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

作者:郭世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1-5,星期一 | 阅读:1,483

一、“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一词从德文Nihilismus意译而来,源于拉丁文nihil,意即“什么都没有”、“虚无”。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哲学层面率先使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雅可比,在1799年致函费希特之时,他所指斥的虚无主义原本就是唯心主义,同后来的涵义迥异。至于“虚无主义”一词的流行,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于1862年发表的小说代表作《父与子》,该书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程度并不亚于德国的哲学家尼采的遗稿被发现所引发的激烈争论。

后来,人们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出现的否定历史传承与道德规范的社会与文化思潮称作虚无主义,关涉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焦虑与自救。

若从现代化的视角观之,与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德两国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虚无主义思潮最盛,俄国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德国则主要集中在哲学界,个中现象,耐人寻味。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historical nihilism),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更为热心。去年刚谢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兼教材作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从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出发,把试图否定17世纪英国革命历史作用的论点叫做“历史虚无主义”。当有人将英国革命之后的局势贬斥为“一个该死的事件跟着另一个”时,作者在《清教主义,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一书中说:“我们并不难从‘让我们不要过度简化’滑向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合理化或是心照不宣的假定,历史虚无主义现今很流行,是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原因的。”包括苏联与中国在内,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常常把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以及否定马克思等人肯定过的历史上的革命等论点称做“历史虚无主义”。平心而论,许多一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确存在问题,但如果从学理与概念来说,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历史因素是否就等同于否定历史的那种虚无主义,可能还略有推敲的余地。概念的转换不是不可以,但也需要进行类型上的区分。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变革的强力推进与传统文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重构,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落后国家的社会面相与价值体系的重组,近代中国也是如此。不过,对一个拥有数千年独立文明系统的国族来说,无论是社会的转型,还是价值体系的重组,都是很缓慢也很复杂的事情,技艺与器物上的变化,未必可以带来价值观念与文化的同步更新和全体一致,社会转型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之类绝对化的两分就能说明问题。

民国开新之后,盛况空前的思想解放与帝制覆灭的凯歌结伴而行,守旧势力的自卫在所难免。文化学术界固然也出现过尼采热,新文化运动中还出现过“打倒孔家店”(吴宓)、“废除汉字”(钱玄同)、“不读中国书”(鲁迅)等过激言论,不过,那时都有特定的语境与值得批评的对象,并非言说者深思熟虑之后的全面论述所得,并非就是欧洲式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来临。即使常为论者批判的胡适“全盘西化”论,胡适的本义也并非就是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他对此曾诚恳地做过说明。何况,胡适一代人的国学根底远非后辈可以望其项背,无论他们如何言辞过激,谁想指望他们数典忘祖,恐怕比指望曾国藩、李鸿章那一辈真去卖国一样难。及至在1980年代,虽然有人重新捡起前贤的某些言论,较之亿万人口的庞大群体,那也只是极少数的微弱之声,成不了气候,而且其中有的略含“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之论或愤激,也同绝对化的欧洲虚无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相比之下,随着学术与网络之声的庞杂与多元,批评或声讨历史虚无主义的文本倒是时常出现。自1990年代初开始,迄于今日,还出现过两次批判高峰。第一次是1990年代初,主要针对客居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发表的兼顾现实与历史、思想与学术的对话“告别革命”而发动,以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第二次是2013年,针对“宪政”的主张展开批判,以法学与政治学的学者为主体。由于当代中国的宪政问题并非今天才冒出来,从晚清到民国,再到1949年的凯歌新元,都不乏宪政的遗产,都与近代史有关,研究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历史学者就常被邀入“宪政”话语的讨论。在两个批判高峰之间,还有一些零星的笔战。比如,2006年1月,袁伟时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报社整顿、“冰点”停刊,被称为“冰点事件”,还有此后不久,苏智良教授主编的沪版中学教材《历史》被迫换版事件。

中国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概念的正面诠释与系统归纳还不多。我还没有找到来自批判对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叙述,只能从批判者的文本中感受二者。

有的文本说,历史虚无主义是用虚无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在我看来,这样的阐释不啻同义的反复(tautology),属于我国学术界的通病,读者还无法知道,虚无主义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观,还需要具体的说明。

有的学者说,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认为唯物史观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已经过时,主张用历史选择论取代唯物史观。认为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系框架等,都值得从新的角度去检讨和推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形态学说、历史发展客观性理论等,主张用人性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以树立一种超乎阶级性的新的评价标准;倡导历史研究应该‘价值中立’,要坚持‘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承认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为‘人间正道’,把现代化预定为‘西化’,以此为圭臬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是与非……”这样的归纳就系统和具体多了,惜乎稍欠简练。

