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样板戏是非

作者:黄薇 | 来源:新浪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23,星期五 | 阅读:5,039

样板戏占据“文革”舞台十年,“八亿人民八个戏”,成为文化荒原时代里唯一的精神食粮。样板戏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以至于其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迅速“消失”,仿佛从未来过一样。

样板戏是非

文/黄薇

“样板戏”一词发端于1965年4月27日,江青在一次谈话中要求把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涌现出的《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作为自己主抓的“样板”,加以宣传、推广。

而后样板戏占据“文革”舞台十年,“八亿人民八个戏”,成为文化荒原时代里唯一的精神食粮,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作为一个特定时代话语权力的背景下的产物,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

诞生

追溯样板戏的精神源头,大概要到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奠定了此后多年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

京剧当时在延安被称为“平剧”。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建立,随后举起了平剧改革的鲜明旗帜,主张“宣传抗战”,“继承遗产”。其中毛泽东大为赞赏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称其将旧戏舞台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是“旧戏改革的划时期的开端”。

“旧瓶装新酒”,“一直被中共领袖和艺术工作者视为艺术革命的优良传统”。

1949年后,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一批传统剧目经过筛选剔除,“打扫灰尘”、“去芜存菁”。戏曲改革拉开序幕,分三个方面:改戏,改人,改制,即改革戏曲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改造戏曲艺人的世界观;改革戏曲剧团的管理体制。在新的评判标准下,能过关的传统剧目很少。比如梅兰芳在二百出演过的戏中选来挑去,最后觉得还可改改再演的,只定了五出。

毛泽东则在1963年的9月、11月、12月连续作出了四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表达了对文艺发展现状的不满,直斥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他多次明确表示,在演出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同时,还要多演京剧现代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戏剧界迅速掀起上演现代戏的高潮。政治触觉敏锐的江青也从1963年开始,正式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先后指示北京京剧团将《红灯记》、《沙家浜》改编成京剧。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29个剧团,二千多人,35个剧目上演了近两个月。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其中称“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红灯记》等几个剧目脱颖而出,被认为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较高成就的一批现代戏,成为后来的“样板戏”的蓝本。

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宣布将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列为“革命样板戏”。“样板戏”一名正式出现。此后作为官方宣传的特定语汇,连篇累牍见诸于各大喉舌报刊,自此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公共生活热点。

江青:“我的样板戏”

不少中共高层领导都曾亲自过问样板戏的修改。刘少奇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红灯记》提出一个建议: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李铁梅是不能从火炕炕洞到邻居家的,于是后来戏中改为从后屋的小窗户钻到邻居家院子里。《红灯记》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周恩来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些军区领导看完《红色娘子军》后批评:“太像娘子,不像军”,于是整个芭蕾舞团被拉到军营接受了近一个月的严格军事训练。

诸如此类的逸闻轶事为数不少。直到1969年江青断然声称:“样板戏不许别人插手改,只有我和群众一起改”,彻底垄断了样板戏创作——除了毛泽东,他的修改意见往往是一锤定音。

比如毛曾将原名《芦荡火种》的剧名改为《沙家浜》,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他评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三句话为其定了性,使之成为十几年中招待来访的各国元首的“标配”。对《海港》这部唯一反映当代工业生活的戏,毛看后说:“可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钱原本是剧中一位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主题改成了其一贯的主导思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江青与样板戏的关系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样板戏是她搞的“阴谋文艺”,有人将其解读为江青与“保守派”争权的工具,也有人指向背后更为复杂的政治底色,林默涵回忆:“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了。”

江青在样板戏创作改编过程中,身兼理论家、导演、制片人、发行人等多重角色。她的个人意志与审美趣味渗透到样板戏的方方面面。

江青告诉《红灯记》剧组,补丁不要随便打,得补在肘臂、膝盖和领子的部位,这些地方最容易破损。《红色娘子军》舞台背景上的木棉花,原为省钱用红布做成,不够红,她提议改成丝绒的,“结果效果特别好”。

但她更不乏独断专横、劳而无功的情况。毛泽东看舞剧《红色娘子军》时,随口问了一句:“洪常青是怎么进南府的?”舞剧要求精炼,把电影里这段省去了。江青就揪住这句话,要求加个过场,用开会的场景交代此段。芭蕾舞只跳舞不说话,如何表现出这种复杂的逻辑性情节呢?导演李承祥折腾了快一个月,做出来一看,“芭蕾舞变成了哑剧”。后来江青自己说,过场是个瘤子,又拿掉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演技获一致好评,但江青却觉得李少春“眼里没有她”,借口“李少春演得李玉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换掉了他,李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

