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身后的女人

译者:斯眉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4-16,星期三 | 阅读:1,658
原文:How Laura Poitras Helped Snowden Spill His Secrets

去年1月,劳拉·波伊特拉斯收到一封奇怪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匿名的陌生人,向她索要公共密钥。近两年来,波伊特拉斯一直在制作与美国政府监控有关的纪录片,偶尔会收到来自陌生人的询问。她回复了这封邮件,发送了她的公共密钥,好让对方发送只有她可以用私钥打开的加密电子邮件,但并没期望太多。陌生人回复说,希望建立更加安全的系统来保护彼此间的交流。除了承诺提供敏感信息,陌生人还让波伊特拉斯选择加长密钥,以防互联计算机的强力攻击。陌生人写道,“要假设你的对手每秒可测试一万亿个密码。”

没过多久,波伊特拉斯收到一封加密信息,简要描述了美国政府的一些秘密监控计划。她对其中一个稍有耳闻,但剩下的都没听说过。在逐一描述每个计划后,陌生人写了一句话,“这些我可以作证。”

波伊特拉斯解密并看完电子邮件几秒钟后,便把网络断开,从电脑里删除了这则信息。“我想,好吧,如果这是真的,我的人生将从此改变,”上个月她对我说。“真让人吃惊,那些他自称了解并能够提供证据的东西。我只知道我必须改变一切。”

波伊特拉斯对发件人的身份依然持谨慎态度。她特别担心那人是美国政府的特工,试图引诱她泄露纪录片受访者的信息,受访者包括维基解密的编辑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我叫他出来面谈,” 波伊特拉斯回忆道。“我说,要么你知道这些信息,面临很大危险,要么是在坑我和我认识的人,要么你疯了。”

答复让她放心,但不明确。波伊特拉斯不知道陌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或雇主(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6月初,她终于知道了答案。波伊特拉斯和采访搭档格伦·格林沃尔德(曾任律师和《卫报》专栏作家)一起乘坐飞机到香港,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的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他就是给了他们数千份机密文件的人,在政府监控范围和合法性方面引发巨大争议。此外,波伊特拉斯此前的直觉是正确的:她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格林沃尔德在里约热内卢一处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房子被热带植物所环绕。他与巴西合作伙伴住一起,还养了十只狗、一只猫。此处位于丛林中,气氛低调而友爱。厨房的时钟已经停了很久了,但没人注意;餐具往往堆积在水槽里;客厅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沙发、一台大型电视、一部Xbox游戏机、一盒扑克牌。冰箱里并不是总是塞满新鲜蔬菜。一个猴子家族偶尔到后院的香蕉树偷香蕉,还会和狗来一场吼叫大战。

格林沃尔德在阴凉的阳台上完成大部分工作,通常穿着T恤、冲浪短裤和人字拖。我待在那儿的四天他一刻不停——操着葡萄牙语和英语打电话;匆匆出门去下面的城市接受访问;接听和接收有关斯诺登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微博上与22.5万听众互动(并和其中一些人激烈争论),然后坐下来给《卫报》写更多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章。在做上述所有事情的同时,还一直让他的狗别叫,尤其是某个狂热时刻,他大喊:“都别吵,”但它们似乎都没理他。在混乱中,49岁的波伊特拉斯神情严肃地坐在闲置的卧室或客厅桌前,对着几台电脑全神贯注地工作。偶尔她会走到阳台和格林沃尔德谈论他正在写的文章,或有时他停下手里的事,看看波伊特拉斯编辑的斯诺登最新版视频。他们激烈地争论(格林沃尔德声音比波伊特拉斯大,语速也比她快)、分享笑话或不着边际的记忆,时不时爆笑起来。两人都说,斯诺登的故事是他们正在一同发动的战争,一场抗击监控权的斗争,他们都认为它威胁到了美国人的基本自由。

《卫报》的两名记者在城里协助格林沃尔德,所以,我们的不少时光是在酒店里度过的,此刻,他们正流连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一带,巴西人在下面打沙滩排球的声音不断传来,为周遭增添了一抹超现实的氛围。在格林沃尔德的一些文章中,波伊特拉斯也会署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宁愿居于幕后,让他负责发表言论、润色文字。因此,格林沃尔德要么被誉为人权的无畏拥护者,要么邪恶的叛徒,都取决于你的看法。“我一直把她叫做凯撒·索泽,因为她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格林沃尔德说,他指的是凯文·斯贝西在《非常嫌疑犯》中扮演的角色,一名乔装成无名小卒的案件主谋。“她始终处于这一切的中心,但人们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一天晚上夜幕降临时,我跟随波伊特拉斯、格林沃尔德前往《环球日报》(巴西最大的报纸之一)的新闻编辑室。格林沃尔德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监视巴西人的电话和邮件。文章在巴西激起了强烈愤慨,同时,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文章,格林沃尔德成为编辑部的名人。主编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让他开辟一个定期专栏;记者们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念。波伊特拉斯拍摄了部分画面,然后放下相机,四处观看。我注意到没有人注意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格林沃尔德上,她笑了笑。“不错,”她说,“太好了。”

