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史家何为?

来源:搜狐历史频道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1-9,星期五 | 阅读:1,089
邵 建 郭世佑 雷 颐 马 勇 范 泓 陈浩武

陈浩武:下一个三十年历史学的任务

搜狐历史频道要我为其写几句话。大意是谈谈关于历史学者的责任云云。我不是历史学者,我现在主要在做关于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也愿意发表一下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

要谈历史学者的责任,首先,我觉得要对现阶段的历史现状作一个判断。我一直有一个”三个三十年”的历史观。我认为,中国近代自辛亥革命100年来,历史的发展大体是三个阶段。

从1919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主题是国家主权重建。

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首先是确立国家的有效边境并且在这个边界之内实现有效的治理。1911年推翻清廷以后,一个古老的历史王朝的灭亡,一个短暂的民国以后就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打断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步伐。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好不容易中国统一,又陷入国共内战。前后长达30年的动荡,中国才算是确立了民族主权国家的主体。

从1949年到1979年是第二个阶段。

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后的历史任务,显然应该是经济重建,通过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使人民安定和城市化。可惜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经济建设时期,从1957年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取代了经济建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下,中国走了一个大弯路,一直到”文革”,这种政治疯狂达到巅峰,致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跌倒崩溃的边缘,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1979到2009年是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显然是在补课,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利用了和平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二战以后的国际WDO市场体系,利用了全球千载难逢的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高科技发展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连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使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

但是,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环境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权贵资本勾结形成利益集团,官员贪腐横行,国进民退,垄断集团座大,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社会道德沦丧。

如果我的这个历史观能够成立,那么,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接下来的下一个三十年是什么?下一个三十年,即从2009年到2039年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下一个三十年,中国最紧迫的问题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上一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列宁主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下的发展,是集权模式下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虽然一段时间效率很高,但是问题亦严重。主要是中国的环境和资源承受能力,已经无法支撑这种房子模式,社会发展层面的矛盾,也是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为什么要发展民主和宪政?

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和民主政治相连。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只有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自由民主的法制秩序才能与高度的市场经济相兼容。下一个三十年,就是要把列宁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宪政法制的市场经济。

什么是宪政?我认为,宪政是一种历史的文明。是一个我们无法阻挡的人类目标。因为宪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运作过程的规范化,规则化。

在一个成熟的宪政体系中,政治制度就像一架机器,按既定秩序运行,不为任何特定的政治家的意志和抱负所左右。相反,政治家只有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之内,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以,宪政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重要的是这种规则所体现的价值观。或者说,是体现了某种价值观的规则。

那么,宪政民主制度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总结西方宪政的历史,我们看到,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对每个个体免于被他者伤害的各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宪政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每一位国民可以以一种更便捷的和可预期的方式,利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从而不受他人,组织,特别是政府本身的伤害。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三个三十年,虽然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离宪政民主这个文明形态还相隔很远。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确立,那么历史学者的任务也就相应确立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向着民主和宪政的目标前进。一切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要积极推动之。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就是推动中国的历史向文明的方向前进。

范泓: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

这一个正在变化的时代,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论会发生什么,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庞杂无序的史料,如何淘沙捡金,如何去伪存真,牵涉到我们的价值判断、个人素养和认知,甚至是对历史的情感,同样一份史料,在不同的史家眼中,会有不同的结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材料时应采取的一种谨慎态度,即“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尝言史才、史学、史识,至清代,章学诚又加上一“史德”,简来说来,史学就是学术涵养,史识是指对事件或人物的判断,史才可解释为才智天分,史德就是心术品格。历史学家无不渴望探求真相,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探求真相往往是困难的,在一个时代,若以政治或意识形态高压箝制史学的自由发展,则无信史可言,因此,史家所要追求的事实上是一个良知,一个求真的良知,在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中,将此称之为“史学的纯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是一个价值判断之举,是一个综合之举,也是一个反省之举,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

