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百年名刊《新青年》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6-7,星期日 | 阅读:1,491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1期,作者李响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同乡好友汪孟邹从上海赴北京,为汪孟邹的亚东书局招股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当时只能印一千多份,几乎办不下去了,还需另有安身立命之事业。如果不是一位十余年未见的老战友出现,陈独秀也许会为开一个大书店奔走下去。

这位老战友就是即将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904年,陈独秀经章士钊介绍加入了一个“暗杀团”,与蔡元培一起研究炸药,试图通过暗杀 起义推翻清廷,组织被破坏后他们各自逃亡,断了联系。此时蔡元培正为北大物色文科学长,有人推荐了陈独秀,还拿了已出版的10本《新青年》给他看。读到陈 独秀撰写的文章,峥嵘岁月重现眼前,蔡元培断定,这就是能够帮他一扫旧学风的革命者,遂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1917年1月,陈独秀回上海安顿好妻儿只身来到北京,住进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房东住西院,陈独秀住东 院。他对蔡元培说了,先试干三个月再决定是否留用,所以没急着带家小,但《新青年》是一天不能离身的。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房三间是 《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在这里住了三年。300块大洋的高薪解决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正如亚东书局的老朋友们说的,“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要好得多”。 《新青年》背靠文化中心北京大学,也成就了百年名刊之地位。

箭杆胡同的小院早已成为大杂院,今年以来,清退修缮工作已完成过半,有望开放参观。岁月沧桑,“新文化运动司令部”的风流气象恐怕难于复原。

为生计创刊,被迫改名

在成为革命家之前,陈独秀是资深媒体人,1904年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 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甲寅》。当时纸媒很不景气,一是政治空气紧张,二是社会动荡, 国人专注谋生无暇读书看报。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抱怨道:“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

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办自己的杂志,不给别人打工了。《甲寅》的版面已不够他抒发己见,更重要的是,妻子高君曼患肺结核卧床吐血,两个幼子 嗷嗷待哺,他必须回到上海养家。他的一技之长就是编辑写作,自然首先想到办杂志创业。他游说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老乡汪孟邹给他投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 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汪孟邹的书局已经发行着《甲寅》等几本杂志,无力再办新刊,他帮忙联系了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开办的群益书局实力稍微雄厚一些。 陈氏兄弟表示每月只能支付200元作为编辑经费和稿费。陈氏兄弟可以说是颇有胆识了,严肃杂志是烧钱的事业,何况陈独秀当时还不像章士钊那么有名人效应。

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在即,《甲寅》因发表《帝政驳论》遭到查禁停刊。9月,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由于 《甲寅》颇有名气,《青年杂志》极力宣传与《甲寅》的继承关系以吸引读者,栏目设置几乎完全一样。外壳相似,内核不同。《甲寅》的目标读者是社会精英, 《青年杂志》主打青年市场,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文化。研究《新青年》的学者庄森认为,陈独秀办刊更多是为了生计,所在主要是“求稳”,思想上甚至可以 说后退,没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提出:“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

办杂志一要资本,二要稿源。创业初期的陈独秀,人脉不够广,也没有足够经费约请名家,稿费每千字2至5元,属于中等水平。每期近一半文章是 光杆司令亲自上阵,主打文章署名陈独秀,国内外大事记、通信等栏目署名记者,其实还是他。读者来信今天几乎一眼能看出是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即便如此 自我炒作,加上赠送和交换在内,每期只能印一千份,收不回成本,群益书局算是倒贴。

出版第一卷共6本之后,《青年杂志》停刊半年,改名《新青年》后重新上摊儿。起因是上海基督青年会突然写信给群益书局,说《青年杂志》和他 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据汪孟邹日记记载,1916年3月3日,晚饭后来到陈独秀家中,遇到陈子寿正在谈改名的事。“子寿拟 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指陈独秀的字,仲甫),仲与予均表赞同也。”也就是说“新青年”这个名字其实是陈子寿提议的。

调老作者入北大

本是被迫改名,陈独秀借此契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将计就计宣传改名是为革新。1916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已摆脱《甲寅》模板突出自己的特色,真的做到了“新”,以致有研究者误以为改名是陈独秀主动为之。

第二卷比第一卷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 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知己之情。刘半农原本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为生,在 报刊堆里发现《新青年》,主动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如遇灯塔,从此脱离旧文人圈子成为其麾下主力写手。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 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在第二卷登场。胡适也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青年杂志》创刊时,胡适仍 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想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替他们牵了线。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 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等等。

陈独秀在往期杂志上也多次鼓吹文学改革,但没有找到具体方向,胡适的来信使他拨云见日。他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于是有了彪炳史册 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革命”,公开文章却谨慎地用了“改良”。陈独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为胡适助 阵。