波伊特拉斯似乎在充当配角,与其说是因为胆怯,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事实上,在信息管理上她实力超群。在一次交谈中,我开始问她几个私人问题,她说,“好像在看牙医。”她的简历如下:在波士顿郊外的富裕家庭长大,高中毕业后搬到旧金山,在高档餐馆当厨师,还在旧金山艺术学院上课,师从于经验丰富的电影制作人恩尼·格尔。1992年她搬到纽约,开始进军电影领域,同时在纽约新学院大学读研究生,主攻社会政治理论。从那时起她已拍了五部电影,最近的一部名为《誓言》,讲述关塔那摩囚犯萨利姆·哈姆丹和妹夫返回也门的经历,分别荣获皮博迪奖和麦克阿瑟奖。

2001年9月11日, 五角大楼被袭时,劳拉·波伊特拉斯正在曼哈顿上西区。像很多纽约市民一样,随后几周,她陷入了悲痛哀悼和一种同心协力的情绪之中。她说,此时此刻,“人人都可以做出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在她看来,当9/11促使美军先发制人地侵占伊拉克时,自己的国家已走上歧途。“我们总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些国家偏离了方向,”她说,“人民怎么能任其发生?怎么能在事态发展超越界限之际坐视不管?”此前,波伊特拉斯没去过冲突地区,但在2004年6月,她前往伊拉克,开始拍摄有关美军占领伊拉克的纪录片。

抵达巴格达后不久,她便得到许可,在巴格达市议会成员陪同下参观阿布格莱布监狱,进行拍摄。几个月后,美国士兵虐待阿布格莱布犯人的照片即被曝光。一位有名的逊尼派医生也在参观人员之列,当他和犯人交流时,波伊特拉斯拍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犯人都哭诉自己因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

这位医生名叫利雅得·艾达哈,他邀请波伊特拉斯去他的小诊所,随后允许她报道自己在巴格达的生活。她的纪录片《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就是围绕着他家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停电事故、侄子被绑架等家庭悲剧而展开的。2006年初,这部纪录片首次上映并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这部纪录片旨在告诉人们战争对伊拉克居民造成的影响,使得波伊特拉斯成为一系列重大(显然是不实的)指控的攻击目标。2004年11月19日在阿德哈米亚,美国军队支持的伊拉克部队突击了医生家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击毙了寺内的部分民众。随后一天,周围发生了暴力事件。波伊特拉斯此时正在医生家里,偶尔能透过房子的的屋顶看到外面的情况。有一次她登上屋顶观察时,被一名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营的士兵发现。不久之后,一群武装分子发起攻击,一名美国人遇难。一些士兵推测波伊特拉斯就在屋顶,因为此前她曾提前得到袭击通知,想将此次事件录制下来。这群士兵的营长,已退役的中校丹尼尔·亨德里克森上个月告诉我,他已向旅部提交了一份有关波伊特拉斯的报告。

但至今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说法,那天在临近地区,袭击持续了一整天,对任何一名记者来说,要想找到一块足够靠近、又不受袭击的地方,都是难上加难。指控她的士兵对我说,他们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尼尔·亨德里克森则告诉我,他从未收到旅部的回复。

阿德哈米亚遭袭击袭击后的几个月,波伊特拉斯依然生活在绿区1,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同美国军队展开合作。她的电影曾对大量美国军人播出,其中就包括在美军战争学院的放映。在巴格达与波伊特拉斯打过交道的汤姆·莫维上校现已退役,他表示,波伊特拉斯总是在拍摄,暴乱之日,她的摄制工作是“绝对有意义的”,他说,“我认为这项指控相当荒唐可笑。”

尽管对波伊特拉斯的指控毫无证据,但却使她多次遭到拘禁和搜查。在波伊特拉斯第一次被拘禁后几个月,亨德里克森和另一名士兵告诉我,司法部联合反恐任务小组的调查员曾找他们面谈,询问那天波伊特拉斯在巴格达的行踪。而波伊特拉斯本人从未和这些人或其他调查人员有过接触。“伊拉克部队和美军在周五祈祷日袭击了一座清真寺,并杀死了几个人”,波伊特拉斯说,“第二天爆发了暴力冲突。我是一名纪录片制片人,当时就在附近拍摄。任何关于我事先了解袭击计划的指控都是错误的。美国政府应该调查是谁下了袭击命令,而不是调查报道战争的记者。”