随着世局的转变,史学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史”已不能再独霸天下,“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内涵的对抗,或许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应当是一个新的契机或转折,若以台湾史学界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言论思想的自由,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及史料的逐渐开放,对于近现代史而言,国民革命史观不再强势,中国现代史不再等同于国民革命史,也不再等同于国民党史。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革命意识大见削弱,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已成为台湾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应当承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诡谲多变,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有资料繁富、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之困扰,但在脱开现实政治的纠缠,抛弃苏联模式、党团关系、革命史观的影响之后,一如章太炎所言“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归纳一段历史的演变过程,理出史事发展变化的诠释方法已成为一种可能,“史学得跟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世变愈急,史学变得愈快”,以多元取代一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若想重现历史真相,必得跳开固有立场,甚至勇于超越“党见”,历史不再为革命服务,也不再为政治服务。

研究历史的人,通称为“史家”。一般说来,史家把史料变成历史的过程,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史学的观念往往会决定历史的解释。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重要的不是古今,也不是天人,而是际变,史家与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虽以过去之事为主体,但关心的对象却是当下。历史记载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而是建构过去到今天的延续,是一种移动的、提出问题的叙述,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或判断,历史的功用,其中有一点,就是避免重蹈覆辙,一如西哲培根所说“研读历史,可以使人聪明”,知道今天从何而来,又该往何处去,这恐怕就是历史的时代意义。

郭世佑:做一个善意的批评者

邻邦印度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坚信:“只有一颗年轻、清新又纯真的心才能发现真理,但是,纯真与年龄无关。并非只有孩子是纯真的,孩子也许并不纯真,只有那些能做到既体验又不累积经验残渣的心,才是纯真的。”诚哉斯言。当“皇帝的新衣”在谎言的驱动下收获虚伪的夸耀时,只有心地纯真的人方可直陈谎言的荒谬,真理往往就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或常识。基于历史学的求真行规与职业特性,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即使不愿直截了当地揭穿“新衣”的谎言,至少应当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而不应该为犒劳与奖赏而喝彩,除非有人在用刀枪威逼你去喝彩,挑战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牵出你的无奈。

人类不能像兽类一样立刻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地消失”,只有低头吃草的牛群羊群才能过一种的非历史的生活,遗忘过去。一方面,“人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尼采语),另一方面,人类千方百计地用简单的符号与复杂的文字挽住过去,还专门设置一个搭救人类记忆的历史专业,历史与现实就被牢固地绑在一起,即使有人想让同类忘记过去或改写过去,那也不太容易。如果说历史就是历朝历代的政治奴婢,或者就是胜利者炫耀自身合法性与神圣性的政治宣传,那么,追问历史真相与谜底就是历代史家的职责所在。

正是因为人类拥有兽类所难具备的记忆能力,人类喜欢在时间的坐标上写意和抒情,历史与现实都在变动不居之中,二者的区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历史原本就是现实的凝固,现实却是历史的延伸。如果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目的还是创造世界,那么,历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历史,目的还是创造历史,关注时代与苍生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与良知所在,也是提升历史研究能力的重要法门。因而可以说,只有对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分析透彻的史家,解答历史问题就不在话下,激活死人;只有对历史问题分析透彻的史家,解答现实问题也不难轻车熟路,化解谜团。

自近世已降,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引领历史解释之先,吃玄鸟蛋、践巨人迹等神话故事不攻自破,带来人类认识史上的空前解放。不过,当旁征博引的主义之雾与历史决定性的霸气畅通无阻时,唯物史观同宿命论之间也不过一步之遥,功利主义依旧结伴而行,时隐时显。当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强行作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课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历史教师与史家的日常性职业行为却容易提升为拷问道德操守的契机,是非得失就往往取决于听众与读者的评判。

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苍生的血泪与民族的艰辛,这是举世皆知的,个中痛楚究竟能给后人提供什么样的教训和智慧,华夏子孙如何走出近代史,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费人猜思。当昂贵的学费总是以苦难的课堂为结局,国人就更有理由尽快跟上马克思的节奏,同歌德一起高唱,使自己变得成熟和聪明起来,至少应当把近代国史当作亿万中华儿女共有的开放性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缩小中外差距的真功夫,唱出货真价实的“同一首歌”,却不必把近代史圈作少数人的解释专利,只搞选择性的求真,更不要党同伐异,动辄以“爱国”、“卖国”相甄别,非此即彼,除非有人能确证某个学术异己就是后娘养的。当历史的谎言也在充斥着我们的教科书与阅读市场,恐怕还无法指望我们的国家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像年轻的美国一样充满自信,取消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统一的命题考试与标准答案,还让《老师的谎言》之类专揭本国历史之短的书籍畅销无阻,还让它获奖,我们也无法指望至今备受警惕的戈尔巴乔夫还能投胎在我们的国度里,以“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为由,废除中学的历史考试,不过,对历史研究者群体来说,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举国一式的工科管理体制的钳制与诱惑,摈弃个人对局部史料与局部问题的特殊偏好,就事关家国前景的许多历史真相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关联认真严肃地告知国人,开启来者,倒是当务之急,好事多磨。

