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苏紫紫:让青春的泪雨来临吧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2-2,星期三 | 阅读:2,505
来源:博客中国 / 作者:左春和

在这个冬天的登峰造极之处,当社会主义的阳光永远不能被钱云会享照之时,苏紫紫的横空出世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一抹温暖。钱云会的死已经把乌托邦脱光,苏紫紫把自己脱光的同时也已经把道德文化的虚伪脱光。钱会云生前的奔走是因为他还有信仰的认同,但是他的行为性合作并未给予他人生的肯定,最后还是被时代的宏大乐章所删除。钱云会生的窝囊,死的神秘;苏紫紫的诞生与钱云会有着同样的生成土壤和社会机理,但苏紫紫放弃了认同性合作可能的虚幻承诺,干脆只剩下一抹光洁的玉体,青春动人又直逼内心。惊世骇俗又遥不可及。苏紫紫生的美丽,玩的深陈。对于钱云会而言,我们寻找的是正义而非仁慈,是真相而非遗忘。仁慈是对真相的过度伤害,遗忘是对自己的杀戮;对于苏紫紫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青春的逻辑悖论而非艺术,是控诉而非功利。艺术则是对这一行为的审美轻浮,功利是对生命呐喊的践踏。那飞扬的青春不是和谐社会的审美饰物,她不应该被轻松地审美,应该是文化的镣铐在撞击人心的冷漠中孤绝的独舞,是这个时空中浸染了血泪洗礼的生命的支配与防御。

残酷的是,历史以来的许多罪恶竟然由青春组成,青春又是所有暴力行为的核心要素,青春往往在历史中蹦极。刘瑜认为青春又为专制者冲锋陷阵,自愿地成为阴谋的帮凶。当代以来,青春已经继承了过多的其青春祖辈的集体意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学闹剧中已有太多的青春隐身其中。一些表面的破坏性力量和深彻入骨的奴化认同构成自我迷幻,个体通过和集体行为一体化的合并认同达到了自我价值感的满足,否则,你怎么会看到那些抵制家乐福、抵制日货时一张张稚气而苦大仇深的青春表情?当代青春的另一面相便是犬儒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或肯德基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构成对于青春民族主义的力量分解,从青春内部抵制了聚合性邪恶,但只是这些娱乐化的消解显然让我们不能满意。龙应台对大陆的80后、90后青春有个寄语,她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那些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因为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这种清醒。龙应台提到的这种为社会开车的人不应该全部是青春的长辈,因为青春的内在品质决定了他们愿意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这个时候就需要青春内部清醒的人,也就是在青春的队伍里需要一种挣脱了集体这个权力机制压迫的另类,只有这种另类才能使开车的人保持一种清醒。在这个时代宏大、坚硬的青春叙事下,苏紫紫没有加入那两种极端的青春合唱,而是通过对青春集体的自我否定而自我实现。所以,苏紫紫既不是青春炮灰主义的,也不是犬儒主义的,而是以一种温和的、理性的、非文化式的青春行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颠覆和言说策略,表达了被强大的体制力量和世俗力量共同淹没的生命权利。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苏紫紫不是为了获得人们给予的赞美,而是回归自身的权利。赞美可能形成对自由的限制,而权利是自由的载体。

尽管苏紫紫一直强调自己的行为是在完成一种艺术实验,从中收集各种社会表情,但是这种事件本身已经超越了艺术的意义范畴。从事件的起因来看,这的确是一次历时持久的行为艺术,苏紫紫之所以把自己全部裸露出来并不是炫耀青春的资本,而是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背景:我一无所有,又手无寸铁,虽然柔弱到连衣裳也没有,但有生命和尊严,这基本的权利不容侵犯。在一个强大的背景下,昂山素季有微笑的权利;在民主的暴政和民主的不充分中,苏格拉底有选择不逃跑的权利;在一个权利普遍被蔑视的时代,苏紫紫脱掉了自己的衣服还不行吗?这就让我想起郎遥远先生在谈到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过的一个无奈的比喻:知识分子的使命有时就是一个跳蚤,虽然用尽全力也顶不起被子,但也要无所畏惧,让那些失德失范的人不得安宁,让他们所知痛痒,有所收敛。钱云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用的是加法,就是借助体制的指引、司法的渠道,一点点儿地在上访之路和狱中积累苦难,最后让这苦难注解了更大的社会性苦难;苏紫紫与钱云会不同,苏紫紫用的是减法,当她在迈向钱云会之路后发现:此路如青天,只是不通行。然后开始一件件地减掉钱云会那些信心,最后把捆绑在自己身上的道德强迫也撕掉了。她之所以惊世骇俗,是因为这世界早已经俗不可救,之所以撕破了道德之皮,是因为这世界已没有道德。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言,这时代如此缺德,如何能以德治国?本来,在中国的道德谱系里堆满了唾液和石头,那些专制和权力又善在道德的名义下使用这些武器以理杀人。然而,苏紫紫不接受这种道德审判,该接受审判的恰恰是那些被这光裸的青春映照出的丑陋的灵魂。在青春的裸体反光之处,我们看到了狂妄的权力、野蛮的拆迁、草菅生命的医疗、冷漠的官员和势利的文化,唯独没有看到性。而那个以反对互联网和网吧著称、外表酷似影视剧中毛人凤的陶宏开则是只看到了性,反而未能看到其他。在电视节目的现场,陶宏开翻出《刑法》要一条一条地给苏紫紫定罪,结果自己首先被观众在心里进行了审判。我想,苏紫紫的意外成功应该是成功地使陶宏开们原形毕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撒旦的化身以及邪恶的力量。套用克莱夫·斯科特的话就是,性的借口永远不是正义良知的对手。在唐福珍自焚的光裸的尸体上有人还能想到性吗?在钟如琴惨不忍睹的自焚裸体之上谁又能看到伤风败俗的非法部分?也许正如张鸣所说的,只有陶宏开们专注意他人的性器官,并在深入研究专业的名义下要找出资本主义的草,换上社会主义的苗。由此看来,有的人虽然没有衣服,但她的光芒萦绕了全身;有的人衣冠楚楚,但他的伪装已被脱得精光。