2006年6月,她乘坐国内航班时,机票印上了SSSS的标志,即“二次选择性安全筛查对象”,意思是必须在正常措施之外,接受第二次安检。她第一次被拘禁是在纽瓦克机场,当时她正打算登机飞往以色列,因为她的电影将在当地上映。返航途中后,在被允许再次进入美国之前,她又被滞留两小时。一个月后,她前往南斯拉夫的波士尼亚,计划在当地的一场节日盛典上放映她的影片。可在飞离萨拉热窝抵达维也纳时,机场广播播出了她的名字,要求她马上前去安检台,随后她被带上了一辆货车,驶往机场的另一个区域,又被带进了一个房间接受行李检查。

“他们拿走了我的包,仔细检查了一番,”波伊特拉斯回忆道,“又问我当时在做什么,我说在萨拉热窝播映我的电影,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然后我设法和安检人员套上近乎。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被盯上了。你的危险系数已超过里氏震级,升至400的最高值。’我说:‘这种体系适用于整个欧洲,还是仅在美国有效?’他回应道,‘只有你们美国政府采用这套系统,也是美国政府告诉我们要拦住你的。’”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整理出一份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上面的人数一度达到近100万。至少有两份辅助名单与航空飞行相关。在禁飞名单中,数万人被禁止飞入美国或飞离美国。备选名单中的人数比前者更多,被选定的人要在机场接受二次安检和质询。民权组织批评说,这些名单涉及的人数过于宽泛,选择过于随意,侵犯了上榜美国公民的权益。

在维也纳,波伊特拉斯最终获准换乘飞往纽约的班机,但飞机于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在出站口,波伊特拉斯遇到两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被带到一间房子里进行质询。从那时起,这种例行公事又出现过很多次,波伊特拉斯已经记不住准确次数,但一定超过40次。她说,起初当局对她携带的文件感兴趣,他们复制她的票据,有一次还拷贝了她的笔记本。后来,波伊特拉斯不再携带笔记本,官方人员转而开始关注她的电子物品,他们告诫她,如果不回答问题,就没收她的办公器材,亲自动手寻找答案。波伊特拉斯说,有一次执法人员将她的电脑和手机扣留数周,并对她说,拒绝回答问题本身就是可疑行为。因为审讯发生在国际登机口岸,政府认为,在这些地方,普通的宪法权利并不适用,不允许她有律师在场。

“这完全是侵权,”波伊特拉斯说。“给人感觉就是这样。他们感兴趣的数据与我正在做的工作有关,而这显然是私事,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一下飞机就碰上一些人带着枪来迎接你,这就是恐吓。”

尽管波伊特拉斯已致信美国国会的议员,还递交了要求得到《自由信息法》保护的申请,但从未得到任何自己为何被列入监控名单的解释。“我只好猜测其中缘由,真是让人生气,”她说,“有人成了监控观察对象,六年来无人问津,也从没有谁出手制止,这种世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完全置正当法律程序于不顾。”她补充说:“没人告诉我,也没人问过我,而且我什么都没干。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审讯》所写的,谁都不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被起诉。”

一次又一次被扣留之后,波伊特拉斯开始采取行动,采取步骤保护个人数据,比如请一位同行旅伴帮忙携带她的手提电脑、出国时把笔记本留在朋友那里,或是放在保险箱里。她会把自己的电脑和手机清空,如此一来,当局就什么都查不到了。或者给自己的数据加密,使执法机关无法读取可能被截获的任何文件。出差前,波伊特拉斯会用一天或几天时间做安全准备。

她要担心的不只是边境搜查。波伊特拉斯说,如果政府觉得可疑,在机场就能审讯她,而且极有可能监控她的电子邮件、手机通话和上网浏览记录。“我估计,早有一些有关我电子邮件的《国家安全函》了,”她告诉我。《国家安全函》是美国司法部使用的一种秘密监控工具,要求收件方(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互联网服务公司和电话公司)提供客户的数据,但不必将这种行为通知客户或其他任何一方。波伊特拉斯怀疑,美国中情局已经就她的电子通信发出了这类信函。不过,这种猜测尚未得到确认,因为向她提供电话服务的公司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也收到命令,不得告诉她实情。

2011年,波伊特拉斯开始拍摄有关政府监控的影片。从那时起,她就提高了个人数字安全的等级。她减少使用手机,因为手机通话不但会泄露通话对象的身份和通话时间,还会实时泄露她的方位。发送电子邮件时,她小心翼翼地处理敏感文件,打电话的时候也如履薄冰地避开敏感话题。她开始使用能掩盖访问网站真实地址的软件。2013年,在和斯诺登接触以后,她把安全等级又调高了一级。除了加密所有敏感的电子邮件之外,她开始用不同的电脑剪辑影片、对外联络和读取敏感文件(这台电脑是隔离开来的,意思是从来不会连接互联网。)

