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伟:让人匪夷所思的日本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3-18,星期五 | 阅读:2,704
作者:赵健伟

本文作者按眼下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使世界震惊。然而让中国人尤为感慨的是:震后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理性、秩序以及自信,让很多人唏嘘不已。本人对日本这个民族有过较为深入地研究,并极为赞同胡适在评价日本时所说过的一段话:”大凡一个国家的强弱、兴亡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的蕞尔三岛一跃为世界强国,他们能这样是有道理的……”本博客将连续发表三篇有关日本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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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匪夷所思的日本

至少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文化生态上还是中国的一个”山寨”版。无论是儒学还是佛教,以及后来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阳明学,都源自中国。作为一个自身缺乏整体文化根基的岛国,日本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近似痴迷地学习和引进他国文化,一次是七世纪”大化改新”,其对象是大唐帝国;另一次则是明治维新,其对象是欧美国家。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登基后,即以中国为模式,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意为”伟大的变化”。646年初,新政权颁布了《改新之诏》,”大化革新”由此开始。这是一场以中国化为最高目标的文化、政体移植运动。在核心领导中,有为数众多的学子当年由圣德太子于608年派往中国的”海归”。然而不久,一场意外的战事发生了。

公元663年8月27日,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村江”海战打响了。由唐帝国支持的新罗正进行着的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受到了日本的挑战,为了获得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日本派出了数万兵力与大唐与新罗开战。据史料记载,当时大唐水军有7000余人,战舰170艘。而日本水军有万余人,战舰超过1000艘。然而,战争结果却是日本大败。若按一般逻辑,战败国不是在复仇之叫嚣中酝酿再战,便是在耻辱之悲怒中制造民族敌视。但日本不是这样,这个民族的”骇人”之处在于,他臣服于任何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并进一步激起对强者的崇敬和学习热情。公元669年,被打败的日本居然遣使远赴长安,向打败自己的大唐帝国当面表示祝贺。

这种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此举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骇人”性格:崇敬强者,鄙视弱者。哪怕弱者是自己亦然。

日本在”白村江”海战中失利,进一步促使了”大化革新”向纵深发展,而大唐帝国的强盛更激励着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学习的强烈愿望。从那以后,日本来中国留学的学子与日俱增。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大化革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是日本由弱变强的开始。

这样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千多年以后,”明治维新”,揭开了日本走向大国和现代化之路的另一场序幕。

19世纪以前,日本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英美为首的列强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但均被日方拒绝。1852年7月14日,美国东印度洋司令佩里将军率300名海军,驾战舰驶入日本江户湾,在军乐队嘹亮的乐曲声中,佩里率众士迈着整齐的步伐,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的亲笔函。临走时,佩里告诉幕府官员,次年春天日本政府必须予以答复。

佩里此悍然之举,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震动。主张国体尊贵的”攮夷派”和主张”开国论”的开明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双方均未说服对方,最终结果居然是对佩里的要求不理不睬,保持缄默。

1854年2月,佩里率500多名士兵,驾7艘战舰再度登陆,经过一个多月兵临城下的谈判,日本政府终于屈服,同意美国人的要求,双方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就这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炮,迫使日本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国门。随后,英国、荷兰等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

然而让人闻之骇然的是:佩里的强行登陆以及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后来的日本人眼里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把佩里视为打开日本国门的英雄。

今天,就在当年佩里登陆的地方,也就是神奈川县的久里滨,有一座以佩里命名的公园,公园中矗立着一座佩里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日本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亲笔题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现在,日本民众每年都会在此举行所谓开国纪念活动,期间有一场表演:一群身穿黑衣、滑稽可笑的日本小丑,面对美国庞大的战舰惊慌失措,而入侵者佩里则成了真正的英雄!

众所周知,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是促使日本最后投降的重要原因。如此灭绝性的战争手段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按吾辈之常理,如此恶行者必定是我族之永久大敌。但日本人的行为又一次让人”骇人听闻”。1951 年3月15日,当麦克阿瑟将军离开日本的时候,天皇亲自到使馆为其送行。一路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涌向街头,欢送这位受杜鲁门总统之令扔下原子弹,随后又帮助日本战后重建的美国将军。当时的首相吉田在致欢送词时这样说到:”麦克阿瑟将军把我们从投降的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他受到我国全体人民最为深切的尊敬和仰慕并非偶然。我们全国对他的惜别之情非我的言词所能表达。”

面对这样一个日本民族,于吾辈来说几乎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在我们的语境里,怎么可能把一个帝国主义者视为英雄呢?我一直在假设,如果这事发生在本民族,那么我们从小一定被告知佩里和麦克阿瑟是历史罪人;佩里登陆以及麦克阿瑟扔下原子弹的那天,我们一定会视为国耻日;而佩里登陆的久里滨以及广岛、长崎一定会被定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由此我陷入沉思:两个东方民族的思维和语境何以如此相悖?对待历史上的”敌人”,为何日本能迅速在现实层面上予以转换,而中国却惯于把仇恨铭刻于历史记忆之中?同样是面对西方要求开港通商,为何日本通过和平方式得以实现并从此崛起,而中国却遭遇了鸦片战争并一路衰败?作为中国文化狂热的追随者,日本何以在明治维新之后”像扔破鞋一样扔掉了曾经虔诚地学习、模仿过的大陆文化。”(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

胡适在评价日本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强弱、兴亡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的蕞尔三岛一跃为世界强国,他们能这样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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