还有学者说得简短些:“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一般来说就是指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的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另有学者补充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问题。

把立场、态度或学风作为归纳与敲问批评对象的首要视角,堪称不同范式与学派之间互相质疑的常见招式。把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不同态度及其论点都归入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克里斯托弗·希尔式的指认还存在推敲的余地,虽然我也不赞成那些顽固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某些基本结论之论,问题在于,马克思等人并没有穷尽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表述,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健在,他们也会欢迎心平气和的学术探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历史本身,即使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并不等于就是否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有的作者把话说得惊心动魄,认为中国大陆的历史虚无主义“别有政治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有的文本也说出了相近的意思:“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历史,达到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所以,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与自信,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情教育、历史教育,才能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说,这样的指认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如果情况属实,需要提交司法程序,予以认真审定。

随手翻阅之后,可知还有一些文本指认以下论者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1. 对我国大陆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与正统史观(即革命史观)提出质疑与直接批评的人;

2. 把西方列强入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放在第一的人(包括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的人);

3. 对“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说出一个“不”字的人;

4. 质疑“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著作”遗漏了某些重要史实而自己列举的史实有误的人;

5. 说李鸿章、袁世凯“之流”有智慧,还爱国的人;

……

以上所列的某些论点固然还存在商讨的余地,但同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不大,他们只是对实化的历史表达不同的解释与评判,没有把历史虚化,也不可能把历史虚化。再说,批判者所罗列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之论,不仅够不上称作“历史虚无主义”,也未必完全荒谬,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还存在认真协商的空间,需要坐下来,有话好好说。比如,有的论者对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与革命史观提出批评,究竟有没有针对性,这是需要批评者认真回答的问题,不要把话扯开。如果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编者自己每隔几年都在不断修改呢?又如,有的论者说李鸿章、袁世凯有智慧,也爱国,就需要批判者拿出李、袁如何笨拙、如何不爱国的论据来说话,只有在论据层面下功夫,才能驳倒对方。

二、问题的症结

如果从1990年代初算起,直到现在,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持续了20多年,窃以为,为期20多年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成效之所以不大,其主要根源有二:一是批判对象是虚的,并不存在批判者所指认的历史虚无主义,实有张冠李戴之嫌;二是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

第一,批判对象未必存在。

胡适当年讲过一则至今不无针对性的真实故事:美国《展望周报》总编辑阿博特在自传的第一篇,就介绍乃父说过的一句话,“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我想补充的是,如果都能紧紧围绕名词本身好好争论一番,再争别的,那也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有的连名词争论的机会都没有,还没搞清楚这个名词的本义或内涵究竟是什么,就开始批判别人,先发制人,这就更糟。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攻势大概属于这一类。

目前,我们只能从批判者的文本中去想象和建构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目。棘手的是,从以上批评者的指斥中,在诸多批评或笔伐的对象中,也没有几个真正属于绝对化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毕竟还不是货真价实的否定一切者,至少我自己和我所熟悉的许多前辈师长与同辈师友都不是。大致所来,被批判者所要否定的顶多只是有关批评者所服膺、复述、坚守甚至捍卫的革命史观与相关定论,有的甚至还谈不上否定,只是试图质疑和纠偏,未必就是对包括革命史观在内的研究范式与前辈成果的彻底否定,更不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彻底否定,他们都不是瞎子。

在虚无主义的发源之地欧洲,虽然虚无主义的内涵与腾升出现过几次时空变换,但其所指均有其实在的内容与对象,中国学术界的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却未必存在,至少在今天是如此,还不足以形成气候,不会危及对民族历史的尊重与民族文化的赓续,不必惊慌。也就是说,尼采虚无主义文本与欧洲一般的虚无主义都是实的,中国的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却是虚的。至于个别学者的过激言论,即使在其他学科与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不必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如果把并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拿到学术论坛示众,当作批判的对象,当心自己会落入学术虚无主义的泥坑。

海德格尔发现,尼采揭露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源头与本质,以毒攻毒,很深刻。比如,尼采说,欧洲虚无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虚无主义,反而自认为立足于坚实的存在论(本体论)基础之上,感觉良好,从来没有思考过存在本身的问题,只考虑存在者本身的问题,这样理解存在者,就是无根的。恕我直言,在中国,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少论者也存在类似的错觉与失误。他们只抓存在者,即他们不愿接受的批判对象,却不认真抓住存在本身,即批判对象的论点论据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真实关系,这就无异于无的放矢。

