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

来源: 豆瓣阅读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7-8,星期三 | 阅读:1,032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直立人、匠人或是尼安德特人都会采集野无花果、猎捕野绵羊,但不会去管究竟无花果树该长在哪,羊该在哪片草地吃草,又或是哪只公羊该跟母羊交配。虽然智人从东非来到中东、欧洲、亚洲,最后到了澳大利亚和美洲,但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仍然就是靠野生的动植物维生。毕竟,如果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吃得饱,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政治情况也都稳定多元,何必自找麻烦改来改去?

这一切在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在过去2000年间,人类并没有驯化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可以说,人到现代还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学者曾经以为农业就是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但不知道中东人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如何栽培马铃薯和驯养骆马,但也不知道在墨西哥或地中海东部又发生了什么事。中国最早驯化的是稻米、小米和猪。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决定干脆自己种。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也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粱和小麦。就从这些最早的出发点,农业开始往四方远播。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

为什么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虽然智人能挖出美味的松露、猎杀毛茸茸的长毛象,但真菌太难捉摸,巨兽又太过凶猛,于是想自己种或自己养真是难上加难。在我们远古祖先所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学者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由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他们说演化让人越来越聪明,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能够驯化绵羊、种植小麦。等到这件事发生,人类就开开心心地放弃了狩猎采集的艰苦、危险、简陋,安定下来,享受农民愉快而饱足的生活。

这个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早在农业革命之前,采集者就已经对大自然的秘密了然于胸,毕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非常了解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谁该负责?这背后的主谋,既不是国王,不是牧师,也不是商人。真正的主要嫌疑人,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

如果我们用小麦的观点来看看农业革命这件事,在1万年前,小麦也不过就是许多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出现在中东一个很小的地区。但就在短短1000年内,小麦突然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生存和繁衍正是最基本的演化标准,而根据这个标准,小麦可以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以北美大平原为例,1万年前完全没有小麦的身影,但现在却有大片麦田波浪起伏,几百公里内完全没有其他植物。小麦在全球总共占据大约225万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快有英国的10倍大小。究竟,这种野草是怎么从无足轻重变成无所不在?

小麦的秘诀就在于操纵智人、为其所用。智人这种猿类,原本靠着狩猎和采集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直到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培育小麦。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都开始种起小麦,从早到晚只忙这件事就已经焦头烂额。种小麦可不容易,照顾起来处处麻烦。第一,小麦不喜欢大小石头,所以智人得把田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搞得腰酸背痛。第二,小麦不喜欢与其他植物分享空间、水和养分,所以我们看到男男女女在烈日下整天除草。第三,小麦会得病,所以智人得帮忙驱虫防病。第四,不论是蝗虫还是兔子,都不排斥饱尝一顿小麦大餐,但小麦完全无力抵抗,所以农民又不得不守卫保护。最后,小麦会渴,所以人类得从涌泉或溪流大老远把水引来,为它止渴;小麦也会饿,所以智人甚至得收集动物粪便,用来滋养小麦生长的土地。

智人的身体演化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事这些活动,我们适应的活动是爬爬果树、追追瞪羚,而不是弯腰清石块、努力挑水桶。于是,人类的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研究古代骨骼发现,人类进到农业时代后出现了大量疾病,例如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此外,新的农业活动得花上大把时间,人类就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麦田旁边。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其实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驯化”(domesticate)一词来自拉丁文“domus”,意思就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小麦究竟做了什么,才让智人放弃了本来很不错的生活,换成另一种悲惨的生活方式?它提供了什么报酬?就智人的饮食来说,其实并没有更好。别忘了,人类原本就是种杂食的猿类,吃的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在农业革命之前,谷物不过是人类饮食的一小部分罢了。而且,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难以消化,还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

而就民生经济而言,小麦也并未带来经济安全。比起狩猎采集者,农民的生活其实比较没保障。采集者有几十种不同的食物能够维生,就算没有存粮,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饿死。即使某物种数量减少,只要其他物种多采一点、多猎一些,就能补足所需的量。然而,一直到最近为止,农业社会绝大多数饮食靠的还是寥寥无几的少数几种农业作物,很多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例如小麦、马铃薯或稻米。所以,如果缺水、来了蝗灾又或是爆发真菌感染,贫农死亡人数甚至有可能达到百万。

再就人类暴力而言,小麦也没办法提供人身安全。农业时代早期的农民,性格并不见得比过去的采集者温和,甚至还可能更暴力。毕竟现在他们的个人财产变多,而且还需要土地才能耕作。如果被附近的人抢了土地,就可能从温饱的天堂掉进饥饿的地狱,所以在土地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过去,如果采集者的部落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只要撤退搬家就能解决。虽然说有些困难和危险,但至少是个可行的选项。但如果是农民遇到了强敌,撤退就代表着得放弃田地、房屋和存粮。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注定了饿死一途。因此,农民常常得死守田地,双方拼个你死我活。

许多人类学和考古研究显示,在只有基本的村庄和部落政治结构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暴力行为造成15%的总死亡数,而在男性之间则是25%。现在的新几内亚还有达尼(Dani)和恩加(Enga)两个农业部落社会,暴力造成男性死亡所占百分率分别是30%和35%。而在厄瓜多尔的瓦拉尼人(Waorani),成年人甚至约有50%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之下!慢慢地,人类发展出进阶的社会结构,如城市、王国、国家,于是人类的暴力也得到了控制。不过,这样庞大而有效的政治结构可是足足花了数千年,才终于建立起来。

当然,农村生活确实为第一代农民带来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较不需要担心野兽袭击、风吹雨淋,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其实弊大于利。现代社会繁荣富庶,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农业革命真是个美妙的进步。然而,我们不能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可能是1世纪汉代某个女孩因为家里的农作物歉收而饿死。她会不会说:“虽然我饿死了,但我知道在两千多年后,人类能够吃喝不尽,住在有空调的豪宅里,所以我的牺牲也都值得了?”

对于那个营养不良的汉代女孩或是所有农民来说,小麦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对于个人来说,小麦根本算不上给了什么。但对于智人这个物种整体来说,小麦的影响就十分深远。种植小麦,每单位土地就能提供更多食物,于是智人的数量也呈指数成长。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人类还靠采集和狩猎维生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绿洲一带,大概可以养活一个有百名成员的采集部落,而且人们相对健康、营养充足。到了大约公元前8500年,野生植物的荒野成了片片麦田,这片绿洲这时养活了约有千人的农村,但人口密度也因此增大,而且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要比过去严重太多。

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这很类似于货币的概念,就像今天如果要说某家公司行不行,我们看的是它的市值有多少钱,而不是它的员工开不开心;物种的演化成功,看的就是这个物种DNA拷贝数在世界上的多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某物种的DNA拷贝,就代表该物种已经绝种,也等于公司没有钱而宣告倒闭。而如果某个物种还有许多个体带着它的DNA拷贝存在这个世上,就代表着这个物种演化成功、欣欣向荣。从这种角度看来,1000份DNA拷贝永远都强过100份。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但是,身为个人,为什么要管这种演化问题?如果有人说,为了“增加智人基因组在世界上的拷贝数”,希望你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你会同意吗?没有人会同意这笔交易。简单说来,农业革命就是一个陷阱。



全球著迷的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作为一个生于1976年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被评为“青年怪才”。用其广阔的思路犀利的语言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分析了人类文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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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图来自KevinLal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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