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北京是天然的首都

来源:人民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4-19,星期六 | 阅读:2,007

当媒体报道“保定被选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时,保定概念股,甚至是河北概念股应声大涨。3月26日,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证明了“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这座身患大城市病的超大型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中央有意要为北京瘦身早已不是秘密,京津冀一体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重大国家战略。大家不禁要问,怎样的首都适合我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或多个政治中心的时代吗?现代中国如何破解首都难题?

带着这些疑问,《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的葛剑雄教授。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隋唐时代,似乎有两个首都——长安与洛阳。皇帝经常半年待在东都洛阳。大运河修通之后,洛阳连接江淮,便于资源调配,而长安则资源不足,难以供养庞大的朝廷。请您谈谈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与大运河的联系?

葛剑雄(以下简称葛):隋唐时代,长安与洛阳还谈不上经常性的双中心。你刚才提到了运河,也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实际上,长安、洛阳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关东,到唐朝后期逐渐依赖江淮漕运,江淮就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从这个角度,运到洛阳的交通条件比较方便,而再从洛阳到长安,顺黄河而上,要经过天险,然后还要经过渭河,交通条件更加不利。所以从隋朝开始洛阳附近就有大量的仓库,把粮食藏在那里进行储存。每次碰到灾害,经常出现皇帝带领文武百官,从长安到洛阳来就食。这种是特殊情况,虽然具备双中心的特点,但不能成为真正的双中心。

这种双中心除了物资供应的原因之外,控制关东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长安过于偏西,对于全国的统治不利。武则天时代曾想迁都洛阳,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由于军事上考虑,这个计划落空了。洛阳是个“四战之地”,对于军事防御很不利,“安史之乱”时,洛阳很快就被攻破。军事因素在和平时期倒是不用过多考虑,况且今天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传统的地理约束,在飞机、导弹面前早已失去了意义。

国历:明朝有南北直隶,明成祖北迁,建立了今天北京的基础。与隋唐不同,明朝是南北双中心,您怎么看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什么道理?

葛:明朝的南北直隶被视为“双中心”其实是一种误解。朱元璋建都南京只是权宜之计,当时全国还没统一,北方还在元朝势力手中,不得已建都南京。当朱元璋把元朝势力驱赶到大漠之后,就已经意识到南京作为全国性的首都过于靠南,有偏安一方的弊端。他在位时就考虑迁都西安,经过研究之后,西安非常残破,已经不适合当首都。他又考察开封,发现开封原来的河道已经淤塞,水路运输断绝,物资根本过不去。最后,朱元璋还考虑建都老家凤阳,并修建了中都,规模比南京还大。可是凤阳的基础条件很不理想,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又经济困难,最后这个计划也终止了。

等到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军事上考虑,北元尚在,虎视眈眈。把首都放在战略前沿,有利于边防。同时,朱棣当藩王时封地就在北平,他自然是想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地盘。

朱棣得位不正,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就很刺耳。朱棣为了表示继承太祖遗志,不改祖制,虽然迁都北京,但是北京不敢叫首都,而是叫行在,也就是皇帝临时住的地方。真正的首都还在南京。甚至于到了明仁宗即位后,一度宣布要迁回南京。正因如此,明朝始终保留“两京”,“北京”是一般老百姓的说的,真正的称呼是“京师”。而南京一切照旧,南京皇宫保留着,还有各种机构。但南京的政府机构是礼仪性的、安置性的,级别很高,实权比不上北京。因此,明朝的南北两京仅仅是形式上的双中心。

国历:民国建立以来,似乎是继承了明清旧制,南京和北京成为首都的主要争夺者。您能谈谈南京和北京的优劣吗?