样板戏让江青风光无限,俨然已是其个人地位的一个象征。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将样板戏推广到全国”的口号。江青同时强调:“‘移植’样板戏是一场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改。”

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特点,在“不走样”的桎梏下严格复制京剧原本,生拉硬套,不伦不类。一些细节也要求精确到发指。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在什么地方,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必须完全一致,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松江曲艺团说沪书的艺人洪富江,演说《智取威虎山》时按说书惯例增添了一些“噱头”,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

样板戏的演出者后来固定成为“样板团”,享受特殊待遇。不仅工资较高,在当时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演出体力,样板团几乎餐餐有鱼肉。每到一地巡演,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赴迎候,奉为上宾,不然就会得罪江青……

排演样板戏中的种种光怪陆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戛然而止。

并未速朽

关于样板戏的功过是非,向来争议不断。

戴嘉枋在《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写道:样板戏“就其总体的艺术价值而言,不能不承认样板戏较之以前的京剧音乐、舞蹈艺术,均有创新之处”。汪曾祺批判样板戏,但也承认助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臂膀于会泳,“他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是成功的。他所总结的慢板大腔的“三送”(同一旋律,三度移位重复),是很有道理的。”

客观上讲,样板戏的排演举国之力,集中了当时中国艺术界最好的演员、最好的编曲、最好的舞美……它虽与“文革”纠缠难解,确也存在情节紧凑、唱词晓畅、曲调优美等长处,它在表演方法上将传统的写意与西方的写实相结合,融入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素,加入了西洋管弦乐等创新,为后人开了一条新路。

样板戏的局限同时表露无遗。“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主题先行”等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理论,其荒诞一望而知。这种模式化的创作,一刀切的好坏对立,很难说在今日的艺术创作中业已绝迹。更别提样板戏附着的浓厚政治色彩,极左的文艺路线,政治粗暴干涉创作,注定这场文艺大洗牌后的单调荒芜,谁都不是最后的赢家。

样板无疑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它甚至参与了私人记忆的构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哪个中国家庭的墙壁上没有贴过毛泽东标准像、样板戏的大幅剧照呢?“样板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远不止是戏,它如此深入地凝固了那个时代的公共娱乐方式。”

样板戏也并未速朽。时至今日,《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看家戏,演员已演到了第五代;一些样板戏的经典唱段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而前几年将样板戏重新翻拍成影视剧,曾是一股风潮。

样板戏十年,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其余响不绝,更待后人评说。

 

参考资料: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师永刚、张凡《样板戏史记》,邵宇彤《文革“样板戏”研究》等。

 

1966年,康生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乐《沙家浜》为“革命样板戏”。图为1967年毛泽东接见《白毛女》演员。

【红灯记】“红灯年”,1963年可以打上这样的标签。上海爱华沪剧团将长影拍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改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公演,引起江青的兴趣。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江青就是看了这部《红灯记》之后开始进行“京剧现代戏”的改革的。图为《红灯记》剧照。

《红灯记》感动了当年一整代人。1965年,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南下广州、深圳,香港居民闻讯赶来,许多人昼夜排队。剧作家沙叶新回忆自己首次看这出戏: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了双眼。图为1972年,吉林省,下乡知青在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摄影:朱宪民

《红灯记》前后改动200余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曾提出过修改意见。当然,对修改下指示最多的是江青,她曾批评“李奶奶”衣服上补丁的样子不合适。修改一直持续到1970年。应了江青所言:十年磨一戏。图为1967年8月,演员钱浩梁(饰李玉和)向江青献红灯记袖章。

【智取威虎山】最早在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排演,经过1964到1967年的集中修改加工,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下了台却要接受批判,这个人便是童祥苓。他三进三出“威虎山”,有一段时间负责清洗全剧团二百人的碗筷。图为《智取威虎山》剧照。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两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社会上的流行语。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37个曲目中,毛泽东只看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智取威虎山》。图为1975年,福州建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智取威虎山》。摄影:赖祖铭/FOTOE

【沙家浜】毛泽东看的另一部现代戏是《芦荡火种》,看后将其改名为《沙家浜》。1965年4月,江青到《沙家浜》排练场审查,将其定位“样板”。后来,江青多次将样板戏成为“我的样板戏”,称剧团为“样板团”,服装叫“样板服”。图为《沙家浜》剧照。

