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冤案:《饶漱石》一书的后记与结语

作者:景玉川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1-9,星期一 | 阅读:1,616

作者:景玉川

饶漱石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资料图片)

光阴如水,转眼之间,八十多个春秋过去了,饶漱石出生的小村还在,田园依然,旧宅尚存(1994年我采访时尚在),只是人事全非。他本来可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受人尊敬(当然他也有缺点与错误),给故乡的小村带来荣耀。可是,一场冤狱使他在开国不久就背负着“反党”、“反革命”的恶名而名传天下。

他在贫困中出生,又在牢狱中离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这位曾被刘少奇称赞不已的“英明的青年革命家”,在他不到72年的生命中,却有20年时光是在自己人的牢房中度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作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的为首受害人,他命运的悲剧固然沉重,但在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像他这样含冤而死的高官重臣成千上万,几乎史不绝书。因为我们这块土地上,封建主义的汁气特别浓稠。1945年着名学者、政治家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见时,除了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个着名的“政治周期律”外,黄炎培还问道:贵党在建立政权后将如何对待“功臣”,是杀掉还是“杯酒释兵权”?毛泽东当时说:共产党不会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假如有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民主”的方法……但后来的许多事实却并没有像毛泽东所标榜的那样美好(《黄万里先生访谈录》2005年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高岗、饶漱石等人是建国后第一批被冤屈的功臣与高官。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富田事变”、“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每次党内斗争,从来都没有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用“民主”的方法,而是无限上纲,严厉打击,戕害忠良。说你“反党”你就是反党,且“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肖克回忆录》语),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文化传统、政治体制,还有领袖的个人品质。

临川钟岭乡环洲饶村“邑前饶氏”的后人们,并没有因为饶漱石的不幸而冷落这位乡贤。他们自身尽管不少人终身穷困潦倒,饶漱石的平反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但他们一直关心着饶漱石的平反与恢复名誉,十多年前记者第一次上临川时,饶早秋、饶荣秋和他们的兄长饶犀园、饶明秋等与年轻的村长都极为热心……史传人物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积淀的标志。饶漱石、饶思诚子与父,都应属进入国史与地方史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小的环洲饶村虽然贫穷,貌不惊人,但有了这两位史传人物,小村也便有了历史的份量。临川不愧为才子之乡,饶氏父子的命运不管如何坎坷,他们给家乡增添的总归是一份荣光。

时光会冲淡一切,今天的青年人,知道“高饶事件”与饶漱石的已经不多,再过十年八年,对其人其事惘然者会更多。如果饶漱石等人的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即使人们淡忘了饶漱石这个人,那么,这沉重代价所换来的教训,对国家、对民族,也是一件幸事。

原来,在1999年9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苏丹给中央写信前后,高岗之妻李力群不止一次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高岗平反。2001年4月陆璀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为饶漱石平反。江对此十分重视,2001年中央成立了高饶问题复查小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赵洪祝副部长是具体负责这一复查工作的领导人。陆璀对赵要求:希望两件事(指“高饶联盟”和“反革命案”)一起解决(平反)……接谷思义先生电话后,我对饶漱石即将平反也持乐观态度。考虑到高饶一旦平反,大量掺水和胡编乱造的有关高饶的书便会迅速出版,到时候内容较真实的书反而不容易出来,于是我决定开始《饶漱石》的写作。写第一稿时正是炎炎夏日,那时我不会用电脑,而是手写。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我足不出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拉出了第一稿。几个月后,经过修改补充,又完成了第二稿和饶漱石生平大事记,这时已近2003年元旦了。

在我写作期间,饶漱石之妹饶玉莲给中纪委写信,询问兄长平反一事。同年11月4日,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回信云:

“饶玉莲同志:你给中央纪委信访处的信已收悉。目前,组织上正在慎重研究饶漱石的有关历史问题。故请你保重身体,不要来京,待组织上有了结论,我们将以适当方式通知你”

