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穷酸?错,看看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来源:看历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7-30,星期四 | 阅读:1,437

文/吴安宁

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梁启超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康有为光靠卖字每月就能进账1000银元……还敢嘲笑文人穷酸吗,少年?

章太炎:专写墓志,要价奇高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婚,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其了“四色”。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

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

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2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2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

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

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喜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山东青岛康有为故居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批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的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是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10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糜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浪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此提督署后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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