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著述的时间与精力也是有限的,对多数学者来说,也许惟有将历史研究当作门前的自留地,跟着跑课题,拼论著,争奖励,求光环,方可确保衣食无忧,少数志存高远者或可像足不出户的严耕望那样苦心经营,集毕生之力,朝着传世的目标迈进。相比之下,如何澄清谬误,走出书斋,关注世态炎凉,引领民众思考,却是更费心力还并不讨好的知识工程,“剪不断,理还乱”。环视万里神州,数十年左右无常的国运折腾已注定我们这一代乃至我们的前辈既难扮演专精高手严耕望的职业角色,更难复制博通大家余英时的风采,历史学的使命感与地球村的压力却不难驱使我们重温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梁任公的声音,审视师者的自我价值与史学的尊严,尽量做一个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而不是谋求分羹的吹鼓手。若就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而论,可以断定,中国的未来既需要稳打稳扎的严耕望,更需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余英时。

如果说战士的荣誉在沙场,那么,教师的荣誉在课堂,在学生的记忆与成长中,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如果说政治家的荣誉在官位,在征服,那么,学者的荣誉在读者,在读者与学者的心智互动和国民创造力的提升,只有推进民主与宪政,国家才会安全。

雷颐: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

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当然不错,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而如果掩盖、涂抹历史,竭力遗忘历史,心灵必在黑暗中行走。

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确实,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

但是,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

《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名作。小说中“大洋国”的独裁统治者发现,如果所有人都相信统治者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的座右铭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不正在迅速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吗?这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迟早,人们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强调,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

虽然知道历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昨天”如果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终归令人遗憾,人们确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不会在“黑暗中行走”。

马勇:用历史学参与历史的创造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即便从孔子算起,中国历史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走过了一个漫长道路,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淡薄,无神论、唯物论宣传,使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怕地狱,更不怕历史。这是中国文明的悲剧。

史学本质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历史记录尊重事实,不隐恶,不溢美,那么历史学功能必然彰显,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根据儒家的观点,中国人从来不相信此生永存,但中国人从来相信精神不死。孔子“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其实与东西方宗教具有类似功能,教导人们理性主义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知道此生短暂,只是一个过程,即便享尽荣华富贵,最后也不过是一堆黄土。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响社会,影响人类历史。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主义使中国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信奉真实,相信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也是历史学为学的根本价值。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传时,注意到“一字之褒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价值取向,因而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怀疑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最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历史学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历史真实,即便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历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的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合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

以“董狐直笔”真实记录历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史上的任何曲笔,甚至像司马迁、陈寿等人那种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笔,也依然会被史学史揭露、唾弃。中国历史学不认同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私人意气,更不会因为什么政治立场、党性原则去曲解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存在的依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不真实的历史说教只是说教,不是历史。一切曲笔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会被揭穿,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资治、通鉴

历史学的功能、意义,当然需要书斋学问,需要扎实、细致的考订功夫,需要心无旁骛,需要价值中立。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没有这样的积累,历史学就不会被人们尊奉。曲笔的历史作品,或许能够赢得一个时代的虚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终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成为一种学问,除了弄清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治,是通鉴。是用历史教训指导现实,是告诉人们在从事创造时,要有大关怀、大视野,要放在历史长河中通览、通鉴。

有一句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历史,就是人类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线性进化论”了,总以为我们今天比古人聪明,总以为我们现在比古人幸福,也总以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其实,反观过去几千年可以检索的历史,我们应该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俱分进化,有古今之别,无古今之异。我们今天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知道的更多,这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更博学,而是我们生的比他们迟。

