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幻想不再

来源:南都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9-16,星期二 | 阅读:1,368

1894 年,为甲午年,适逢慈禧太后的六十岁寿诞。偏偏就在万寿庆典前夕,日本不宣而战,击沉了大清国的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持续到次年的较量中,清王朝 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然而,历史的祸福相倚,甲午之败给晚清中国提供了启动变法与新政的新动力,甲午之胜则让日本的领土扩张野心受到激化,埋下军国主 义的种子。

记者_吴钩 黄修毅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

慈禧撤帘,天皇加冕

1894年,为甲午年,在大清是光绪二十年,在日本是明治二十七年。

从开春到盛夏6月份,大清国还算海晏河清、风平浪静。自鸦片战争以来连遭外辱的清王朝,在甲午战前的二十年里终于享受到一段难得的平静。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太平天国横扫东南的危机,已经是三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帝国如今正迎来令人振奋的“同光中兴”。

这 年6月,一名来自岭南的年轻医生,辗转跑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陈告“盛世危言”,劝说李大人推动大清改革。但李鸿章对这年轻人的意见, 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年轻人大失所望,奔赴海外。6月20日,日本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不过这跟大清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星期前,天皇派了800名士 兵进驻朝鲜汉城,半岛局势稍微紧张,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 清国眼下最关切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办好农历十月份慈禧太后的六十岁寿诞。早在两年前的1892年,光绪皇帝便下了一道谕旨,要求王公大臣积极筹办太后大寿 庆典:“甲午年,欣逢(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太 后的大寿,将在颐和园接受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者的隆重庆贺。随着十月寿辰临近,英国人濮兰德看到:从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花环彩纸扎成的“贺寿牌坊” 迤逦五英里长。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受命特造彩绸十万匹;江西的景德镇被要求烧造大批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粤海关领到 一个特殊的任务:采办足金一万两,以供庆典之需。

光 绪帝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操办慈禧的寿辰庆典?他可能是想向太后表现他的异乎寻常的仁孝之心。1894年太后尽管已经撤帘归政,但她依然是帝国最重要的人物, 皇帝对她充满无与伦比的崇敬—准确地说,那更是一种深切的畏惧。据后来的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梁启超说,“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 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六 年前的1888年,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慈禧给皇帝挑选了五位妙龄女子,让他从中择出一位立为皇后。光绪六神无主,说道:“此等大事当由皇爸爸做主,儿臣 不敢自作主张。”太后告诉他:“皇上看中哪一个,就选哪个。”光绪相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但太后在旁边一声断喝:“皇帝!”让小皇帝吓了一跳,顿时明 白了太后的心意,连忙选了太后的姪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

虽 然皇帝在太后面前还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毕竟已经成婚,大婚是皇帝的成年礼,意味着皇帝已经成人,可以亲政了。因此,在光绪大婚之后,太后结束了垂帘 听政,归政于皇帝,退养于宁寿宫,间或小住于颐和园。宁寿宫为乾隆帝内禅后所建,是太上皇的居所。慈禧占了宁寿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的太上皇地位。

事 实上,归政后的慈禧,依然是帝国的核心,权力不亚于太上皇。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 难者请懿旨。”懿旨者,便是慈禧的一锤定音。英国人濮兰德说得更直截了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 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 绪大婚的第二年,1889年,在大清国的东邻那里,三十七岁的日本明治天皇颁下《大日本帝国宪法》。立宪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天皇总揽权力的独裁获得了宪法 地位。过去的天皇,类似于虚君、共主,实际权力掌握在藩主与幕府手里。明治年少时,恰好碰上日本“倒幕运动”的高潮,倒幕的长州藩武士与幕府军激战时,炮 轰宫廷,吓得后妃们碰倒了一个染黑牙齿(日本皇室传统)的铁桶,流出的黑色铁浆的淬火与枪声混成一片,十二岁的明治竟被吓昏,瘫在地上。

这 件事让日本的大臣们相信:“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当上了明治的老师,将军事化训练带入内廷,教给剑术、马术、角斗术。到二十岁 时,明治已经长成一名好勇斗狠的武士。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天皇又带头断发,改着西式服装,食用牛羊肉等为主料的西餐(日本皇室历来只以鱼肉为食);明治也一 改不出宫帷的旧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巡141次。

几乎与明治天皇完成了权力的加冕同时,慈禧太后凭借着同治小皇帝生母的尊贵身份,也获得了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在慈禧的支持下,帝国开始“师夷之长”,启动洋务运动,开明官绅开译局、兴实业、勤兵政以“自强”,使得同治朝有了一番“中兴”气象。

不过敏感的人已觉察出帝国的危机。就在光绪帝大婚的1888年,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却名落孙山,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落第的康有为不愿意铩羽而归,便生出了在京城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

但康有为的活动却遭到京城士大夫的嘲讽。吏部尚书徐桐视他为“狂生”,拒绝接见,并将康有为请其代呈的万言策掷回;翁同龢也没有跟康有为会面;另一位要员潘祖荫虽然见了康氏一面,却给他送了一笔路费,打发他回家的意思很明显。

