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佬身边的外国人

来源: 新民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18,星期日 | 阅读:1,549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

海岚·里昂,在2013年春季的邦瀚斯拍场上,被人称之为张学良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随从。当杨先生拍得的海岚·里昂照片在媒体发布,各种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那么,里昂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张学良,这些民国政坛大佬身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外国人呢?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起到过什么影响?

里昂是个什么角色

从之前公布的相关史料上,确实很难查阅到海岚·里昂其人。包括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专机飞行员的罗亚尔·伦纳德,在其著作《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也未提及。反倒是在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的拍卖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里昂写给外祖母简的家信,提到:“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但这并不能证明邦瀚斯拍卖的这批文件、照片是伪造。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双林所判断的,邦瀚斯拍卖张学良日记本中的文字,与哥伦比亚大学现存张学良资料文字内容仿若、字迹同源,应是真的。老照片研究者、同济大学出版社陈立群先生,从“大多数照片都有底片”的角度分析认为——至少照片不会说谎,但有相当多的照片不是里昂本人拍摄,比如1928年张作霖追悼会时,里昂还没来到中国。而这些照片,或许大多数来自张学良家藏。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比如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

在里昂旧藏里可以查到,西安事变当晚,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晚,朱利叶斯·巴尔致信里昂:“我现在去飞机场,王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士兵。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跟着我。”从口气中,可以看出巴尔的级别要比里昂高。

再看里昂在1941年写给奥德的信:“Edith和Bobby(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赵四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 从信的内容、口吻,可以看出作为张学良特别行动顾问,参与了西安事变策划的奥德,在张学良被囚以后,仍是里昂的上级。而里昂则一直在上海、香港两地,跟随赵四小姐处理其母子等人的生活、工作事宜,直到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而自己回到国内。

张学良被囚后,张家人分崩离析之际,里昂成为了赵一荻母子的随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美。

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以前一直留在北京,在民间,他与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并称京城四少,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后来帮助他戒毒的是德裔美国人米勒。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还能看到他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红颜知己——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2008年2月的一份《环球时报》曾载文称:“1930年,埃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见识了张学良的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可是张学良浑然不知,直到埃达即将告别时,她的女秘书才告诉张学良这些,并转达埃达的两句忠告:‘戒掉烟瘾,积极抗日。’”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的旧藏里,也有一张埃达的照片。

后张学良还曾前往意大利寻求军事援助。墨索里尼除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意大利空军阵容、飞机制造厂外,允诺将协助中国建立空军及购买飞机。同时,这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还派来一个空军顾问团。虽然意大利空军顾问团的首席是著名飞行员罗伯托·洛蒂上校,可顾问团里还有一些冒牌货,比如机械师卓第,在国内不过是个普通技工,却来华冒充顾问,对中国空军机械人员指手画脚。有一次在检查发动机时,“洋大人”露出了马脚,证明他的本事还不如中国空军的普通机械师。卓第一天到晚只顾喝酒跳舞,特别爱好踢足球。洛阳分校中由意大利教官执教的几届培训班,毕业率奇高,一些不能独自驾驶飞行的学员都被不负责任的教官允许毕业,美国顾问说:“不晓得意大利人是来发展中国空军还是毁灭中国空军的。”直到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与中国决裂,顾问团不了了之。

媒体人改行不在少数

和张学良一样,蒋介石身边从来就不缺乏外籍顾问。比如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作为顾问。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边的高参是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甚至有研究认为,北伐军连战连捷的局面,得益于军事行动由加仑将军策划。

担任蒋介石顾问时间较长的,是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这位1875年出生的澳大利亚人,1903年还在香港《德臣报》做编辑,获悉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岑春煊到任两广总督,端纳不知怎的就与岑大人搭上了关系,成为其顾问。然后,端纳在辛亥革命时为孙中山做外宣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其退位。直到担任张学良顾问,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陪伴张学良远赴欧洲考察。西安事变时,端纳在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斡旋,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之后又成功地发起禁烟运动,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谋划者,被外媒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的幕后推手”。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则披露了端纳在筹建飞虎队、谋划新生活运动、成立国宣处等问题上,进行的缜密探索。

另一位担当中国高层顾问者的媒体人,则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位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后裔,是正宗的医科生——1887年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然而,莫理循后来竟然放弃医科而成为一位媒体人,于1897年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且极力吹捧袁世凯。

1912年,这位记者先生转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莫理循对早年的袁世凯堪称激赏。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担任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处理清廷对日关系上,强硬又不失计谋,让日本人极为头疼,甚至希望用满洲人当年对付袁崇焕的反间计来对付袁世凯。莫理循在回忆文章中对此大书特书。

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一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电讯时,删掉了“革命”一词。在袁世凯称帝后,莫理循一再规劝他放弃君主立宪。然而,在回忆录中,莫理循又屡屡为袁世凯称帝寻找理由,认为当时如此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莫理循、端纳类似,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田伯纳,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大量收集南京大屠杀资料,不仅在报刊发表,还著有《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并于1938年6月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此后,田伯纳长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构,却与大佬们交涉无多。

与莫理循、端纳、田伯纳不同,虽然海岚·里昂持有美联社记者证,但就整个生涯来说,他还是个“工科男”,从事过特技师演员、飞机机械师,以及张学良家随从、摄影记者等多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姜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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