若就历史的存在而言,问题就更多。批判者一般不去认真考虑他们自己对近代史的概述是否完美无缺?可不可以互相切磋?毛泽东构建的革命史观是否真的完整和科学?如果缺陷真的存在,那么,要不要修补或克服?应不应该允许别人去修补和克服?只把别的研究者与叙述者当作接受者,只注意接受者的态度问题,恐怕就不是正常的学术态度了。

如果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清理尼采的批判武器,还可以发现,尼采仅仅把存在理解成了价值,由强力意志本身来设定价值,存在本身就丧失了其本质的尊严。存在沦为一种价值,撇开了价值的来源,存在没有得以成为存在,最终还是陷入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尼采并没有重建存在本身,因而在存在论上仍然是虚无主义者。在我们国家,某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很像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在存在论与价值论上滑向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一般不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下功夫,只是否定其他所有的史观/价值,确立和维护自己的史观/价值,当做唯一的存在。他们虽然貌似尼采的那种强力意志,但这种强力并非来自批判者自身,而是来自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举国宣传体制的支撑。

对那些热衷于投入没有对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战的作者(包括参与意识形态管理的论者)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常常围绕假问题而战,借题发挥,演绎和曲解对方的论点,不从论据的破与立两个方面下功夫,以为他们的所有立论都是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基础上,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最全面,最了解国情,常常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使人无所适从,啼笑皆非。例如,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意义的真理,一边反对普世价值;一边讲法治,也谈宪法,一边把宪政当做敏感词,连报刊杂志与出版社都不许出现“宪政”一词;一边讴歌历代下层民众的暴力反抗,一边鼓励强行拆迁民地民宅,抓堵任何上访的下层民众;一边强调人民的素质不高,不能推行民主制,一边说中国人民已经很民主,人权状况良好……如果好学多思的毛泽东在世,我想他会向宣传主管部门发脾气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多次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还没有搞清楚,既然连他都没有搞清楚(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137页),却要考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有不少像上述有的批判者一样,指责别人“反社会主义”。

第二,政治与学术一锅煮。

在我们国家,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很难到位。学术无疑应当为社会与国家服务,这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服务,并非只有让学术研究为现行政策做注释才是服务。常见的情况是,社会上出现什么令秩序管理者头疼和不安的言论或思潮,就从学界寻根;学界出现什么不适的言论或奇谈怪论,就往政治上靠,上纲上线。

1997年出版的《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曾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波声浪有比较集中的汇集。该书以批判文章为主体,书末设有附录,分“正”、“反”两面,摘编所谓两个阵营的论点,其中对“反”面的作者不列姓名,只列篇名与期数,或列书名与页码,也许隐含编者对批评对象的爱护之意,但褒贬之意甚明,依然有失作者平等与学术中立。

把学术问题上的某些争论放在“走什么路”的标题下,区分正误,仲裁是非,这本身就有文革遗风之嫌,应予摈弃。学术的问题,完全可以放在学术的平台来讨论。如果真的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那就不是学术问题,不必占用学术的篇幅来发表不同意见,毕竟泱泱大国,章法俱在,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诉诸法律。当然,对于不同的声音(即便不是学术之声),姑且不说是否应当尽量按照现行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的第三十五条等条款,去审慎地执行,至少先要认准,不要继续制造冤假错案,若干年后,再用一纸平反书匆匆了结,以言定罪的时代应该已经结束了。

从反右到文革,从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自由化”,历次政治运动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造成学术领域与学者伤痕累累,而且风气败坏,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如果流风不止,还要继续这一套,多数学者是不以为然的。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应当培育对学术的敬重之心,学者则应当以守候学术的宁静为主。历史研究者既要关心时事政治,又要适当与时事政治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为权力所左右,尽可能摈弃杨度的“帝师”之念。杨度虽然满腹才情,却经常攀附权力,东撞西碰,不得要领,才情浩气付东流,可谓教训。如果认为杨度离我们的时空距离已经遥远,那么,“梁效”、“罗思鼎”的故事如在眼前,殷鉴不远矣。我们是职业性的近代史研究者,我们的著述总不能像油画《开国大典》一样,不断地改来改去吧。

三、善意的建议

前人读书,不读三代以下,应该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至少存在三个难处:

第一,与资料太少的古代史相比,近代史的资料太多,而且十分庞杂。就研究而言,资料太少和太多都不是好事,资料太少,就难以研究,资料太多,也挺麻烦,不仅要分清真伪,还要分清主次,都很费时,只有多看,多比较;但人生苦短,只能战战兢兢,能看多少算多少。