[中共中央组织部监督局信字(2002)261号]。

“文革”结束后,饶玉莲曾无数次就兄长平反一事向中央领导或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每次信发后都如石沉大海。唯有这一次,不仅很快收到了回信,而且语气温和。这一变化,对于关心此事的饶漱石的亲友们当然是一种安慰,因而我对这部书的出版也充满了信心。

可是,接下来过了一段难以煎熬日子后,并没有饶漱石平反的迹象,上边也没有给饶玉莲他们带来任何消息。在这期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对兰沁谈起此事时曾说:现在要找证据证人很困难……这仿佛是不祥之兆。果然,2004年6月,赵洪祝副部长再次找到陆璀,虽然照样口称“饶漱石同志”,但告诉说饶的问题基本维持原来的结论,只是承认饶在出事前曾为中国革命作过很多工作。

平反成了泡影,饶的亲属们又是一次失望,对年届高龄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后一击。对于我,则意味着这部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于是,我又将书稿搁置一边,心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此书都难以问世,只能作为一份沉重的的遗产,留给后人。不过,我仍然注意搜集新的资料,随时充实到书稿之中。

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好书名,第一稿完,才决定就叫《饶漱石》。因为我想:为饶写传记,我对传主的资料了解得并不多;写评传,我又自忖不够格,所以取名《饶漱石》,这样的书名留下的空间也许会多一些。

饶漱石的资料之所以缺乏有几种缘由:一是年代久远,他出事太早,有关他正面的材料长期被封存、销毁,许多当事人早已故去,即使他们健在时也不敢说、不愿说;二是饶漱石这个人过于“正统”、严肃,与同僚、部下基本上没有“私交”,更没有自已的“圈子”。所以他出事后,虽然知道他被冤屈,但几十年来,竟没有“铁哥儿们”为他说一句话。不像高岗,对与自已患难与共的战友、部下讲“江湖义气”,人情味很浓,一旦环境稍稍宽松,这些人都乐于谈起高岗的往事,缅怀他。在这一点上,饶漱石应该比高岗更为不幸;三是饶虽属文化人,懂外文,在国外办过《救国时报》,主政华东时,很多社论出自他的笔端,但他没有留下诗文,使人们能从诗文中寻觅他的情感与经历。我只是后来从临川蔡洪堂先生处知道他曾着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着作;陆璀曾是他的妻子,本来很多事她是知情人,如国外办《救国时报》……她都在场,可能因为陆璀离婚再嫁,往事不堪回首等多种原回,复杂的心理使陆璀一直拒谈往事,甚至对女儿兰沁也是如此。所以,对饶漱石这位经历不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饶漱石》一书关于他在东北、上海、新四军、国共和谈、解放战争等重要时期活动的记载都很简单,有的地方几为空白。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造成这种遗憾的还有我自身的原因:学识与才华的不足、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而然局限了我查阅史料,采访更高层的人士。比如1994年我到上海,采访了艾丁、刘廷臣等前辈后,很希望采访饶在上海时的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饶当年的卫士长李宝贤曾很热心地帮助我联系,但胡立教拒绝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当年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很多人已经谢世,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采访时他们有的一直很平静,有的则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无论是平静还是愤慨,他们都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支持和鼓励,为此我很感激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只是,对这些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书的正直的老人们,我则只能怀着永久的愧疚。

另外,还有一位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人是饶早秋。早秋是本书开篇中提到的饶寿泉的长子,属饶漱石的堂侄,他是饶侄辈中最关心饶漱石平反的一位。1994年我去临川,他和饶荣秋一起,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后来我们一直友好交往。可是,饶早秋却于2008年初那个多雪的冬天因肺癌病逝,终年不过五十出头。

