀的冷淡和缺失,造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的世故和精明。

后极权时代,由于普遍的利益联盟,文化的规训空间已经变得复杂而多重,利益的双重作用并不会使得文化的空间完全按照权力规训的模式一厢情愿地发展。利益会因此呈现多种复杂的渗透和辐射,因此,利益的利用逐渐使规训的文化建构陷入逻辑困境。极权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种单向宣传和供给,是统治客体无条件的领受,从而保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而市场逻辑中的文化是一种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拒斥政治因素的过多介入。虽然一些地方离不开宏大的政治口号,但其信仰的内核已经抽空,徒具形式化特征。

市场状态中,新技术、新载体的日益革命,文化的整体空间已经拉大,传统思维模式主导下的对于文化的主导和掌控已经力不从心。由于利益同样渗透和侵蚀权力体系,权力的文化主导也日益内卷化。这方面的主要表现,首先是权力主导的文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深入人心,徒具宣传形式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繁荣已经形同自娱自乐的广告,在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金支撑下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一种自我反讽:豪华包装之下的文化身躯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稻草,无论外表多么夸张、傲慢、奢华,但缺少了灵魂的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堆垃圾。这种主导方式已经度过了它在文化单一空间的黄金年代,今天已经不是黑白电影年代人们对于谎言文化的饥不择食,目前,无论使用多少公共扶持资金来打造文化盛典也无法拯救它在市场时代没落的黄昏。

其次由权力主导的文化内容仅是一种政治审美,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陈腐的文化内容早已被文化的真相逐渐挤出了阅读的空间,它已经无法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快感。市场时代的大众以即时的、瞬间的娱乐体验为价值指归,倾向于将文化产品处理为世俗生活中的日用商品,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已经无法抵制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和世俗欲望。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虽然被权力所掌控,但在利益时代,由于利益的巨大作用,使得大众传媒必然去追寻无限的资本增值与经济盈利,会自动放弃文化的意识形态模式及其明显的权力主导立场,进而拆除主体意识,转变为感官层次的娱乐诉求为指归。坎贝尔说,这种“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代表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虚构的刺激物和刺激物带来的隐秘快感上”。

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中的快感导致规训文化主导空间构建的力不从心,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必然出现纷呈的文化乱象。

与此伴随的是权力主导文化的大幅度萎缩,也就是权力文化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重弱化,继而走入它的生存困境,文化体制改革也便被迫开始。在整体背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巫术活动,本身必然陷入一种悖论,不但不能激活规训文化的生命力,还会使其进入恶性循环的逻辑怪圈。这种被迫改革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释放文化的真正活力,也不是把文化放归社会,而是为了使改革后的规训文化主体能够继续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空间。

如市场经济一样,改革意味着抽出权力之手,让市场去配置资源。文化体制改革的初衷是借市场机制来补充权力文化主导的不足,或者让文化主体部门和单位下海游泳,甚至与其他文化空间在社会层面构成竞争、吞并、消化的格局。但是,改革的过程中,文化主体部门会拼命保护自身利益,深层的意识形态安全并不在主要兴趣之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无损,借此机会以虚假业绩或文化能力继续套取权力支持或政府资金,然后继续变相接受供养。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不但不能激活权力文化资源,也不能释放其创新活力,更不能构筑文化的平衡生态。只能在改革过程中进行自身耗散,形成一种改革巫术中的文化双簧。由于身处市场环境,多年来商业美学对日常生活的浸淫与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任何改革过程中的文化主体都无法抵制商业伦理的基本规则,否则根本无法进入现代传播轨道,只能自娱自乐。而一旦进入现代传播途经的规则审查,不管来自何种文化主体都必须接受市场法则的挑选。只要在市场中试水,任何权力强制都无法拯救其创造能力的缺失在市场规律中的失败。