这些预防措施看来近乎偏执,波伊特拉斯以“相当极端”来描述它们,可她拍电影时采访的对象某种程度上都属于政府监视和搜查的目标,这正是她所担心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高官威廉·比内曾公开指责政府机构从事非法监视活动。2007年的一天上午比内正在家中,一帮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破门而入,拿着武器对准他本人和妻儿。当时比内正在浴室洗澡,一丝不挂,一名特工闯进浴室,端起枪指着他的脑袋。他的电脑磁盘和个人记录均被没收,至今仍未归还。比内尚未受到任何犯罪指控。

隐私维权人士雅各布·阿贝尔鲍姆是一名维基解密的志愿者,也是波伊特拉斯的拍摄对象。美国政府向推特下达了一项秘密命令,要求获取阿贝尔鲍姆的帐户数据,推特不从,这一事件变得尽人皆知。尽管推特被迫交出数据,但政府充许该公司将这一情况告知阿贝尔鲍姆。谷歌和阿贝尔鲍姆使用的一家小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收到了秘密命令,这两家公司都尽力对他进行提醒。像宾尼一样,阿贝尔鲍姆尚未因任何罪名受到指控。

多年以来,波伊特拉斯忍受着机场检查,极少公开抱怨,以免她的抗议招致美国政府更多的猜疑与敌视,但在去年,她的忍耐达到极限。从英国乘机到达纽瓦克后,她被告知不能做记录。按照律师的建议,波伊特拉斯通常会记下边境特工的姓名、所问的问题,以及被他们复制或扣留的材料。但在纽瓦克,一名特工威胁说,如果她继续记录,就将她铐起来。她被告知禁示将任何东西记下来,因为她有可能将钢笔当做凶器。

“然后,我向他要蜡笔,”波伊特拉斯回忆道,“他说没有。”她被带进另一个房间,接受三名特工的审讯——一名特工在她身后,另一人向她发问,第三个人则负责监督。“审讯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她说。“当我正在记下或试图记录他们所提的问题时,他们对我大吼。我说,‘给我看看哪条法律禁止做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就他们试图阻止我做的事情展开辩论。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问。’真可以说是一场咄咄逼人、针锋相对的遭遇。”

2010年,波伊特拉斯与格林沃尔德会面,那时,她对他在维基解密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2011年,波伊特拉斯去里约拍摄纪录片,主人公就是格林沃尔德。他知道这些调查事件,并数次请求政府许可对它们进行报道。纽瓦克事件后,波伊特拉斯给他开了绿灯。

“她说,‘我受够了,’”格林沃尔德告诉我。“她有能力将正在发生的事情记录和拍摄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斡旋,以便保持一定程度的支配权。她所做的就是拍摄影片。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波伊特拉斯一定认为自己仅存的一点安全感和主动性被剥夺了。没有任何解释,只是权利的恣意妄为。

当时,格林沃尔德是《沙龙》杂志的撰稿人,他写的《美国导演遭多次边境拘留》发表于2012年4月。文章发布后不久,政府的扣押行为即告终止。波伊特拉斯希望,长达六年的监视和骚扰会有结束的一天。

波伊特拉斯并不是斯诺登想向其泄露数千份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的第一人选。实际上,在与她联系的前一个月,斯诺登找过格林沃尔德,后者曾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9/11事件后公民自由被侵蚀的情况进行过广泛的批判性报道。斯诺登给他发过一封匿名邮件,说有些文件要给他看,并随后发去一份详尽的指导文件,告诉他如何加密通讯信息,但格林沃尔德没有回应。斯诺登又给他发去一个关于加密通讯的视频链接,依然没有下文。

在淅淅沥沥的热带细雨中,我们坐在格林沃尔德家的阳台上,他说,“加密软件真的很闹心,也很复杂。他(斯诺登)不断骚扰我,但后来他终于心灰意冷了,于是转向了劳拉。”

斯诺登读过格林沃尔德写的关于波伊特拉斯在美国机场遇到麻烦的文章,知道她当时正在就政府监控项目制作一部影片;也看过她为《纽约时报》记录专栏制作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纪录短片。他断定她会理解他所要泄露的这些项目内容,而且知道如何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进行联络。

在冬末时候,波伊特拉斯确定这个与她一直联系的陌生人是可信的,其中不存在她预料中的政府特工惯用的刺探手段——没有问她与什么人联系,也不问她目前在忙什么。斯诺登在早些时候告诉她,她需要与别人合作,而且应该去联系格林沃尔德。可她不知道斯诺登已经尝试联系过格林沃尔德,直到在香港与斯诺登见面后,格林沃尔德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早在六个多月前就与自己联系过。