一个改良,一个革命,这种措辞的反差,与其说是胡陈性格的区别,不如说是搞学术和搞媒体的区别。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评价:“陈之霸气,必须 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 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陈独秀趁热打铁,把他和胡适的通信也刊登在《新青年》三卷第三号上。胡适来信大意说,改良文学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定,我们虽然已开革命之旗, 但决不敢说我们的主张不许别人匡正。陈独秀回信坚决地表示:“??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也。”

学问家之稳重,舆论家之激烈,两者的互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然而,胡适崇尚自由,陈独秀“不容他人匡正”,也为《新青年》后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张国焘回忆录》写道,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而此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仅仅占领北大的市场还是不够的。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第六号,订数还是太少,刊登的广告也基本仅限于群益书局的书籍教材,群益不堪重负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各种斡旋,群益终于答应次年1月复刊。

1918年1月复刊时,情况有了转机。陈独秀入职文科学长以后,把他的作者都聚集到北大。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博士学位没拿到的胡适和中学没毕业的刘半农,都给予教授职位。这些人加上在北大若干文科教授,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

1918年1月的第四卷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主编,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 任,不另购稿”。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同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了办 刊成本。

鲁迅奉将令“呐喊”

诚如周作人所嘲笑的,陈独秀强调树白话文学为正宗,但自己写的还是古文。从1918年起,《新青年》才真正开始推广白话文,并且使用标点和 分段。这种“花头儿”给印刷增添了很大麻烦,当时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没有标点模子,不愿接他们的单。群益书局和太平洋印刷厂商量,用外文标点符号做 底子刻成了铜模。

鲁迅的加盟,使《新青年》的白话文从理论走向创作。牵线人是钱玄同,他与周氏兄弟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架不住游说先行下海,直到1922年7月休刊,几乎每期都发稿,而且有时一期中发表不止一篇。但高冷的鲁迅就没那么容易被说动了。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早就看过《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态度很冷淡”。那几年鲁迅沉浸于抑郁中,他对社会极度失望,个人生活也 不幸福,想到老家的原配朱安就透不过气,许广平又尚未出现。他独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朴树书屋,这里因为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没人敢住,正好适合鲁迅隐居,钻 研佛经和抄写古碑来自我封闭。

鲁迅回顾:“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没有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即使 革命是徒劳的,鲁迅也决定呐喊几声助助威。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走进鲁迅独居的朴树书屋向他约稿,直到1918年5月鲁迅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一朝成名天下知,鲁迅与《新青年》相互成全。

“既然是呐喊,当然须听将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给小说都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比如《药》的结尾,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 一个花环。可见鲁迅对陈独秀青眼有加,肯奉他为将,做“遵命文学”。如此按照编辑意图所做的小说,鲁迅自称“与艺术距离之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自谦的说 法,说明鲁迅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始终保留着冷静的态度。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鲁迅“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与《新青年》同仁们的乐观主义战斗 精神”是不同质的。

并不光彩的双簧戏

当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时候,问他抄古碑有什么用,拐弯抹角地说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忆道:“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犀利的鲁迅一语道出《新青年》当时的尴尬境地,所谓新旧论战,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激烈,敲锣打鼓搞文学革命,结果杂志发行量上不去,响应 的人不多,连旧派文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出来反对。敌人的漠视是最让人寂寞抓狂的。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想出了一个“双簧戏”:由钱玄同假扮老学究王敬 轩,写信给《新青年》贬低新文学,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复信驳斥,措辞尖酸刻薄,几近谩骂。王敬轩影射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 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多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新青年》同人位列圣坛,这出双簧戏也被传为名士佳话。实际上,当时这种做法引来很多反感。刘半农学历低, 刚到北大那几年本来很多师生看不起他,干这事更令胡适鄙夷为欺骗读者“低级趣味”。胡适的好友任鸿隽知道后,写信批评双簧戏有伤杂志信用:这种事如果传出 去,以后即使真有好的读者来信,谁还相信?你们再写好文章,但信用已失,“改良文学前途危者”。

只有深谙媒体炒作之道的陈独秀力挺双簧,在后续的通信栏目中痛骂王敬轩的支持者。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再次浮现:陈独秀认为骂人有理,对于反对者,“唯有痛骂之一法”;而胡适认为有理由的反对应该欢迎,议论应该平心静气,否则有违自由二字。

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就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批判林纾,林纾皆不回应,双簧戏上演近一年后,才终于“引蛇出洞”。1919年2、3月, 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为妖怪,还编排了钱玄同和蔡元培,接着又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北大纵容教员“覆 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被激怒,发表复信反击。