康有为只能怏怏而归。

大清裱糊匠与明治设计师

(1905年,在游船上的慈禧太后。)

(日本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旧照。)

甲午年,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正在紧张筹备中。

由于太后决定在颐和园受贺,这个皇家林苑的建设进程便显得无比重要。负责统筹“万寿庆典”的亲王要求,主管修建颐和园的官员每五天向太后报告一次工程进度,节假日也不得停工。

大清国修这个园子,很不容易,因为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后人估算,颐和园工程的修建经费大约为五六百万两白银,这一大笔钱,主要从海军军费拨给,及利用了海军巨款的息银与“新海防捐”的垫款。

眼看金秋十月就要到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甲午上半年的平静被日本人打破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大清国的运兵船“济远”号与“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中国人相信,日本选择在慈禧寿辰前夕发动战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 得,不能去也”。但如何对付日本人的挑衅,朝廷分成了两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和”;慈禧、光绪与翁同龢却“主战”。光绪私下告诉翁师傅:“皇太后谕不准 有示弱语。”于是8月1日,大清与日本正式宣战。

慈禧太后之所以不甘示弱,信心来自她对北洋水师的想象。坐拥两艘七千吨级铁甲舰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刚一建成入列便巡弋四海,“以振国 威”。1886年8月,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号从威海卫起锚,远航俄国海参威,返航途中停泊长崎,在日本国民面前尽逞大炮巨舰之威,慕名来前参观 的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眼中满是惊叹、羡慕的复杂神色。

同 一年,北洋水师在黄海之上“大操”,检阅台上,坐在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和李鸿章之间的上首位,便是慈禧身边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倾泻向海面的炮弹,激起冲天 水柱,看得这位上无胡须的刑余宦官心下波澜,回去直向太后禀报,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如何了得。这次“大操”,算是李鸿章预先送给太后的贺寿大礼包。在检阅了 海军操演之后,李大人给朝廷的报告称“操演成熟,技术精密,炮台坚固,布置严整”。太后看后,如何不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如今小日本寻衅,正是需要北洋水 师大展雄威的时候。

只 是这位身居深宫的妇人,未必知道李鸿章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支海军的底细。当时在北洋舰队中服 役的舰只,最陈旧的“威远”、“广甲”号,均是福州船政局1870年代的自制产品,木壳铁骨防御力差,又兼排水量小航速慢,是整个舰队中的明显短板。即便 是北洋水师引以为豪的“定远”、“镇远”两舰,其装备的“斜置炮塔”也存在着射击稳定性差、射击角度偏小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自1888年以来,六年间清廷再未购进一舰。李鸿章曾上书朝廷,请求添换各舰新式快炮、添购新式快船,却得不到应允。清政府给予修建颐和园的预算是541万两银,而甲午战争期间,户部拨给前线的筹款只有250万两。

反 观日本,自1883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已先后四次提出海军扩张案,又发行海军公债筹集资金,购买、建造了“筑紫”、“浪速”、“高千穗”、“松岛”、 “严岛”、“桥立”等40余艘舰船,并装备新式的大口径速射炮。北洋水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但到甲午年,大清国的海军力量已不如日本。

李 鸿章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886年“定远”、“镇远”号停泊长崎,李鸿章授意全舰放假一天,允许水兵上岸观光。为避免生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禁止上岸 的水兵携带军械,然而水兵还是执械上岸,并与日本市民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一次亲善的访问,竟然惹出了一个“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清廷表现出相当强硬的态度,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断交、武力解决。李鸿章却不希望与日本闹翻,他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互通书信,双方都表达了愿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长崎事件”。

这 个时候的伊藤,自然明白现在还不是与大清国摊牌的时刻。早在1862年,二十一岁的伊藤博文即受长洲藩派遣,成为第一批赴西洋亲历现代文明的日本人。在漫 长的航程中,首先让伊藤博文惊叹的还不是大洋彼岸美利坚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景观,而是中国新兴的通商口岸上海。这座几乎是转瞬之间从一片滩涂中矗立起来的远 东大城,其幅员规模,尤其让日本来客啧啧称奇。

从西洋归来的伊藤,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推手,明治天皇也给了他高度的信任。后人评价说,“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 成”。伊藤决心运用欧美经验,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他在等待一个与大清一争短长的时机。1894年甲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作为“老朋友”,李鸿章自然了解伊藤博文的野心,也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正因为此,李鸿章主张对日防备,而不是轻启战端。他的幕僚周馥建议说:“日本蓄意 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筹足三军军饷,不挑战而与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练新军三万。”为维持和局,李鸿章甚至运用私人关系,致信伊藤博文,提出愿意向日方 赔款三百万两银,换取双方休战,但“内意不许”。

尽管李鸿章身居高位,但是战是和,权柄却非操自于他。皇帝、太后和朝中清流,都坚决“主战”,李鸿章孤掌难鸣。对于帝国许多事情,李鸿章其实都无可奈何,只 好以“裱糊匠”自嘲。日后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比,掷下盖棺之定论:“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 无成就也。”

1885年前后,在山东威海卫进行陆上训练的北洋水师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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