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主流社会更是无权在道德的名义下发出什么指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拥道德自重,或者拥道德自肥,或者拥道德杀人。如果不在事件主体之内考虑那么多世间沧桑,单凭这一行为只能是一种文化事件,而文化意味着对宽容的要求。虽然每一个人的某一种行为在冲破普遍行为规范的规则体系时必然考虑到“公序良俗”的反冲,但是,如果一味地考虑群体规范的文化体系则意味着对传统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来,如果被死死地捆绑在道德的真理上,接下来就会变成恶魔。文化的核心要义并不是要求我们永远对其投体膜拜,而是要我们在进步中不断打破文化的结构性和谐与经典性傲慢。如果我们的文化底色是慈祥的祖母,她激动拥抱的应该是幼稚难驯的新生,而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苍老。所以,真正的文化发展又是不断有苏紫紫这样的惊艳一脱而打破那种经典性静止,在对文化的不断挑战、不断否定中创造新的否定。这就要求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一种成熟的文化也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文化。托马斯·斯坎伦在论述宽容之难时说过,宽容要求我们接受人们,甚至当我们很不赞同他们时也要允许他们的实践。因而宽容包含着一种中间态度,此种态度处于完全接受与坚决反对之间。宽容的价值意味着宽容的对象可能是文化创新,或者是一种文化生长,如果对异端采取所有的不宽容,经典就会成为对自己的奴役和压迫。在生命第一要义的前提下,任何理性的、非暴力的自由实践只能扩大生命的自由领域,而不是形成相互的文化占有。在自由的深处,也只有文化行为的不断否定、不断超越,才能使自由得到彻底的充分表达,最终接近自由的核心光芒。在文化自由的意义上,苏紫紫绝不是展示的一种“落花入领,微风动裾”(沈约《丽人赋》)的青春勾引,而是把一种文化表达洞开得海阔天空,使她的裸体产生批判性力量。如果说这种裸体表演行为、裸体接受采访行为是一种文化批判和文化颠覆,那么关于这种裸体的道德问题、艺术问题与行为合法性问题也就终止。因为在这种裸体行为的光照下,我们发现道德、艺术和规则只是一个幻影,它只是凭借各种失误而存在。

苏紫紫同我们一样,曾经有着经典的道德信仰,就像我们接受的小学课本里的第一句汉语教育。按照安瑟尔漠的教导,“信仰为的是认识信仰的内容”,当她有一天终于认识了曾经信仰的内容的时候,发现信仰原来是一具稻草,为此她只能退回到自己的身体本身。当这个冬天挥舞过了肆虐的寒风又将寿终正寝之时,当孔夫子道貌岸然地抚剑傲慢在天安门广场之时,苏紫紫以自己19岁的青春裸体戳破了一种权力神话和道德神话。在神化世界和神化人的世界里,终于有青春已经不再相信华美的衣裳,也不畏惧什么和谐的赞美,只是我觉得,那个孔子站立的地方应该是苏紫紫更广阔的舞台。孔夫子即使被塑得再高大、衣服裹得再厚,不过是一种景观化的意志想象,因为是一具石头,终不能遏制苏紫紫这样悖论性的现实批判,因为孔夫子的过度被征用,原有的积极意义也早已被抽空。相反的是,苏紫紫因为其批判理性、怀抱理想、无所畏惧,其原有的争议也全部变成了意义。一虎意味深长地告诉她,北京天冷,注意加衣。我只能借用罗夫·耶可布森的诗句献给她:“让青春的泪雨来临吧,/让悲哀用宁静的手掌抚摸吧,/事情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孤单。”

2011年1月2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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