每个人都在交流过程中收获了不少意外,包括斯诺登在内,他回答了我通过波伊特拉斯转交给他的问题。当被问及何时发现波伊特拉斯值得信赖时,他写道:“在查证和核对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波伊特拉斯对我的猜疑胜过我对她的疑虑。而我是出了名的神经质。”当我问起最初格林沃尔德对他的加密通讯请求和指导保持沉默时,他说:“我知道新闻记者们都比较忙,而且我认为,假如他们严肃对待,反倒麻烦大了,尤其因为我起初提供的细节太少了。同时,现在是2013年,他又是一个经常报道政府权力集中和滥用的新闻记者。通过网络传输的任何未加密信息都会被传送到世界上的每个情报部门,我惊奇地发现,在新闻机构里,居然有人对此一无所知。

4月份,波伊特拉斯发电子邮件给格林沃尔德,说他们需要进行一次面对面交谈。当时格林沃尔德刚好在美国纽约城郊的一场会议上做演讲,两人就在格林沃尔德入住的酒店大堂里见了面。“她十分谨慎,”格林沃尔德回忆说,“坚持不让我带上手机,因为政府能在手机关闭的情况下远程监听谈话内容。她将(与斯诺登来往的)邮件打印出来,我记得阅读这些邮件时,直观地感觉这是真的。斯诺登——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那人叫斯诺登——在邮件内容中所隐藏的激情和思想已经比较直观了。”

格林沃尔德装上加密软件,开始与这位陌生人交流。他们的工作组织得像情报活动,波伊特拉斯是幕后指挥。“她在操作安全方面一丝不苟,”格林沃尔德说,“我用哪台电脑、如何通信、如何保护信息、复印件存放在哪里、和谁存放在一起、存放的位置,无一不是面面俱到。她绝对是全能专家,知道如何确保此事在技术上和操作上的绝对安全。要是没有她在各个方面与我合作,并且实实在在地在大部分事情的协调工作上身先士卒,这件事很难产生现在的成效和影响。”

斯诺登开始向他俩提供文件。波伊特拉斯不愿告诉我,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文件给她的,因为她不想提供会被政府利用、在审讯中不利于斯诺登和她自己的信息。他还说很快准备与他们见面。当波伊特拉斯问,是否要计划开车或坐火车去见面时,斯诺登告诉她说准备搭飞机。

5月,斯诺登发出加密消息,通知他俩去香港。格林沃尔德从里约飞往纽约,波伊特拉斯同他一起与《卫报》美国版的编辑会面。由于关系到该报的声誉,编辑要求他们带上《卫报》资深记者伊文·麦卡斯基尔。6月1日,三人小组登上了从纽约飞往香港历时16小时的航班。

斯诺登已经给格林沃尔德发过一小部分文件,总共约20份。波伊特拉斯收到的珍贵文件更多,她还没机会细看。在飞机上,格林沃尔德开始翻看文件内容,最终发现了一份法院秘令,要求无线营业商威瑞森公司将客户手机通话记录交给美国家安全局。这份长达四页的命令来自外国情报监督委员会,这一专门小组的决定均属高度机密。尽管坊间传闻美国家安全局在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的通话记录,但政府总是加以否认。

在格林沃尔德身后二十排的位置坐着波伊特拉斯,她有时走到前面,对他正在看的内容说上几句。坐在格林沃尔德旁边的人睡着时,他指着屏幕上外国情报监督委员会的命令问波伊特拉斯:“你见过这个吗?它所说的就是我想的那样吗?”

有几次他们讨论得太热烈,打扰到想睡觉的乘客,于是他们安静下来。“我们难以相信这事有多么重大,”格林沃尔德说,“当你读到这些文件,便能感觉到它们的涉及范围之广。这是一种肾上腺素飙升、兴奋和狂喜的感觉。你第一次感到被上帝授予了权利,能够试着削弱、推翻这个庞大的系统,带来一线光明。通常你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因为缺乏工具。而现在,利器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双膝之上。”

斯诺登已经叮嘱他们,一旦抵达香港,就在约好的时间去九龙区的美丽华酒店,在与酒店相连的购物中心内的一家餐馆外等候。他们要等在那里,直到看到一个拿着魔方的人,然后,他们问他餐馆什么时候会开门。这个人会回答他们,随后提醒食物不好吃。当拿魔方的人到来时,他就是斯诺登,当时29岁,但看上去更年轻。