幸福的日子就是不断重复,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一样灿烂,明天的太阳还应该像今天一样。只有不幸福的日子在不断改变,各有不同。因此,常态的历史进程,除去那样外在的要素,诸如王朝的姓氏,政党的称谓,特殊的政治历程,如果从一般历史情形去观察,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昨天的重演,除了换了演员,场景、情节、结局,似乎都没有多少新鲜。

熟读历史,不会轻言历史性的创造;熟读历史,应该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相信资治,相信通鉴,即便是比较纯粹的书斋学问,假如深究起来都有现实的大关怀。

预知未来,参与创造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老话说,无聊便读书。好像历史学就是一门消极的学问,是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中国或许是真实的,但在现代学科建立后,显然不能这样看。历史学不仅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预知未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学家不再是失意政客无聊之后的消遣,而是有识之士、饱学之士的职业,是一项与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等职业选择大致相同的选择。

其实,在古典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并没有消极地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无聊的学问,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诗》《书》,订《春秋》,让乱臣贼子惧。这既是孔子对历史学的定位,也是孔子以历史学为工具积极介入生活,影响政治,进而影响历史。此后,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直至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以历史学为工具服务于社会,影响政治,应该说一脉相承,精神一致。

用历史学影响政治,参与创造,当然要防止“史学为政治服务”悲剧重演。史学沦为现实政治的婢女,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一个特例。在中国更久远的历史时期,其他的学术可能不甚独立,惟独历史,即便在极端专权的帝王面前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服的性格。中国的政治架构需要一个独立的史官制度,独立的史官制度反过来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有用、有效,假如历代帝王都像那个特殊时期要求史学家只为帝王唱赞歌,那么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就不可能创造辉煌的历史学成就。

独立的史官制度保证了中国政治架构顺畅运行,历史学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历史创造。一个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中国政治架构,没有历史学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历史学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研究历史,而且还在于参与历史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为人类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邵建:观念是解读历史何以然的钥匙

就我个人的写作兴趣,不在史,而在论。史家傅斯年言及史学时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体力活,也是基本功,我向来视为苦役,唯恐避之不及。这就注定我不可能走史家之路。但,面对现成史料,哪怕它是陈旧的,我倒很愿意从观念角度对其解读,或曰从观念出发对其重新发现,并由此观察观念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因而,我眼中的历史(比如我所关注的20世纪这一百年,尤其是它的前期,),从我习惯的切入看,未必就不是一部观念史或思想史。

对于观念的看重,大概是受了苏格兰大卫?休谟的启发。他说:“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支配。”记得课堂上,我曾和学生这样交流过:我们每个人可以体察一下自己,看看你的言行,隐藏在它后面的力量是什么。一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抑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除了出自本能,庶几就是观念。你拥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往往是它决定你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如何处世。观念之于人的重要,其实就是观念之于史的重要。历史是由人类的行动构成的,行动往往又是由观念掣肘。所以以赛亚?伯林转引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警告:不要小看一个哲学教授在狭小书房里炮制出来的观念,它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也所以伯林本人的学术用力,就是欧洲近代以来的观念史和思想史,用以钩玄观念与历史之间的隐秘的联系。

回望20世纪中国一百年,由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形成的歪曲、遮蔽和遗忘,百孔千疮的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太多的重新工作的空间。从1990年代中期往后,十多年来,就像1980年代小说叙事一样,从文革苦难的“伤痕文学”,往前回溯到十七年历史的“反思文学”,然后再往前,是历史文化久远的“寻根文学”;我们的历史叙事也是如此,最早出现的是“民国热”,由民国而北洋而清末,历史一节节往前溯,不断地以另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呈现被沉埋了的历史,追述被扭曲了的时代,还原被污名化了的真相,便成为一代史人的职志。我的一些朋友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对他们抱以深厚的敬意。但我自己不然,我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史,毋宁更在史何以成史。历史是然,我更私心于它的何以然。当然,历史何以然的构成因素很多,它的形成本来就是各种作用的阴差阳错;但在历史的多元审视中,我选择的观察视角和解读维度就是观念。一个时代如何形成一种观念,一个观念又如何作用并影响一个时代,是我个人触史的兴趣。