蔡元培和林纾都是文化名流,这场“林蔡之争”立即被报刊冠以“新旧思潮之决斗”等噱头。林纾清末就因翻译《茶花女》等名著而家喻户晓,与他 对阵叫板是一次绝好的宣传。林纾算是帮陈独秀胡适等“后辈”进行了免费的逆向炒作,效果比自己演双簧要好得多,《新青年》也随之声名大涨。

1918至1919年间,《新青年》终于突破发行困境,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印一万五六千本。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 数十个城市的书局,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代派处。为促进销售,多年来《新青年》保持价格稳定,并且多买打折,2角一册,1元半年,2元一年,后期字数增加 后,紧凑排版节约成本。邮费也在努力下调,创刊初期邮国内和日本都是3分,1919年国内下调至1分半,日本只需1分。1919年5月第六卷第五号发布通 告:《新青年》出售合订本预约券,五年来共出33本杂志,分五厚册精装,如现在预约,每册4元,等印制出来之后再买就是5元。这说明《新青年》已经成为具 有收藏需求的名刊。

因政治决裂

多年来,《新青年》同人始终有一个不谈政治的约定,就像胡适说的,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 本道路。然而,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面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以陈独秀之个性岂能不开口。1918年7月,第五卷第一号的开篇文章是陈 独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公然“破戒”。

陈独秀与胡适这对黄金搭档分歧渐深,而李大钊与陈独秀越走越近。李大钊1918年1月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入职北大,到1918年下半年,已成为《新青年》同人中的颇有分量的人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也多起来。

1918年1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对战争走势起到关键作用,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11月15 日,第五卷第五号《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阵营分裂为两派:陈独秀李大钊倾向革命,胡适、鲁迅、周作 人等倾向启蒙。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联手办了《每周评论》专门谈政治。

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言辞激烈我行我素,得罪人远超胡适,他热衷时评之后,观点愈发激进,引来当局注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校内外保守势力一齐向蔡元培施压,要求废除学长制,《新青年》同人沈尹默竟也参与其中,当年他还是力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人之一。

三顾茅庐的蔡元培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撤销了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改聘为教授。陈独秀不接受教职,专心编辑《每周评论》。不久五四运动爆发, 陈独秀以幕后领导者的角色投身其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陈独秀的入狱使他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同情,《新青年》同人,包括刘师 培等保守派教授都群起奔走营救。三个月后陈独秀获释,《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因此耽误了五个月,在1919年11月才出版。

出狱后陈独秀仍受到警察监视,为避开监视,他于1920年2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潜回上海。因此,1920年2月至5月出版的《新青年》实际上 出自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出版的第七卷第六号,陈独秀办成劳动者专号,篇幅从原来每期130至200页猛增至400多页,内有表格需 要用锌版,纸张排工成本都增加,群益书社要求涨价,并且怕杂志政治倾向太浓惹麻烦,想撤广告。

陈独秀大怒,给胡适写信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 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汪孟邹两边 劝和调停不管用,他对侄子汪原放说:“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 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编辑部与群益书局合作五年,几度断炊停刊都坚持复活,群益算是为《新青年》承担过很多风险。最终决裂不是陈独秀一个人脾气大造成的,理想和资本不可调和,《新青年》同人皆不愿受制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群益书局。

独立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解决不了印刷发行的巨额经费。与群益决裂后,陈独秀在上海反复写信给北京,无非是两件事:催稿和催款。1920年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就在与群益闹掰的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陈独秀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左翼人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还把这些人吸收到《新青年》编辑部。

北京方面的稿子和钱迟迟不来,《新青年》被迫停刊了4个月。1920年9月,八卷一号终于出版,是共产国际解决了《新青年》的经费,马克思 主义作者填补了稿荒,这一期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新青年》就此成为共产主义刊物。继编辑部与发行部决裂后,编辑部内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决裂。经过 反复书信沟通,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无法就杂志前途达成共识,胡适等人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宣告终结。

《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写道:“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

1921年10月,陈独秀以“过激党领袖”嫌疑在家中被逮捕,《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被搜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营救,最后宣判结论是只查出《新青年》有过激文字,判罚一百元了案。

遭此大变,《新青年》停刊10个月,1922年7月补齐第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瞿秋白主编的季刊,刊登政治理论文章,《新青年》只剩下一个名字,与过去没有任何关联了。1926年7月,这份理论杂志也停办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写道:“在《新青年》这场大剧中,陈独秀集编剧、导演、演员为一身。根据剧目的要求,他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 员、更换演员。他始终主导剧情发展,步步推进,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壮观的戏剧。”他毕竟实现了创刊前许下的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1921年被捕之前,虽然胡适等人已退出《新青年》,陈独秀依然视他们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唐宝林评价:“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 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是:“守 常(李大钊)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欧阳哲生写道:“《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 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编撰《新青年》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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