如何准确评价饶漱石这位历史人物,是史学家们的事。但史学家们评述历史人物需要较客观的史料,这部《饶漱石》旨在给人们提供这些史料。不过,我2002年动笔写此书时,为了赶在饶漱石平反之初出版,全书的倾向必须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因而就整体而言,本书对饶漱石的叙述都是客观的。

半个多世纪后来看饶漱石,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与局限。饶漱石的能力和对革命的坚真不容置疑,他是在战火与生死考验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不是和平年代凭机遇和手段获取高位的领导者。按一般的程序也许他不可能升到那样的高位,但“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忠诚、才华、意志与领导能力,后来在新四军独当一面的任职更使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饶漱石的另一个特点是俭朴与做事慎密,他甚至有“苦行僧”的雅号。与这一特点相伴的则是他的严肃和寡言,对妻女他同样寡言少语。也许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从一个个性张扬、活泼外向的年轻人变成了表情冷漠、言辞谨慎的大首长。

饶漱石即使躲过了“高饶事件”之灾,在这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他恐怕也难保无虞,更难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劫难,而且会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会视他为刘少奇的人。当然,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及后来的“反右倾”等一糸列政治运动,他也许会紧跟毛泽东……饶漱石的一生以悲剧结局,许多受他牵连而死于非命的人也是以悲剧结束,尽管他们都是于中国革命有功之臣。高岗尚有墓冢和一块无字碑留在世间,饶漱石则尸骨无存。2006年2月,75岁的饶玉莲见大哥平反无望,便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在父亲饶思诚墓旁(饶思诚墓在南昌革命公墓)为饶漱石立一座衣冠冢,并希望发还大哥的遗物。

两个月后,饶玉莲收到了国家信访局一纸信函[信复字(2006)1173号],信函云:

饶玉莲同志:

你今年2月写的信收悉。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答复如下:

饶漱石衣冠冢不宜建在南昌革命公墓。如亲属愿意在其它墓地建饶漱石墓,可由亲属直接与南昌市民政局墓园管理处联系购买墓地事宜,费用由亲属负担。在购买墓地过程中如有需要协调的问题,可请江西省委老干部局协助。

要求归还饶漱石遗物一事,已转请公安部研处。

二00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公章)

接到此信,饶玉莲夫妇心冷意灰,无话可说,公安部发还遗物一事更无回音。

1955年4月,饶漱石因“饶、潘、扬反革命案”被捕时,卫士长菅荣斋替饶保管的三千多元的工资全部上交充公。近六十年过去了,那个“反革命案”早已被证明是冤案,被没收的存款理应发还给亲属。1955年的三千多元,加上50多年的利息,到现在值多少钱?难道建不起一座普通的墓冢?饶漱石因“反革命案”获罪入狱二十年,既然是冤案,囚禁二十年,这位“吏部尚书”该补发的工资与国家赔偿加起来是多少?且此案发生前中央会议已决定饶仅撤消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党籍,他仍是一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资格共产党员。更何况权威机构在新世纪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也承认饶漱石“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那么,饶漱石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就有足够的资格葬在他家乡的“南昌革命公墓”。在讲究法治和人情化的今天,如此对待一位被冤屈的中组部部长亲属不算出格的要求,似乎欠妥。

由于大学同窗吴洪森先生的帮助,《饶漱石》一书得以出版,这使我感到压在心中多年的重担顿时放了下来,就象当年在山上砍柴,挑柴回到了住地一样轻松。所以这篇后记将十多年来酝酿写作这部书稿过程中的一些想法,零零星星、无所顾忌地信手写下来,显得拉拉杂杂,随意而又散漫。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内地出版物的惯例,本书中凡是用仿宋体排出的文字,无论有没有引号,都表明其内容均引自他人的着述或被采访人的谈话。再者,第十三章中饶漱石的检讨和邓小平等人撰写的“专题报告”虽然冗长而乏味,但为了给有兴趣者保存较完整的史料,我还是将其全文引入书中。

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前辈与同辈、编辑与出版人,还有本书附录参考资料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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