还是在20世纪的最初12年,即清末还剩尾声的最后12年,梁任公的君宪运动和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不仅构成面对满清专制的两种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两种政治观念在角力。彼时梁孙等都在日本,但能够吸附大批年轻留学生的不是梁任公保守主义性质的立宪,而是同盟会带有复仇色彩的民族与共和的革命。革命理念风靡日本留学界,鲁迅就是其一。他回忆年轻时在日本慕名去听章太炎的课,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不是个案,后来这些归国的留日学生进入各路新军和政府,成了推翻满清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影响他们的,正是共和、民族、革命这样一个观念系谱。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这些观念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揭幕,并由此推动现代中国历史的形成。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像现代这样受到观念如此深重的影响。继辛亥之后的国民革命,北方的大学生纷纷南下广州,正如后来的年轻人不断奔赴延安,这其中对他们形成最大驱动的还是观念,除了对现实的不满。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以“德先生”为标志,民主观念由此吸引了一代代青年。因为北洋没有民主,所以他们要推翻北洋;正如后来重庆没有民主,他们又要推翻国民政府。《新青年》塑造的民主在概念上其实就是同盟会的共和,两者与革命同构,并同样以进步的名义出现,它们最能吸附青年,并让其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难发现,中国20世纪的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其生力军就是青年、就是学生。毛泽东甚至把后来的学生运动视为取胜国民党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是以农民为主力的军事战场。如果土改后获得土地的农民上战场还有明显的利益诉求,他们是为自己的土地而战,当时的战争动员即以保卫土地为宣传;那么,对于年轻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农民那样的利益,有的只是让他们甘愿为其献身的观念。根据我个人对20世纪的历史阅读,我不止一次表述过我的一个个人看法:20世纪这一百年,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梁任公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成功地抓住青年,北洋政府也没有像它的对手国民党那样抓住青年,同样,国民党更没有像它的对手共产党那样能够抓住青年,因此,前者都输给了后者。可是这里真正的赢家是谁,看起来是抓住了青年的那种政治力量,可是真正能抓住青年的还是由那种政治力量所利用的观念。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往往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书写观念,但他们也往往容易成为观念的牺牲品。

我当然不是在推崇历史一元论,即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观念由此成为历史的最终推动和决定。不是的,历史从来都是必然和偶然的复合,其中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每一种因素都可以成为我们分析的凭借。我自己即使看重其中的观念,它也必得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方才有可能实现它对时代的影响。只是就20世纪影响了中国青年乃至中国历史的那些观念而言,我的遗憾在于,它不是20世纪初由梁任公率先表达的宪政,而是与它路径完全不同的共和与民主。从成功的英美现代政治来看,无不是宪政优先并带动后者;相反的例子是法兰西,它不是宪政优先而是优先共和,由此酿出了血的教训,同时也延宕了自身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属于后发,它的取法对象是欧西白种人的文明。但,保守主义的梁任公以英美为鹄的,激进主义的同盟会和后来更激进的《新青年》则第次师法法兰西和俄罗斯。这是理念不同、路径不一的两种政治方案,但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念显然更能抓住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所以,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没能沿着梁任公开创的亦即取法英美的宪政道路推进,却走上了法俄式的以革命兑现民主与共和的道路。这条道路以血腥铺就,其结果不但未能宪政,而且正如辛亥后一位功勋在《书愤》中所言:“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此又岂独辛亥之为然。

三大革命覆盖了20世纪的前五十年,也注定了它的后五十年,并影响至今。如果说当初学法已是一大偏差,待至学俄,历史更走向了万劫不复。我常想,历史是有道,还是无常,这其中观念又起了多大作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上个世纪的历史开篇,如果是君宪观念在孙梁博弈中胜出,而非以暴动式的革命开头(当然在孙梁之外,还要考量清政府的因素,历史就是这么犬牙交错),20世纪又将是一种什么格局。历史无以假设,但人的行为却可以选择,它可以矫正以往的时代并形成历史的今天。21世纪的今天,在公共领域,宪政观念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选择,也是当年任公给我们留下的未竟的政治遗产。如果我们欲为后人留下一段我们的历史,我很希望,从观念到实践,我们能够开创一个导向宪政的时代。

2013-5-14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今日中国,史家何为?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65961.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时事评论.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