儿童学唱样板戏,成为文革年代对他们灌输”阶级斗争思想“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一些得到表彰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其公布的事迹中,往往有“学唱革命样板戏”这一条。图为1969年,福州实验小学的红小兵学唱《沙家浜》。摄影:赖祖铭/FOTOE

【海港】《海港》原名《海港的早晨》,原为淮剧,被江青选中改变成京剧。她认为《龙江颂》、《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分别代表农、工、军三个方向。图为《海港》剧照。

1974年,深入农村演样板戏的山东省章丘县剧团演员在化妆。

【奇袭白虎团】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看《智取威虎山》的当晚,周恩来本来安排《奇袭白虎团》剧组进中南海演出,请毛泽东观看,但江青安排毛泽东观看《智取威虎山》,周恩来只好取消原计划。图为《奇袭白虎团》剧照。

1974年,样板戏《龙江颂》剧组慰问福建前线高炮部队。摄影:赖祖铭/FOTOE

【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女一号吴琼花(吴清华)的扮演者最初是白淑湘(左),她父亲曾在张学良手下任职。白淑湘很快被戴上“白专”的帽子,白天受批判,晚上登台。1965年后,她被送去捡牛粪,掏大粪,直到1973年回到中央芭蕾舞团。图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1971年,广州军区文工团在琼海革命老区表演《红色娘子军》。摄影:黎枫/FOTOE

【白毛女】《白毛女》这部延安时期的经典剧作也被重新包装了起来。舞蹈版保留了原作中的基本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浓缩了情节,并大量运用民间舞蹈,传统戏曲乃至民间武术的动作。图为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1967年4月,江青与《白毛女》演员合影。

《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在六十年代被诬陷为“破坏现代戏的反革命分子”。审判江青时,阿甲出庭:“江青,你看看我是谁?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图为阿甲(左)与演员红线女研究剧本。

【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之一。它本位列江青最初的选择中。但后来却没有选进首批八个样板戏中。此戏反映的是秋收起义,女主角本名贺湘,被江青改名为柯湘。杨春霞(中)因饰演柯湘红遍大江南北。她在1976年后受到调查,一度沉寂。图为《杜鹃山》剧照。摄影:张雅心

《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人之一于会泳也是样板戏“三突出”理论的创立者,受到江青的赏识,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四人帮粉碎后被隔离审查。1977年自杀。图为文革期间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平原作战】抗战期间,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组织游击队,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下,以地道战的方式与日本大队长龟田展开战斗,最后将龟田击毙。图为样板戏《平原作战》剧照。摄影:陈娟美

1976年,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批判邓小平“诬蔑”样板戏的言论。供图:CFP

【草原儿女】《草原儿女》是革命现代舞剧,与《沂蒙颂》同年(1975年)推出。此时文革已接近尾声,但样板戏依然是全中国人民的主要精神食粮。八年前的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图为《草原儿女》剧照。

一时间,各行各业都成立了样板戏的宣传队,有条件就演全场,不能演全场就演片段,连片段也演不了就清唱。收音机一打开全都是样板戏。所有的舞台都是样板戏的天下。图为1974年,《龙江颂》剧组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高炮部队。摄影:赖祖铭/FOTOE

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中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纷纷办起了“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则组建“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少数民族地区演员也学唱样板戏。图为1974年,福州北峰知青教畲族青年表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摄影:赖祖铭/FOTOE

为了样板戏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有的厚达400多页。图为1970年,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到贫下中农家里演出《红灯记》。摄影:朱宪民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员人人自危,生怕招来祸端。小到戏服上补丁的大小、颜色、位置,细到舞台上每丛芦苇有几根、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图为1975年,福建,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为军民演出。摄影:赖祖铭/FOTOE

样板戏也走进了中小学的课堂,被编入语文教材。图为文革时,粤西高州田间,唱革命样板戏的姑娘。供图:周泽明/FOTOE

看了几年样板戏之后,连毛泽东都感到厌倦。一些老艺术家后来被召唤来演他们的成名剧,拍成电视送到中南海。晚年的毛泽东,观看最多的正是那些传统京剧。图为1977年,福州,庆祝打倒“四人帮”游行活动,文艺队彩车上展现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工农兵形象。摄影:赖祖铭/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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