作为每一个曾经高枕无忧的权力文化主体来说,固守自身利益是它的本能,放归市场会遭到自身本能的顽固抵制,这样一来,改革本身不但不能使其放归大海,还会重新包装之后再次高居庙堂。这就构成一种虚假的僵化的文化秩序,它提供的文化秩序和稳定幻象恰好满足了国家目标的渴望,于是成为捧喝自如的巫术二人转。正是这种无法消除的文化尸体附着在权力主体之上,一方面给权力提供了文化统一的自慰,一方面为规训文化的没落自抽了底薪,市场经济大潮中只飘浮起它那僵尸般的飘零背影。这种改革怪圈的真正原因不是文化主体部门的利益本能,而是文化改革主导的终极目的是想控制文化的自由生发,因此,改革的结果是规训文化的进一步僵化。

当规训文化无法利用旧的文化体制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充足宣传之时,便看到了文化在市场中的天然活力,这时候,由权力主导的文化产业运动也便油然而生。由于真正的文化产业发展更不需要权力之手的插入,所以,由权力来主导文化产业继而拯救规训文化空间的努力也会进入一种逻辑困境。文化产业是市场的产物,文化产业本身更多地是遵循产业规律,其中的文化价值很低,这只是一种商业规则下的即时消费。但是,权力主导想靠文化产业的便捷形式扩散意识形态文化,或者让文化产业在权力规训中完成生产任务。

事与愿违的是,文化产业是一种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它不承担社会批判,不叩问世界的意义,同样也不被意识形态所驾驭,它只寻求快感与对意义的逃脱。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文化产业中的消费快感总是意味着一无所有,意味着忘却痛苦,即使是身在痛苦之中。“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筹莫展的。它是逃脱。但并非人所说的,它是逃脱苦难的,而是逃脱最后留存的一点反抗思想。娱乐许诺给人自由,就是逃脱思想和否定”。同样的是,文化产业也要逃脱意识形态的规训,它本身没有更多的政治抱负,因此,它不愿与意识形态文化走得更近。

因此,由权力主导的文化产业既不能收到重整规训文化空间的效果,也无法完成产业的经济预期,只能一方面扭曲文化秩序,一方面扭曲文化产业秩序,使文化产业不能进入正常的市场轨道,出现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相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快乐的抵制而言,文化产业就是一种快乐消费,尽管在扭曲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但它还是自觉逃脱规训文化所发出的各种指令。它更愿意把自己放入市场的经济体系中,甚至对文化的真正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拒绝,它不想在市场化过程中寻找主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它不是怀有批判的欲望对于规训文化空间的疏离,但在客观上打破了规训文化的单一空间,拓宽了人类情感的表达渠道,其激情欲望之后的虚无和空寂不是它的功能与罪过,而是其背后的主导之手影响了其他文化空间的互动与平衡,没有真正的文化生态,由文化产业挖出的欲望沟壑就无以用严肃的文化批判进行弥补。

规训文化空间的挤压,商业文化的强势,使得这个时代的意见空间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网络自媒体,一方面是意见表达的阻塞。目前的意见文化基本还是呈现大众文化的特点,在个人意见表达方面除了碎片之外就是典型的消费牲特征,即以消费社会热点、社会戾气为主。这种意见文化严格说来还不足以构成对整个文化空间的正面影响,因为它缺少基本的价值理性,只是在群体无意识中表达一种欲望的快感。过于浅表性的立场表态和即时消费影响了意见文化的真正建立,也就是未能深究事物的根本,对于各种热点问题也没有穷追不舍的兴趣。虽然奥苏利等人认为,什么可视为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对民众生产或者为民众而生产的意义感兴趣,以及你是否认为这些意义是证明了公共需要或公共所得。