“看见斯诺登如此年轻,我们两个惊呆了!”波伊特拉斯说,声音仍显得吃惊不已,“我没想到。我本以为是在与职位很高的的人打交道,所以觉得他应该上了年纪。但是从头到尾我也知道,他在计算机系统方面知识异常渊博,在我脑海中他年龄不大,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生于20世纪40年代,玩着电脑长大,但职位肯定是不低的。”

在我们的加密聊天中,斯诺登也说到了初次见面那一刻,“我觉得,我比他们预想的要年轻,这让他们很闹心,而我生气的是他们到得太早,这使初步验证复杂化了。然而我想,只要关起门来,高度警惕,坦诚相见,每个人就会放下戒心。”

他们跟随斯诺登进入他的房间,波伊特拉斯取出摄影机,立即进入了纪录片制作人状态。“有点紧张,还有点不安,”格林沃尔德谈起最初的几分钟时如是说,“我们坐下来,刚刚开始谈话,劳拉立即拿出摄像机。我清楚地记得,当她开启摄像机的那一刻,我和斯诺登完全僵住了。”

格林沃尔德开始提问。“我想验证斯诺登前后说法的一致性,而且,只是希望尽可能得到所有信息,我知道,这将影响我的信誉及一切。直到五六个小时后,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感情纽带。”

对于波伊特拉斯来说,摄像机确实以一种不算坏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运动状态。当某人同意被拍摄时——即使当她启动摄影机时,没有直接获得被拍摄者的许可——这是一种信任的举动,它会增加当时的感情投入。在格林沃尔德看来,这种场面呆板不自然,波伊特拉斯却认为它是一种在巨大的危险面前休戚相关、荣誉与共。她说,“那种信任确实特别显而易见、真实感人。”

尽管斯诺登吃惊不小,但很快就适应了。“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间谍一般都极力避免和记者或媒体接触,所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每件事都令人震惊……但是我们都知道面临的危险是什么。事实上,情况危机,更容易让我们聚焦于公众、而非我们自己的利益。我想大家都知道,只要她开启摄像机,我们便不能走回头路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的准备工作几乎一成不变——一进入斯诺登的房间,便取下手机电池,放在斯诺登的迷你吧冰箱里。把枕头一字排开,紧挨着门放好,以防门外有人偷听,之后,波伊特拉斯架起摄像机开始录像。对于斯诺登来说,向他们两人解释政府情报机关的运转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捕。

在采访斯诺登的过程中,格林沃尔德发表了首批文章,包括第一篇详细介绍了他在飞往香港途中读到的威瑞森命令。一起制作新闻,然后看着它传播开来,成就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我们能看见新闻被播出,”波伊特拉斯说,“我们都非常惊讶,它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工作非常聚精会神,一直保持关注,但我们可以从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愈炒愈烈。我们对外秘而不宣,知道周遭正在掀起轩然大波,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还可以感受到。”

斯诺登在他们抵达香港前就已表示要将此事公之于众。波伊特拉斯说,他希望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想殃及无辜。他还设想过自己可能在某个时候会被认出来。她为斯诺登制作了一段长达12分钟的视频,并于6月9日发布到网上,此时距离格林沃尔德的第一篇报道已有数日。此事引起了香港媒体界一片哗然,因为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想获知他们的行踪。

在录制中,波伊特拉斯不愿与我谈及一些话题,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她压根儿不会讨论——有的是出于安全和法律方面的考虑,其他的则是因为她想在自己的纪录片中首次披露事情的关键部分。斯诺登的视频一旦被公布到网上,至于她的处境如何,她只是说,“我们知道此事一旦公之于众,我们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斯诺登结账离开酒店后便销声匿迹。但记者们找到了波伊特拉斯的住所(她与格林沃尔德住在不同的酒店),不断有电话打进她的房间,还有人敲门,喊着她的名字。那时她意识到记者们已经发现了格林沃尔德,于是她叫来酒店保安,把她从后门护送出去。

她试图留在香港,想着斯诺登可能希望再见到她,也因为她想拍下中国人对这一泄密事件的反应。但此时她自己俨然已成为被关注的人物,而不再仅仅是镜头后的记者。6月15日,她在美国领事馆外拍摄支持斯诺登的集会时,一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发现了她并开始向她提问。波伊特拉斯没有回答,悄悄溜走了。当晚,她离开了香港。

