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山西票号的信用

作者:吴钩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9-10,星期三 | 阅读:1,028

十九世纪,大清王朝的金融中心,不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也不在商业繁华的江南,而是躲藏于一个不露山不显水的北方小城——山西平遥县。

当时晋商控制的票号与钱庄,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每个大城市与大商埠都可以找到山西票号、钱庄,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华侨聚居的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票号业极盛之时,全国有51家,分号多达600余个。这51家票号中,山西票号占了43家,经山西票号汇兑的银子,据称差不多达到5亿两。说山西商人掌控着大清国的金融命脉,半点也不算夸张。

而在43家山西票号之中,有22家票号的总部就设在平遥县。遥想一百多年前,在平遥城的一条青石板大街上,商号林立,其中便有“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长厚”等声名显赫的票号总号。每一天,从各大商埠票号分号发来的大量金融信息汇集在这里;同时,一道道决定着数以万两计的资本流向的指令也从这里发出。“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这一百多年前的平遥城,有点像今日美国的华尔街吧。

“日升昌”是有史可查的第一家山西票号,成立于道光初年,投资人(财东)为平遥商人李大全,创始人兼总经理(大掌柜)为雷履泰。日升昌成立之初,“资本仅三十二万两,不数年间获利巨万”,其他经营绸缎、布匹、茶叶、杂货等业的山西商人,见票号有利可图,也纷纷投资金融业。在后来的一百年间,山西票号一直维持着“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地位。

山西票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信”。

(一)票号对客户的信誉

山西票号重信义,特别在乎信誉、信用。当过山西“大德恒”票号经理的颉尊三曾自述说:“票号较优于普通商业之点,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显宦信足,行州里,旋蛮貊,近悦远来,开银行之先河,创久远之盛誉耳。”这并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平实之论,作为旁观者的梁启超也评价说:“晋商笃守信用。”

有一桩在平遥县流传甚广的轶事,可以说明山西票号的信用。大约光绪年间,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来了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要求兑现一笔汇款。伙计接过汇票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张填发于同治七年、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开出的巨额汇票,汇款数额为12000两白银。而这名前来提款的老妇人,大家也认识,是一个在平遥城街边行乞多年的老寡妇。她怎么可能有12000两银的汇款?而且这汇票也是一张三十年前填发的旧票,一时间莫辨真伪。

当时“日升昌”票号的大掌柜叫张兴帮,他不敢怠慢,连忙调出票号的往年账簿,仔细核对,最后确认汇票是真的。原来,老妇人的丈夫以前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准备回平遥,便将做生意攒下来的12000两银子通过“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回老家,不想半途暴病身亡,连遗嘱都未能留下。老妇人一直都不知道丈夫有一笔巨额汇款存于票号,家道从此衰落,最后沦为乞丐。直到日前,她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才在一件破棉袄中找到这张三十年前的汇票,便来“日升昌”碰碰运气。票号核实了汇票为真之后,怎么做?立即连本带利将银子兑现给老妇人。

如果说这个故事有些像民间传说,难以较真,那我们还可以来看一段确凿无疑的记载:晚清庚子事变期间,北京的山西票号遭受乱民洗劫,连账簿都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票号便无法核算存款数目,也难以核对储户资料。但山西票号还是决定:只要储户持存折到票号,便可立即兑现存款,不用核实账目余欠,也不管银两数目多少。

山西票号虽然因此损失惨重,却借此树立起响当当的公信力。经历过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后来回忆说,“至是之后,(票号)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信用,这是票号业的生命线。人们前往票号汇款或存款,将白花花的银子换成没有任何担保的一纸票据,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制订一部“金融法”来保护客户利益,如果票号无法以自身的信用取信于人,怎么可能吸纳存款与汇款?

事实上,山西票号正是凭着过硬的信用,在晚清的金融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当时在上海、汉口等繁华商埠,中外商人发往内地的汇票,以及海外贸易中签发的票据,多通过山西票号。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做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二)票号对客户的信任

山西票号极重自身信誉,对从票号贷款的客户,也给予完全之信任。《清稗类钞》总结了山西票号的经营特色:“向重信用,不重契据,不做押款。”也就是说,山西票号向他的客户发放一笔货款,通常情况下,并不要求客户提供抵押与担保,只要票号认为他这个人值得信赖便可以了。山西票号界中流传一个说法:“万两银子一句话。”说的便是山西票号的“信用贷”模式。

这样的放贷方式,跟现代银行业的借贷制度很不一样,跟中国的借贷传统也有区别。我们举个例子:宋代的大宗交易,往往不需要现金,而是采取信用支付的方式,但每一笔交易之前,双方通常必须订立合约,有中间人担保,以避免发生商业纠纷,或者发生纠纷后有诉讼的证据;宋代的官私营贷款机构,每放出一笔贷款,也会要求借款方提供抵押。而山西票号的做法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被时人视为是“固执不通之处”。但晚清人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山西票号“所以能历百年而不败者,亦未始非‘固执不通’四字之效也”。

毫无疑问,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风险非常大。为控制风险,山西票号一般只给商号、钱庄、官府等大客户放贷,并不接受寻常小客户的借贷要求。票号又将大客户分为若干个信用等级,不同的信用等级有着不同的贷款额度,如“大德通”票号规定:“上上招牌,贷款不得过三万元;上招牌不得过二万元;上中招牌不得过一万元;中招牌必须审慎。”这种信用等级划分,跟现代银行的做法也有差异,现代银行会精确评估客户的资产、债负、还贷能力,而山西票号只是笼统地把握客户的信誉度。

应该说,在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中,山西票号“信用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不需要什么繁琐的手续,“万两银子一句话”嘛。相比之下,宋代商人的信用交易要麻烦得多,既要先签合同,又要找保人,还要时刻准备着诉讼。然而,山西票号的“信用贷”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信用半径有限,很难扩展至陌生人社会、复杂社会,一旦借款方违约,不还贷款,票号便可能血本无归。而宋代模式尽管手续繁琐,却可以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清末民国之时,时局动荡,世道人心飘摇不定,埋伏在贷款制度中的隐患终于给山西票号带来了灭顶之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大商号“东盛和”五联号突然倒闭,负债500万两银,其中200万两银借自票号,其余的300万是拖欠外国银行与政府银行的债务。银行贷款均有抵押,所以损失不大;票号借给“东盛和”的钱,由于没有抵押,全打了水漂。作为债权人之一的“源丰润”、“义善源”票号因此而元气大损,最终在随后发生的上海金融风暴中破产。

“源丰润”与“义善源”非山西商人所开,不过它们的命运,其实就是山西票号乃至中国整个票号业的缩影。时逢乱世,又迎面碰上近代银行的竞争,守旧的山西票号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1911年10月以前,全国尚有26家票号存世,次年减为24家,1913年减为20家,1915年再减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还在垂死挣扎,那就是山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与祁县的“三晋源”。

又过了几年,票号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给后人留下无尽喟叹,以及若干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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