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深重的孙中山

作者:王皓 | 来源:共识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26,星期一 | 阅读:1,968

孙中山对中国民主进程最大的伤害,就是于20年代从苏联那里引进一党制,首开祸端。

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进行演说,广泛宣传了苏俄党和军队的建设,号召全体党员向苏俄学习,效法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方针,并正式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制度,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有言:“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中,孙中山再次强调:“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同年,列宁逝世。孙中山在演说中说:“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在复函蒋介石时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

苏联巡洋舰“波罗夫士见”号于同年十月七日驶抵黄埔港,运来了广州大本营所定购的枪炮弹药一批。孙中山发去贺词:“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挚,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敬祝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欢迎苏联军舰祝词》)

有人会问了:孙中山不是主张三民主义吗?三民主义不是民主吗?怎么成了“以俄为师”,从苏联那里引进一党制呢?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因为很多民主人士在喊民主口号的时候,往往会把三民主义抬出来。久而久之,以讹传讹,仿佛三民主义就成了民主的同义词。三民主义,案通行的解释,是民族,民权,民生。字眼很美好,但我们应该透过字眼,追问这些字眼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自己如何诠释,定义这些字眼的: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俄国革命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对邓泽如、林直勉等呈文的批示》)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孙中山自己有言:“吾党与他们(俄国)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苏联的那一套,就是我的三民主义;为什么我的三民主义在苏联实现了,而在中国没有实现呢?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一党制,所以列宁先于我实现了我的三民主义;因此,我如果引进了一党制,中国也会变成苏联那样的三民主义国家,苏联就是我的三民主义的实例。

既然“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乃以苏俄为模范”,那么,大陆在1949年后恰恰是在履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各位民主人士说对不对呢?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以出卖外蒙为代价),进而赤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当时,陈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陈炯明后流亡到香港,一面组建致公党,一面写作《中国统一刍议》一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一党制的先驱:

批判一党专政:“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批判党外无党:“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

铲除任何专政:“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销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

批判一党独尊:“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

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古人有言:“始作俑者”,“罪魁祸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反而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头上去。

孙中山,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孙中山临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北伐计划。具体内容是:

一。利用北伐,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

“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

“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

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香港《华字日报》。1924.6.3)

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 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党化政治工具(《党化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转扭点,1924-1929》密士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

二。将俄国十月革命复制到中国,使中国成为红色苏联。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三。出卖外蒙来获取苏俄援助,使自己和自己的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孙中山。

1927年,梁启超在书信中指出:“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孙中山)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苏俄方面认定,欲永远霸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跟吴佩孚等北洋政府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

“你肯卖国吗?你如果肯卖国,我们俄国人就援助你,使你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5年,孙中山死了。但那个以统一国家为幌子,实则出卖外蒙换援助,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的北伐计划继续运行着。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

面对孙中山的将从苏俄引进的一党制扩散到全国的北伐计划,反赤阵营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1926年4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在通电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

“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

“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章太炎先生年谱》)

1926年12月6日,张作霖发表宣言:

“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张作霖宣言》)

1927年4月,赤化阵营却发生了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方面叫清党分共。其实,赤化阵营发生分裂也很正常。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只不过是谁先下手,最后谁吃掉谁的问题。

当时的梁启超不仅目睹了赤化阵营发生分裂的一幕,还在书信中为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的最终结果做了一个预言:

“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后人来看这个预言,确实感到神奇。

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蒋介石一面继承孙中山从苏联引进的一党制,一面为了使四一二清党分共行为合法化,颇有些矛盾的也扛起反赤的大旗。

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反赤阵营的失败,中华民国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之后,出现一个伪民国,国民党党国,它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出现了。

1927年,梁启超就指出:“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给孩子们书》)

1928年5月,北伐军攻入北京前夕,章太炎仍在强调:“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致李根源书》)。面对中华民国就这样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的一党制颠覆了,章太炎至此以“民国遗老”自居。

6月2日,张作霖(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的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当日身亡。日后的日本侵华也开启了。

这就是不肯卖国者的下场!

11月,章太炎终于忍不住,说:“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章太炎先生年谱》)结果遭到通缉。

台湾史学家张朋园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这就越来越使人怀疑北伐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伐打的幌子是国家统一,但它却开启了远甚于北洋时期的战祸。

就像前面我说的: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面对蒋介石的清党,共党方面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进行反击。赤化阵营的内战以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内战。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结果阎锡山方面失败。

1946年至1949年是赤化阵营内战的第二阶段,史称三年内战。

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不是在三年内战时,而是在北伐战争时。北伐战争时,是赤化阵营与反赤化阵营的交锋。不幸的是,反赤化阵营失败了,中华民国覆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也转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后就是赤化阵营的内战了。

有人会问了:孙中山不是国父吗?怎么对中国的伤害这么大?我们来看看国父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

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

在进行党化教育时,师生则要经常背诵“国父遗教”.

国父的说法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后,通过党化媒体,党化教育,官方炒作而得来的产物。1949年后,则将其带到台湾。

1949年后,大陆方面考虑孙中山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等“贡献”,对国父的说法不置可否,而给孙中山封个“革命先行者”,“中共的老师”.

毛泽东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不能发现,毛泽东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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