但是,目前的大众文化除了明显的消费特征之外,还缺少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很少浸润公共意见关怀,更不存在后现代意义方面的艺术解构。麦克唐纳说,它是一种低级的、琐细的文化,同时抽空了深层现实和质朴自然的快感,因为现实太现实了,快感是太活跃了,而麻木接受大众文化以及它所销售的商品,来替代那些游移无定、无以预测,因而也是不稳定的欢乐、悲剧、巧智、变化、独创性以及真实生活的美。当下的意见文化空间实际上是建立在乌合之众之上的民主乌托邦,它呈现的各种暴力特点给意见空间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其本身不具有探究公共事件真相的能力。因为倡导民主不能用暴力消灭民主的方式进行,这样不但无力消除极权,同时又是一种极权情结的替代。正如菲利普•施米特所说,真正的“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即便是时常无法达到共识”。

而目前的意见空间缺少基本的寻找价值共识的愿望,在公共事件中只是一味地追求轰动和快感。尤其在自媒体时代,一些人以意见领袖之名打造自己的名利场,从而形成个人的文化权力。这种借意见表达形成的新的文化权力比传统的政治权力在文化中的影响还有更坏的效应,因为任何权力一旦失去了批判平衡都会成为新的偶像。这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转瞬即溃的大师,正是大众文化的盲目消费为他们成为大师筑就了台阶。斯科特•戈登曾经强调,“对权力的渴望并不是渴望占有行善的权力,而是渴望占有权力本身。不管权力是由君主行使还是由一个小团体行使,把自己当作格外贤明和善良的人就有可能是权力的最坏的看管人”。这虽然是戈登为了“控制回家”而指向政治权力之的,但在非民主环境下的文化权力一样如此。

大众文化以及意见空间正如查尔斯• 泰勒所描述的“现代性之隐忧”:生命的英雄之维的失落,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中,从而出现意义的丧失。同时,涉及工具理性日益猖獗,导致了人生目的的晦暗,也就是本来应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完全变成了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现代政治中的柔性专制主义导致了横向联合的消失,结果是碎片化的、孤立原子的个人独自应对强大的官僚集团。这种真正的自由的丧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意见文化空间,有的只是一种泡沫化的喧嚣。英雄之维的丧失直接导致崇高的缺失,无论目前的意见空间多么热闹,有时针对公共事件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但这仅是一种群体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越是热闹,越缺少真正的理性判断和个人信仰。没有崇高价值支撑的热情往往是昙花一现,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权力的侵害,因为单独的热情追求的是时效新闻,而不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崇高之维不是一种以感官的规定性判断,它意味着对当下和历史的反思,是价值选择中的理性决定,大众文化的意见空间缺少这种理性,更多的只是一种发泄,因此,是力量的缺失。康德曾经说过,我们称之为这些对象为崇高,因他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发现另一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

在意见空间中,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崇高之维的丧失,不仅不具有对整个社会的反思能力,同时还意味着公共影响的虚弱。表面看来似乎在发表公共意见,但实际上大多跟随舆论的起伏而奔跑,没有冷静、深入的分析,自然就不会有理性的判断。理性,说理的对公共事件判断对于权力才是致命的。而群体式的意见起哄只能掩埋了理性的声音,使事件真相得以遮蔽,甚至永远被埋葬。这恰恰是后极权社会作为权力中心的舆论操控策略,越是狂热的运动就容易掌控。所以说,在没有充分表达自由的语境中,意见空间的表达自由是一种幻象,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快感消费。正如康士坦所提醒的:“现代自由蕴含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完全沉浸于私人自我事务之享受,完全只追求特殊利益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政治权力的权利,而当政者巴不得我们统统这么做。”所以在意见空间中,人们习惯于起哄、嘲讽、咒骂、喧哗,在这个貌似自由的空间里表达意见,自以为对权力进行了批判或者解构,而实际上更加暴露了自身的幼稚和脆弱,因为根本不具备应有的思考能力,至多只是一种空洞的喧哗而已,更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针对这种大众意见的困境,康士坦一再提醒,幸福并不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们的命运不能只是追求幸福而已,而是要自我发展。政治自由是上天所赋予我们的促进自我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而那种缺少理性判断的意见喧哗不但无法追求到人生的幸福,也无法争取到自身的权利,更不是真正的自由,恰恰是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基础。极权主义不是起源于理性思考的文化空间,而恰恰起源于意见喧哗的热情的大众,因为群体舆论中,个人的理性被彻底剥夺,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期待强硬的领袖或偶像。