葛:孙中山建都南京,面临着和朱元璋一样的困境,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大局未定,清廷尚在北京,武昌正被北洋军进攻,革命党人手中比较稳定的大城市就一个南京。南京离上海近,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就住在上海租界里。租界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租界内有外国法律保护,不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南北的议和,就是在租界里秘密进行,甚至连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也是在上海写好送到北京修改。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首都也带有临时性。等到民国建立,革命党人邀请袁世凯到南方就职,希望袁世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这样的要求有点不现实。即便袁世凯真心愿意,也不现实。首都是一个政治中心,有很多的配套机构,当时整个政府办事机构在北京、整个对外交往中心在北京,包括联系全国的电报、铁路网、金融系统也全在北京,显然南京不可能一下子具备首都的功能。因此,袁世凯把首都放在北京,还是比较合理的。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建都南京,情况与辛亥年间有些类似。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打到南京已经是不容易了。从全国来讲南京是偏安南方,而对于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而言,南京已经是势力所达的最北方了。从军事上讲,蒋介石始终没能真正地统一中国,南京已经是国民党军的战略前沿,北京基本就是后北洋时代地方军阀的天下。从政治上讲,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在上海,因此定都南京比北京要合适。从经济方面考虑,国民党最大的经济支持是江浙财团。从交通条件看,长江水路运输十分方便,津浦铁路贯穿南北,南京作为一个交通中心初具规模,何况蒋介石能控制的就是苏皖浙赣数省而已。南京的气候条件不佳,太热是个大问题。当初蒋介石邀请孙科来南京就职,孙科不肯,借口就是怕热。蒋介石特意造了一个房子,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房顶上每半小时自动更换一次冷水降温。这才把孙科大少爷请来。由于南京太热,为避暑,国民政府将庐山变成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庐山开会、发表谈话,这个习惯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庐山如同大清朝的承德避暑山庄,共和国的北戴河,有第二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1949年,毛泽东选择北京,与朱元璋、孙中山、蒋介石有着共同的考量,也就是全国尚未统一。筹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时,南京还在国民党手中。同时,北京从来不是国民党势力范围,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北洋军阀、日本人、李宗仁、傅作义,从来就没有国民党的事儿。现在共产党来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够不着。为什么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点钟?为什么不选择早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台湾起飞的轰炸机,由于航程限制,须借道仁川机场,且不能夜航,如果三点钟到达北京上空,返航很成问题。除了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之外,定都北京的另一个考虑就是苏联援助比较方便。当时中国最大支撑是苏联,最有力的工业基地也在东北。

国历:近些年,北京城市越来越大,很早就有人谈迁都问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议论?您觉得如此庞大的北京,大城市病很严重,如何缓解现在的压力?

葛:现在迁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稍微考虑一下实际操作的那些细节,就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不得已,不会迁都。有人建议“两会”不要在北京开,我觉得这不现实,我们只看见“两会”期间大量的人涌向北京,忽略了开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就在北京,如果要到其他省份开“两会”, 一大批高官浩浩荡荡出北京,谈何容易?

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一部分首都功能从北京分离出去。比如,国家民委,主要管少数民族问题,这个部门何必放在北京呢?可以安排在新疆嘛!许多部委都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分离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和钱都在中央手里,地方都来跑官、要钱。如果真的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那样,把行政权下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北京的臃肿自然就能得到缓解。

这就有了保定被谣传为“政治副中心”的事情,我想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曲解。实际上,我们早就提出过搞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从前没人注意到天津。当初,天津设为直辖市有点仓促,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这是什么道理呢?天津是袁世凯一手建立起来的,民国时地位很高,以后天津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到五六十年代天津成了省辖市。1967年1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初,把天津变为直辖市,这个决策有点怪。如果建第三个直辖市,广州、武汉、沈阳、西安都比天津合适,怎么会轮到天津呢?那时候决策也不经论证,中央一道命令就改,其实这是毛泽东对北京市委不放心,虽然打倒了彭真及其北京市委,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就把天津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来牵制北京。

因此,天津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很尴尬,要彻底解决天津问题,现在比较合理的方案就是把北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联合,搞一体化发展。面对北京的种种问题,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搞京津冀协调发展。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有各种猜测,有各种利益的追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搞京津一体,河北就得不到多少利益,还要把京津之间的一些地方交出来,自然很不划算。所以,有些人有意也好,误读也罢,就搞出一些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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