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作者:曹长青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0-30,星期五 | 阅读:1,736

在21世纪的今天,联合国193个成员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国家,而有着13亿人口的中國却仍是没有真正自由的獨裁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深入探究,中國在制度、文化、人这三个方面都出现问题,是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导致目前的现状。

第一个链条是制度。

民主和專制的优劣,早已被人类历史证实。苏联及东欧的共產制度被结束后,整个欧洲44国都走向民主选举。美洲大陆除共產古巴外34国都实行了多黨制。亚洲的印度、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等都一人一票选举,连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开始投票。有了政治选择权,才能称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仅使人获得尊严,也使一个国家真正富有强大。当今世界七大工业国(G7),也是全球七强,全部都是民主国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几年前的统计,89个自由国家占有全球产值89%,而103个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才占11%。它说明世界主要财富掌握在民主国家手里;只有民主,才会带来富有。“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近三万美元,而不自由国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国家的十分之一)。

中國过去三十年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经济,所以经济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獨裁專制,导致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巨大不公、不义。只要制度不改变,社会和人都只能越来越畸形。

第二个链条是文化。

同是共產制度,为什么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巨变,走向民主?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层的文化问题。

中國的專制制度所以千年不变,是因为背后有專制价值占主导的传统文化在支撑,成为它的厚重底座。后来的共產文化,更把这种專制价值推到极端,形成中國独特的“黨文化”。

胡适和鲁迅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双子塔”,他们一个温和,一个激烈,但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却非常一致:胡适推“全盘西化”,主要出于对中國文化中泯灭人性部分的激愤。鲁迅说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鲁迅和胡适之所以对中國传统文化如此“激进”地否定,就是因为那个文化中缺乏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等价值,没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文理念。毛澤東发动文化革命,号称“扫四旧”、冲击传统文化,但事实是扫了传统的形式,本质上则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專制价值,把群体主义、皇权意识、等级观念发展到极致;以革命的名义,更加剥夺个人權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國文化人宣扬和确信,没有共產黨领导,中國就会天下大乱。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听到皇帝驾崩,就惶恐不安,认为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是同样心理,都是不把自己当人,当獨立的人,当有能力做自由选择的人;仍是那种“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獨立精神的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是專制制度得以存活的养分。而无数中國文化人所做的,是强化这种支撑獨裁者的细胞。

第三个链条是人。

皇权至上的黨文化,巩固和维系了專制制度,而统治者又用绝对权力,保持这种文化的独尊地位。这两个“链条”的相互捆绑,就勒出了劣质的中國人。当今中國人的种种毛病、恶习、丑陋,都可以从这种以皇权为中心的群体主义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说是,劣质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没有公民),这种劣民又维护着獨裁制度,而專制体制则保护劣质文化的垄断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给力,由此形成中國几千年的落后、封闭,尤其是持续到今天的專制。

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的恶性循环?

有人提出必须先造“新人”,然后中國才配有民主社会。这种观点认为,民众水准太差,不仅民主制度不会成功,社会也会大乱。所以中國改革派知识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

其实更早时,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这位曾到美国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启蒙者,看到在美国的中國人社会仍是一盘散沙,勾心斗角,也根本不参政问政,所以他更加确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國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后来毛澤東发动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响,也要塑造“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败了,因为文化基因不改变,專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则更是《动物农场》里的、北韩式的思想奴隶,比封建时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國知识份子中,更有人大声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國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胡适一生强调西化,都是认知到改变中國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无论是鲁迅时代,还是胡适活著时的台湾,以至当今的中國,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种会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最终结束皇权统治的文化。中國几次文化启蒙运动,最后都失败或无疾而终,都和当权者的抵制和压制有关。

由此看来,在制度、文化、人的三个链条中,首先应该把改变制度作为第一优先目标。因为只有结束專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下,以优胜劣败的正向淘汰规律,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变泯灭人性、限制个体权利的部分。而且,跟改变一种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变最快,其他两项则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渐进演变。

当然,制度改变只是第一步,更长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变,只有这种改变,才可能逐渐产生具有公民意识的新人(不是顺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维持和完善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无论今天的中國人怎样被指责“劣质”,都绝不是人种问题,也主要不是个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是背后的文化问题。

要想改变这三个链条的捆绑,必须首先从制度开刀。制度不改变,其他一切免谈,都被这条锁链捆绑得寸步难行。那些指责中國人劣质的人,如果不想、不愿为改变制度做一点点努力的话,又怎能自认自己就不是劣质人中的一个呢?

——原载《看》杂志2015年4月号

作者: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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