第二,近代历史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了任何朝代,不可小视。谁要是以为只有他的研究成果才是全面、客观、公正的,别人的成果就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甚至就是胡说八道,别有用心,这样的心态是很冒险的。4年前我说:仅仅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还不能低估近代中国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难度。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过时了,快要无话可说了,这样的认识其实是有些幼稚的。至今为止,除了片面的阶级分析与“一分为二”的派性分析之外,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资料中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还有,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多边运用就是好事多磨,要坐冷板凳,更不用说多种外语的解读能力如何提升。在我们这一辈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学者其实都是屈指可数,能够掌握两门以上外语同时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学科训练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只有期待未来。至于研究对象政治阅历的丰富、政治经验的娴熟与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多变与复杂性,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清理与判断,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谁说近代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也许只有无知者无畏。(郭世佑:《创新的魅力——在山东大学义和团110周年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致辞》,原载《义和团研究通讯》总第46期)

第三,给前代修史,政治因素与利益的干扰很大,自古皆然,求实求真,谈何容易,总得有几个秉笔直书的书呆子去坚守。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说:“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此时以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笔直书,旧朝殉国的烈士,守节的遗民,赴汤蹈火,呼天抢地,其忠义之迹,史学家固不敢为之留传;即旧朝完善的制度,优美的传统,也每被诬蔑或曲解。”杜先生的见解,无论对于我们研究晚清史,还是民国史,都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拿抗日战争史来说,我们的老百姓也好,大学生也好,除了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以外,还有多少知道戴安澜将军、孙立人将军是怎么抗日的?全国人民都知道白求恩,却很少知道以色列举国感恩、犹太人全球敬仰的何凤山。别说晚清史和民国史,即便是我们如此重视的中共历史,也不应该存在许多盲点。

历史乃现实的凝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著述与现实的创造一样,惟有矢志求真,追求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劳作,珍惜文字的表达,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愿再看的东西,才不会浪费有限的生命与国力,赓续一族一国之元气。历史既不是胜利者的战利品,也不是胜利者的宣传品。鉴于近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俱在,如何从前人的高昂付出中,找出近代历史的真经验与真教训,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还是当务之急。学术观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一样,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在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片宽阔的空间。摆在同行面前的,无论是我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还是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只要不是信口开河和别有用心,人人都有解释权,并非只有部分人的解释动机与效果才是爱国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作为历史客体存在的研究对象而言,还是就作为历史学主体存在的研究者而论,还找不出几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者,李鸿章也罢,袁世凯也罢,都是如此,爱国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同没话找话差不多。国家乃人人有份的国家,关键不是爱不爱,而是如何爱,亦即如何改造我们的国家。近代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为此,围绕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谨向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学术研究的管理者与批判活动的参与者奉献三点浅见,敬请赐教:

第一,体制要变革,迫在眉睫。意识形态的管理与教育体制也是如此。窃以为,我国之所以经常发起没有敌人的战争,就是担心某些社会思潮影响学生,甚至还被说成“毒害”学生,我们都是从学生长大的,请勿低估了学生,特别是信息革命时代的当代学生。与近代史知识有关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看首先出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体制,把本应改变的中学培养模式延续到大学,不是培养学生的怀疑习惯与批判精神,向未知世界挑战,为创新能力磨刀,而是把大学的近代史课程当做政治课,继续搞统一教材,统一标准,引导学生继续充当考试机器,背诵标准答案,试图培养一些只知道标准答案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固化他们的阅读与思考,还把立项垄断与权力腐败的教材流程引向近代史课程教育,这样的教育效率究竟如何,是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应当遵循教育规律,把历史课程回归国民教育系列,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抓起。大学的教育改革不仅要改变课程的内容,还要重新审视课程的设置,适当减少大学的政治课程,请给学生留一点自学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找书架,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翻翻孔子、孟子、柏拉图、康德等人的书,不要把大学的近代史课程开成各级党校的近代史课程,把大学变成党校。

第二,心态要调整,尤为关键。在学术的问题上,养成兼听的习惯,在学术研究领域,既不需要征服者,也不需要战士,有话好好说,不要生气,不要轻易把“主义”搬出来,现在毕竟已经远离文革,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资料比主义更重要。仗着主义来批评人,那同仗势欺人没有什么区别。应当尽量摈弃极性思维,摈弃绝对肯定一切,与绝对否定一切的战争思维。既然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要摈弃孔子所批评过的“朋党意识”,不要在学术的问题上还搞党同伐异,关注研究选题与学术观点的互补性比关注对立性更重要。

第三、论据要充足,要在论据上下功夫。就学术研究而言,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只认论点,不管论据的人,是不讲道理的人。

2014年4月15日匆草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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