的确,这个时代有着诸多的文化病象,一方面是权力美学主导下的时代表情,表面的虚华无法掩饰内在的灵魂贫乏,这是极权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文化运动难以接受时间的淘洗。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对于真理与崇高之维兴趣的缺失,以此造成了规训文化、商业文化的长驱直入,因此,这个时代成为历史上最没有文化的时代。历史文化已经被极权运动所摧毁,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解构了人伦道德体系,利益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主流。本来,文化在这个时代有着广阔的作为空间,但是,文化的焦虑总是沮丧于现实权力的过于强大和社会惯性,并呈现出一种文化的集体症侯。由于目的的晦暗,文化的创造已经趋于利益和世故,那种青涩中的勃勃生机已经是遥远的过去,现在甚至不敢直视当下的大地。哈维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是否总是那么遥远。或者相反,这个未来早已经在这里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和怯懦,使我们看不到它,因而不知道如何继续开创它。”实际上,这个时代对于文化空间的挤压并不是权力的全部主导,尽管权力有着自身的统治欲望,但由于其创新能力的衰退和市场文化的弥漫,其挤压能力已经减弱。更多的问题是发生在文化的内部结构中,也就是以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著称的文化创造主体,未能给这个时代贡献真正的文化解剖,甚至没有一份象样的文化图谱。

大多情况下,真正的文化只是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是在场的缺席,不具有任何抵抗力量,甚至是与权力的合作。这也并不是真正的犬儒,真正的犬儒有一种面对权力的傲慢和冷视,其中的贵族之气足以令权力发抖。之所以没有精神的真正自由,是由于文化未能摆脱现实的恐惧,文化空间的构建因自由的缺席而无法形成对真理的邀请。托克维尔说:“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自由不仅是每个人得以强大的必要支撑,还是文化空间的核心。自由虽然是天赋的,但又不会轻易从天而降,对于自由的拥有取决于人们的兴趣、无畏和勇气,文化才能在自由中形成佑护生命的精神家园。

虽然极权主义之下的犬儒文化是由恐惧造成的,但这仅是人性为自身的软弱寻找的借口,精神的自由恰恰可以驱赶犬儒情绪的侵蚀,对于自由的真正热爱也会生发文化创造的勇气和智慧。为真理而斗争是文化的目标之一,为真理而斗争又是知识分子引领时代的骄傲的任务,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理被效用和权力所替代的时代。在文化的重建时代,尽管后极权主义的规训空间在继续显示作用,尽管权力主导的文化已是乱象从生,但这正是文化的谎言得以解构的历史逻辑,因为任何掩盖真理的努力都不会经久不衰。本着人性中人人对于真理的热爱和对于善良的渴望,自由的召引在每个热爱自由的人心中已是无法扑灭的力量。别尔嘉耶夫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探索真理和热爱真理更为高尚。”同样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甘愿永远奴役在权力的脚下,文化与自由往往结伴而行,寻求真理之路的文化建构是广袤的大地,是英勇的火炬。追求真理之中的文化碾碎着旧制度的锁链,驱散着时代的黑暗,它那来自真理的启示在摆脱此岸,从而创造意义。伟大的雅斯贝尔斯在论述龙树时说,“真理之本来面目是作为对暂时真理的焚灭过程的思考而存在的”。

正如因为极权主义无法面对真理的本来面目,所以它自身必然陷入无法进行暴力创新的逻辑困境。这时候即便还存在阿伦特所说的“政体本质的恐惧”,但人不可以成为自己最低级的天性的奴隶,人应该更广阔地拥抱这个世界。在极权主义的黄昏,尽管历史面临终结,文化空间也已经敞开了有效作为的怀抱,但对真理的靠近同样取决于人们对自由、公平、权利和宪政秩序的热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013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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