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用宪法和法律把“维稳”管起来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13,星期三 | 阅读:1,667

来源:时代周报      2010-09-30 第98期

配备了电警棍,狼狗,私家监狱,专用囚车。其所谓护送部属于典型的军队编制: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人。衣着是类似特警的统一制服,且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

这个货真价实的暴力组织,啸聚三千虎狼,却是归于私人所有。换句话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私家队伍。这支私家队伍,竟能常年横行首善之区,令人瞠目结舌。

雇主是某些地方政府

既是私家队伍,必有雇主。那么雇主是谁?媒体报道显示,这私家队伍的雇主,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驻京办。雇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出手,对赴京访民,施加作为受法律约束的某些地方政府不便施行的系统的法外暴力。

这支私家队伍,就是一家在北京市工商局公开注册的股份公司,名叫安元鼎。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物种:通过跟现代化的市场机制交媾,将所谓“维稳”职能利益化、私人化、产业化,将维稳职能的每个环节,从抓人、关人、打人到遣送回籍,都设计成特殊的盈利模式,开发出、换算成最大化的利润。

如此奇观,古今中外皆无先例。说白了,安元鼎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实质上是有特许权的绑票公司,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血腥的暴力,即生意,就是它的核心生产力。

任何时代都可能有水泊梁山,即便善治如美国,也还是有罪恶的人民圣殿教。所以,主要问题不在安元鼎,主要问题只在:为什么安元鼎这个现代水泊梁山,竟能获得特许权,竟能跟不少地方政府签下合同,拿下它们的订单。没有它们恩赐的订单,安元鼎一天都活不下去。

其实,说恩赐并不准确。因为这不是单向的赐予,而的确是双赢的买卖。做生意的安元鼎固然赚了个盆满钵满,相关的某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收获更巨:少了很多本来少不了的麻烦,自然,政绩和仕途也都保险了。真是皆大欢喜。

但它们的皆大欢喜,却以牺牲赴京访民的基本人权为代价,尤其以牺牲国家统一法制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安元鼎的要害因此不是什么民间暴力,而是相关地方政府对人权和法制的冷落,对系统的法外暴力的依赖。

正是这种依赖造就的巨大市场,成就了安元鼎这个现代传奇。无论是原来地方政府派人直接暴力截访,还是后来将截访市场化,批发给私人雇佣军来承包,这客观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无奈和无能。

现在看来,某些地方不仅达不到法治的理想境界,甚至连过去的人治也难企及。它们能做的只是治人,先把它们认为的刁民摆平再说。能用钱摆平最好,不能用钱摆平,对不起,直接间接使用私力去摆平。合不合情不管,合不合理不管,合不合法更不管,火烧眉毛,管不了那么多了。

最近爆发的宜黄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最好注脚。

自焚惨剧之后,受难者家属应邀赴京去凤凰卫视做节目,被地方当局误认为是赴京上访,接着就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围追堵截。几十条大汉,对几个弱女子展开亡命围捕,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到把两个弱女子逼进外地机场的女厕所。安元鼎固然穷凶极恶,但是宜黄当局的这副嘴脸,可是一点不比安元鼎体面。

所有这些伤天害理的违法之举,都有一个好听的名词罩着,那就是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采取几乎任何过激的手段;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只要是号称维稳,就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这即是说,堂堂宪法,堂堂法律,都管不了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只要打着所谓“维稳”的旗号,一切法外恶行,一切私力恶行,似乎就都有了政治正确性。

怎样用宪法和法律管住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即把维稳约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根上杜绝很多地方公权力对人民的“超限战”,就成了当下地方治理最核心也最紧迫的命题。

根本就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

实际上,赴京上访的访民,几乎都是某些地方政府制造出来的刁民,冲破地方政府重重防线的漏网之鱼。所以,这根本上不是一个截访问题,也不是一个某些地方政府所谓的“维稳”问题,它们都是派生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

通常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在哪?主要就传统在,它的内核还是过去的体制。发展经济靠政府开路,发展红利也靠政府保护。没有谁能与政府抗衡,所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红利分配,政府都可以气贯长虹,不可阻挡,无往不前。

正因为如此,某些地方政府才有那份绝对的自信去面对原住民的抗争,大有大跃进时代遇山山低头、逢水水让路的豪迈气概。

成都唐福珍自焚,宜黄钟家自焚,在当地政府都应该是意外之事,它们认为既已动用专政机器泰山压顶,对方除了缴械投降,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但它们显然低估了对方的抗争意志,想不到对方在被剥夺了一切合法抗争的手段之后,在铁壁合围的绝境中,竟然会拿自己的身体作最后的武器。

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这个判断是地方官员决策的基本依据。所以它们信心满满,尽情施压,尽情心理战、超限战,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承受极限—在它们眼里那应该是无限的。等到真出了事,它们才傻了眼,才手足无措,才不顾一切地疯狂地围堵真相—那真相是它们根本承受不起的。

这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一般运行逻辑。

它固然还能在一定时间段内继续推进经济增长,但却是以不断制造社会问题、引爆社会冲突为代价。这种问题和冲突的不断增长,终于超出了现有制度框架所能承受的范围,以至于到了靠所谓正常渠道,确实已经无力解决的地步。

这种发展模式就有点像盲目发展重化工业,因为盲目到不考虑远离人口稠密区,结果在带来高产值高增长的同时,也让当地到处都是安全隐患,仿佛步步是雷,哪天不小心就会踩爆,而引发火烧连营般的完全失控的大爆炸。

政改刻不容缓

为什么要政治改革?原因就在此。

传统发展模式的症结就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今天某些地方政府的维稳体制,不过是传统体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变通而已。

这种背景下,安元鼎黑幕的曝光,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可以让我们惊醒,发现传统体制跟市场化交媾之恶,可以恶到什么地步。

政改因此刻不容缓。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国务院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以及最近在访美途中,温家宝在强调政改的同时,都要特别指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所有组织都要在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即意味着,政改的核心是建设法治政府,而法治政府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传统的体制,是水火不容的。

政改的首要目标就是彻底清理传统体制的不合理成分,至此也就是天经地义。把公权力赶进法治之笼,必须以法治约束政府,而不是让地方政府撇开国家统一法制为所欲为,首先必须明确这个常识,政改始有起点,也才不复有安元鼎一类的毒瘤。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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