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辛亥革命,二十世纪初中国乡绅误解的共和

来源:伯特利评论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6-3,星期三 | 阅读:2,339

辛亥革命的发生从历史长河中看是一个断裂。其背后不啻是中国庞大的乡绅阶级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儒家意识形态崩裂。在种种原因之下,这时的乡绅阶级是中西二分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对理解西方共和主义难免产生误差。

文/巴别塔荔枝

1900年的“东南互保” 最具代表性地说明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破碎,这在历史上也属极为罕见的地方抗拒中央指令的非分之举。爱国内涵从爱君主转变为爱家乡,地方主义称为清末普遍潮 流。梁启超鼓吹湖南自立,孙中山认为中国面积犹如欧洲,各省也应有自主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保国必先保大清”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场。孙中 山自此一呼百应,革命应运而生。持有立宪派主张的梁启超与孙中山论战,争论的是大清在道统上到底有没有合法性。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危机不在于满清统治,主张 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认为大清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中国要改革,得先种族革命。

排满种族主义和所谓汉民族正统观不过是一体两面。此类主张和情绪冲击儒家的纲常名教,削弱皇权。当时排满的革命派毕竟少数,社会组织者的大 多数是立宪派,他们要求清廷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其后虽光绪被软禁,康有为等人被通缉,但慈禧对新政推行的力度超过立宪派的想象,我们今天普遍误以为慈禧 从中阻扰和抵制。

清廷倘若大刀阔斧改革,只要时间充裕,不难想象中国或许也能有明治维新的成果。可是历史不可回转,不可再假设。我们不妨问问,好事怎么就成不了?

不给清廷时间的是孙大炮等人的革命派。这个事儿不得不提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风潮。记得2014年末一篇《中国诸神的黄昏》 神马的文章在网络上转疯了,其主要观点是所谓铁路贪腐导致革命,大清灭亡,并借此影射当下的政治。笔者认为导致大清灭亡的不是什么贪腐,我们需要把原因追 溯到解体中国超稳定结构的思潮观念转变上。

本来铁路风潮是一个地方与中央的经济事件。1911年盛宣怀继任邮传部尚书后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铁路公债借款一千万日元。载泽与四国银行订 立整顿币制、兴办实业、推广铁路计划借款五千万元,用国有铁路抵押。他们主张铁路干线国有,支路民营。最后皇帝上谕宣布,各省所有商办铁路收回由国家管 理。这一政策牵连最大的是四川和广东两省。早在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批准绅商自省筹资修建宜昌铁路。当时绅士按占田多少认购铁路租股。现在铁路要收 回国有,这直接损害来绅士的利益。于是,各省谘议局与国家对抗。四川代表到北京跪地安门外,但中央态度强硬。这便有了四川绅士酝酿独立,于是中央政府派端 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新军有第八镇河第十一混成,共一万七千人。1911年8、9月间,调动九千新军入川,留守武汉约八千,其中半数与革命党有联 系,这就给武昌起义提供了绝好良机。

如前所述,清末,儒家一体化稳定结构崩裂,取而代之的是地方主义和排满种族主义。这也正是革命党的主张精神。正如梁启超所言:“辛亥革命之役,易数千年之帝制以共和”。那么梁启超为何用共和指称革命呢?

起义二十天后,湖南、陕西独立,九江独立,山西独立,云南独立……整个南方相继独立。发起独立的是各省谘议局,他们就是广大的地方 绅士。革命军发动的起义,其影响深远,然而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撕裂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地方绅士。而当时支配这些地方绅士的主流观念早已从统一维护儒家道统的 爱国主义转变为地方主义。西方思潮对中国大陆的冲击很厉害。可惜就连梁启超也把西方共和主义误解为地方主义。西方共和主义强调自治、民主,而不是分裂。以 地方绅士为主的各省谘议局纷纷独立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政体的分裂。当他们的利益与中央不可调和时,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使他们放弃君主立宪而走向“共 和”。如此一来,清廷没有足够时间改革就被推翻了。辛亥革命实为清末各省谘议局的绅士积极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清王朝行动的逻辑延伸。

辛亥革命的发生从历史长河中看是一个断裂。其背后不啻是中国庞大的乡绅阶级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儒家意识形态崩裂。他们一时还找不到替代的意 识形态学说(此后则被共产主义取代),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又是选择性的。私人领域与社会政治公共领域越来越趋于清晰的分野。在种种原因之下,这时的乡绅阶级 是中西二分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对理解西方共和主义难免产生误差。

不过这也不稀奇。直至今日,仍然有些人主张的所谓共和实质是分裂。这也难怪,这些人的学说中饱含浓浓的种族清洗的情结,一如当年排满的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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