波伊特拉斯直飞柏林,去年秋天她在柏林租了一套公寓,在那儿编辑纪录片,而不必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出现,手持搜查令要求查看她的硬盘。“经常要对我觉得有隐私和无隐私的不同地方进行筛选,”她说,“可我发现,两者的界限越来越窄。”她补充说,“我尚未停止正在做的事,却已离开美国。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在美国我甚至连自己的资料都无法保护好,而在斯诺登联系我之前,这种事就发生了。要是你承诺某人,说你会将他当做线人,从始至终地保护他,同时又了解到政府正在监视你或者抢走你的笔记本电脑时,实际上你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柏林待了两周后,波伊特拉斯到了里约。几天后,我在那而见到了她和格林沃尔德。我的第一站是科帕卡巴纳酒店,那天他们正在酒店,与迈克·阿斯基尔以及另一位《卫报》的来访记者詹姆斯·鲍尔一起工作。波伊特拉斯在剪辑一段有关斯诺登的新视频,准备几天后发布在《卫报》网站上。格林沃尔德在跟几个《卫报》记者协作另一则爆炸性新闻——关于微软与美国安全局的相互勾结。房间很挤,因为椅子不够每人一把,所以有人就一直坐在床上或地上。几个移动硬盘在他们之间传来传去,没人告诉过我那里边有什么。

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很担心斯诺登。香港之后,他们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此时,身为这个星球上的头号通缉犯,他正困在外交边境地域的过渡区——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而美国正处处打探搜寻他的下落。(接下来俄罗斯将承认他的临时避难)。而波伊特拉斯一直在做的视频,采用了她在香港拍下的连续镜头,将会成为这个世界在一个月之后首次见到斯诺登。“由于他现在不便与人接触,我们甚至不确定能否再得到他的消息,”她说。

“他好吗?”迈克阿斯科尔问。

“他的律师说他很好,”格林沃尔德回答道。

“但他的律师与他并不直接联系,”波伊特拉斯说。

格林沃尔德当晚回到家时,斯诺登通过网络与他取得了联系。两天之后,波伊特拉斯在格林沃尔德家工作时,也得到了斯诺登的消息。

那天黄昏,丛林附近传来了阵阵尖锐的乌鸦及猫头鹰的叫声。当我站在大门口时,五六只狗也开始汪汪乱叫起来。通过窗户,我看到波伊特拉斯坐在起居室里,在其中一台电脑旁专心致志地工作。我从纱门走进去,她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对周围的嘈杂声充耳不闻。十分钟后,她合上了电脑,咕哝着说抱歉,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处理。

她面无表情,没有提到她一直在跟斯诺登进行秘密交谈。那时,我没逼问她。但是几天之后,我回到伦敦、她也回到柏林时,我问她那天晚上是否在和斯诺登秘密交谈。她证实了我的猜测,但是说她当时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越是谈论与斯诺登的联系,她就觉得自己与它们越不相干。

“这样的情感经历令人难以置信,”她说,“一个陌生人找到我,说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向公众揭露一些他们本应知道的内幕。由于他命悬一线,所以把这一重大使命交由我来肩负。我想要与我的经历及与那件事的关系保持一种情感联系,”她说,与斯诺登的关联以及那些资料将对她的工作提供指导。“对于他所看到的的恐怖世界(以及)他所想象的未来,我深有同感,希望尽可能与他共鸣。如果我只是坐着,做没完没了的电视访谈——所有这些事情都将使我远离那些我应该一直坚守的东西。这不仅是一条独家新闻,这关乎一个人的生命。”

2013年,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以其极为传奇的经历,让人们看到了局外人在新闻报道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不在新闻编辑室里工作,并且他们自身想掌控新闻发布的内容及时间。当《卫报》没有如他们所愿,快速发表第一篇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文章时,格林沃尔德考虑把文章拿到别处刊登,并把一份草稿以加密形式发给了在另一家刊物工作的一位同事。他还考虑着创建一个名为“NSA批漏”的网站,在那里他们可以发布任何信息。最后,《卫报》发布了他们的文章。但是,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也建好了自己的发布网络,与德国、巴西等国的一些分支机构一起刊登文章,分支机构将来会扩展到更多国家。他们并未与任何人分享全套的文件。

“我们和新闻机构合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线人及其所提供的公共利益信息所面临的危险负责,”波伊特拉斯说。“合作名单上将包括任何一家主要新闻机构。”

与主流新闻机构的许多记者不同,他们不打算给人留下一种不关心政治的表面印象。多年来格林沃尔德始终直言不讳。最近在推特上,他如此回复一位批评家:“你完全是个白痴。你自己也清楚,是吧?”他的左翼政治观点,加上犀利风格,使他在许多政治团体不受欢迎。他和波伊特拉斯的合作已被斥责为危害国家安全。在斯诺登首篇文章出来不久,美国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戴安·范士丹说,“我仔细阅读情报,我知道人们都在找我们的茬儿……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部署上万人收集反恐信息的原因……防范于未然,这就叫保卫美国。”

