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自由,何妨回归地下出版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5-16,星期五 | 阅读:1,275
盖尔·贝克尔曼

Yehteh

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这一阵子显得无精打采、四分五裂。

今年2月,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通过了一项法律,让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关闭任何网站,一夜之间就可以在网络上清除克里姆林宫的大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痕迹。上周普京批准的法律,针对的目标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像纳瓦尔尼一样的人。《博客作者法》(Bloggers Law)要求日访问量超过3000人的网站的所有者向政府备案,放弃匿名权,并对其网站内容中的事实准确性负责。

这样看来,俄罗斯所剩不多的自由言论渠道互联网,剩下的时日似乎也不长了。

俄罗斯的政治辩论在西方拥有和经营的平台,如Facebook和Twitter上找到了空间。然而这些网站的运行也取决于普京的意愿,而且新的法律也要求,它们要在俄罗斯领土上,对过去六个月内发布过的所有信息保留电子记录,这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有能力对内容展开调查。俄罗斯的互联网很可能在走上中国的道路。

然而在俄罗斯,政治异见的传统很悠久,如果互联网不再是一个不受审查的开放空间,活动人士可以(也应该)从历史上的替代手段寻找灵感,而那种手段的效果或许更强,它就是地下出版物(samizdat)。

这种绝对属于前数字时代的传播形式,在冷战的最后20年蓬勃发展,成了联系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苏联其他遥远地域的异见人士的纽带。从颠覆性的文章到翻印的西方作品,这些通过打字机用手打在复写纸上的文字,会手手相传,之后再次复制分发。

作为一种媒介,互联网的规模和速度都让地下出版物望尘莫及。然而由于更加分散,政府要完全取缔地下出版物却难得多。而且由于制作和传播更加困难,地下出版物催生了一个规模更小,但更团结也更抗压的异见社群。

《时事纪事》(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俄语称为Khronika)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俄罗斯地下出版的最重要刊物之一。自1968年由一群莫斯科的异见人士创办以来,尽管编辑接连被抓,但《时事纪事》仍然存在了15年,发行了64期。它很快就成了一份定期出版物,全面地记录了苏联全国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事件。

《时事纪事》一直有一位编辑驻于莫斯科,第一位是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Natalya Gorbanevskaya),直到她在1969年被捕,并被投进精神病院。驻莫斯科的编辑充当枢纽,其庞大网络遍布苏联全境。每期新出版的刊物都包括若干份打字机打出的副本,之后一人接一人地传递,传递过程中人们还会再誊印新的副本。但是这个网络并不仅仅传播信息,还能把外面的新闻传回莫斯科。

在1968年底发布的第五期《时事纪事》中,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加上了这样一则匿名的注释:“任何人如果希望让苏联大众了解国家内部在发生什么,可以很容易地向《时事纪事》的编辑传递信息。只要把信息告诉给你《时事纪事》的人即可,他会把信息告知他的上家,依此类推。但不要尝试自己追溯整个传播链条,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警方的线人。”

《时事纪事》成了各种材料的拼贴,这些信息的出处可以远在辛菲罗波尔和彼尔姆,会报道一些小事,比如教师因为指定阅读禁书而被解雇,也会转载保密的政治案件审判记录。就像今天的加密软件——比如Tor,传播链条中的每个人都只知道把信息传给自己的上一个人是谁,自己把信息传出去的下一个人是谁。尽管克格勃(KGB)时常会通过向上追查打出文件的打字机,找到誊印这些文件的人,进而逮捕编辑,但传播网络中的单个节点却颇为安全,因此几乎不可能找到某一则具体违禁信息的源头。

地下出版物需要有纪律性,编撰一期《时事纪事》既繁琐又危险。但正是这样的过程,在一个挑战权力的事件闻所未闻的国家里,催生了一批有信心向政府问责的公民。

当然,在2014年,很难想象让活动人士放弃Facebook和博客文章,转向装订起来的一页页纸。这样做只是无谓的怀旧而已,首先就需要许多从来没有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

但是,利用当今的技术重建封闭、规模较小、更安全、具有地下出版物特点的网络是有可能的。长期以来,从中国到叙利亚的活动人士掌握了加密软件和虚拟专用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简称VPN)的使用。VPN会将IP地址转换到世界各地,以掩饰互联网上的活动。这些VPN还能被用来创建受保护的对话论坛。Cryptocat和Off-the-Record Messaging等应用程序允许群组通过使用认证和加密软件私下进行交流。此外,有人对外置硬盘驱动器和U盘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在这种方法中,驱动被“放置”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个人可以偷偷上传或下载信息。

然而,放弃开放的互联网,转而轻声进行地下交流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明白,对政治变革而言,社交媒体对什么有利。普遍的观点是,Facebook等平台,或是纳瓦尔尼等人的网站主要充当了工具的作用,这些工具允许大规模地协调抗议活动——它们当然是。显然,普京最担心的正是互联网的这种能力。

但社交媒体在一个更低调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过程就是培育。对个体而言,它可以成为一个相互鼓舞、检验对立的身份和观点的空间。有时候,这些个体是匿名这么做的。它是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的地方。《时事纪事》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允许一种参与性的公民意识在一个极权政权下逐渐发展。

普京也希望关闭这种培育功能。但正如苏联时代的异见人士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培育不需要开放的互联网。它可以通过地下出版物、信件或杂志——也会在活动人士创建专属网络时实现。在专属网络中,他们能以更隐蔽的方式与对方交流。不久后,现在的异见人士可能在交流方式上会别无选择——这些限制甚至可能对他们有利。

从一种便于组织大规模抗议的媒介,转换到一种能让反对派积蓄力量、并构想出可行替代方案的媒介,正是我们需要的。就这一点而言,打字机和纸张的用途值得我们铭记。

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是《当他们找我们,我们就已经消失了:拯救苏联犹太人的史诗般斗争(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社交媒体历史。

翻译:王童鹤、陈亦亭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网络不自由,何妨回归地下出版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55685.html

分类: IT观察, 国际观察, 新闻视线, 时事评论.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