波伊特拉斯与格林沃尔德的针锋相对截然不同,有人说他们的工作已经不亚于党派记者的所作所为,她对此持反对意见。“是的,我有自己的看法,”她告诉我。“我是否认为监控已失去控制?是的,没错。这很可怕,人们应该感到害怕。一个隐蔽的影子政府正在不断发展壮大,都是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缺少监督或全民辩论,而这些正是民主国家不该缺失的。这不是鼓吹。我们已获得文件支撑。”

在政府监视无孔不入的时代,波伊特拉斯掌握着一项至关重要的新技能,而且与新闻行业规范相距甚远——像电脑安全专家专家一样,她知道如何对抗监视。正如斯诺登所提到的,“从今年所披露的事情中可以得知,未经加密的新闻源沟通是不可饶恕的疏忽。”斯诺登或陆军上等兵布拉德利·曼宁等新一代线人都不是得到几条秘密,而是获取成千上万的信息,因为他们有能力破译秘密网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网络操作,无需生活在华盛顿——斯诺登住在夏威夷,曼宁则在伊拉克基地向维基密码发出了数以万计的文件。他们不是将秘密信息发给大媒体或记者,而是发送给了那些与他们持有相同政治见解,并知道如何悄无声息接收泄密信息的人。

在我们的秘密交谈中,斯诺登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波伊特拉斯:“劳拉和格伦是这段时期无所畏惧报道争议性话题的极少数几个记者。尽管针对个人的指责渐渐偃旗息鼓,但近来的爆料还是使劳拉成为某些非常计划的打击目标。但在报道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罪行方面,在处理新闻记者所碰到的最危险事件面前,她所展现出的勇气、个人经验和技巧使之成为显而易见的人选。”

斯诺登泄密事件现在是波伊特拉斯监控纪录片的中心,但波伊特拉斯也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奇怪的、完全颠倒的状态中,因为她无法避免在自己的纪录片中扮演一个角色。在先前的影片中,她并未出现或做过旁白,这部影片也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风格。但是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以某种方式现身其中,所以,正在纠结如何做到这一点。

她也在评估自己的法律漏洞。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没有面临任何指控,至少目前还没有。他们不打算一直远离美国,但也没有计划立刻返回。一位国会会员已经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视为叛国。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奥巴马政府破天荒要追赶的不仅仅是泄密者,还有收到泄密内容的记者。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过回国的可能性。格林沃尔德说,政府逮捕他们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造成负面宣传,而且,也无法阻止信息的传播。

他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出租车前往他家。外面已是黑夜,漫长的一天结束了。格林沃尔德问波伊特拉斯,“自从这一切开始之时,你有过不想国家安全局的日子吗?”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日子,”格林沃尔德说,“我们没必要总惦记他们。”

波伊特拉斯的谈论又一次回到瑜伽。格林沃尔德说,他将恢复定期打网球。“我愿为此变老,”他说,“但我不想发胖。”

他们的讨论转到返回美国的问题上。格林沃尔德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被捕,维基解密将成为新的交警,对外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我只会说:‘好吧,让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朱利安·阿桑奇,他将接替我的位置。和他打交道会很有趣。’”

波伊特拉斯捅了他一下:“所以你要回美国?”

他笑着说,不幸的是,政府并不总是采取最明智的行动。“如果他们聪明,”他说,“我愿意回国。”

波伊特拉斯笑了,尽管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话题。她没有格林沃尔德那么豪爽或无忧无虑,这增加了他们这对儿古怪组合的吸引力。她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也担心被监视。“全球定位就是一个问题,”她说,“我想尽可能地远离电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如果他们要跟踪我,就不得不那样做。我不会在任何全球定位系统中出现,位置对我很重要,它关系到一种我之前从未感觉到的新方式。”

许多人对他们不满,许多政府及私营企业想要占有他们控制下的数千份国家安全局文件。他们只发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密的、吸引眼球的、足以促使国会召开听证会的几条信息,依照维基解密的风格,信息似乎不太可能被全部公布出来。他们所掌握的秘密比暴露出来的要多,至少现在如此。

“我们有这个窗口进入世界,我们仍将努力去理解它,”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波伊特拉斯如是说。“我们不是想保密,而是要将谜团一块一块拼凑起来。这将是一个需要耗费时间的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发布符合公共利益的东西,同时也尽力了解世界,然后试着去沟通。”

当然最深的悖论是,他们或将为努力理解和暴光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而献出一生。

“我们的生活绝不会一成不变,”波伊特拉斯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住在一个拥有隐私的地方。也许那种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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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绿区:伊拉克国际区的常用名,它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十平方公里的地区,是联军临时当局的中心,美军入侵伊拉克三个月后建立的。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红区,指巴格达周边以外的地区,也指那些不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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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斯诺登身后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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