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不死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30,星期日 | 阅读:1,114

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正在解体,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在放大这种效应

互联网并非救星,也不是灾难,只是把有些东西放大,有些东西变形

我们可能真的身处一个大时代。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一步步发生,回头看已是百年身。现在人们更换电脑、手机,就像时尚翻新一样。时尚犹会复古,电子设备不会回头,只会变成地球上无法消化的垃圾。即使有人仍然节俭成性、不忘饥荒年代,互联网也当头棒喝:及时消费,切勿过时。曾听过一个笑话,笔记本电脑刚刚普及时,小镇上有人花一万多块买了一台,舍不得用,说要存起来给儿子娶媳妇——儿子当时在上小学。结果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快速更替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希望在于 ” 新 “,新就是好的,就是未来,旧的则已死去,人人担心落伍,要么疯狂追逐,要么张皇失措。

人们曾一度欢呼互联网使 ” 世界成为平的 “,信息获取似乎达到了 ” 平等 “、” 民主 “。不错,今天穷乡僻壤也可以通过网络上公开课、买到书和商品,但我认为,互联网早就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它已经如此深入、甚至重组了人们的生活,除非去山洞隐居,今天的人们必须学习和网络共处。

越来越多的抱怨是:互联网的超链接方式、层出不穷的新媒体,让人们看似拥有大量信息,却越来越难以专注、深入思考。2008 年,尼古拉斯 · 卡尔 ( Nicolas Carr ) 在《大西洋月刊》发表《Google 让我们变蠢?》,他在文中提出:” 效率 “” 即时 ” 至上的网络阅读,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包括解释文本的能力。我们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想的能力,正在大规模解体。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在持续放大这种效应。

传统媒体为了适应读者而改变自己,电视节目加了流动字幕、多窗口,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长度、把版面设计成碎片集锦。尼古拉斯 · 卡尔把矛头指向 Google 等互联网公司,认为它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收集用户的信息,人们点击的链接、浏览的页面越多,公司获得的信息就越多,” 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地思考 “。最后,这一切不是把世界摊平,而是把人摊平,变得广阔而浅薄。

六年过去,尼古拉斯 · 卡尔担心的这一切逐渐加剧。Facebook、Twitter(中国是微博、微信)加大着信息的双面刃: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在中国,这还意味着突破信息禁区的可能,但与此同时,我们像身处一个无时无刻不在众声喧哗的房间,我们渴求并依赖喧哗,即使开关就在手中,也难以回归寂静。网络似乎在纵容着人性的某些部分:逸乐、虚荣、惰性、暂时的满足。

在互联网对于世界的重构中,出版业总是引发忧心的疑问:纸质书会消失吗?未来会怎样?2010 年,《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文章《iPad,Kindle 和图书的未来》,大致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网络销售(比如亚马逊)的比重越来越大,并采取低价策略,原有的销售渠道——书店渐渐倒闭,出版商在亚马逊面前更加丧失了谈判权。而当亚马逊推出 Kindle,美国的五大出版商计划与苹果合作,打破亚马逊对电子书的垄断。

今年年初,《纽约客》又发表文章:《Is Amazon bad for books?》,它跟进了前述出版业的大战:由于亚马逊的投诉,美国司法部状告苹果和五大出版商合谋涨价,限制竞争,法院审判的结果是:各出版商分别被判罚数千万美元,苹果被判罚 8.4 亿美元。出版业在这场大战中节节败退,亚马逊却没有止步于销售,他们开始制作内容。亚马逊认为,基于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就可以做出畅销书,” 编辑 ” 这一环节即使不是多余,也是非常不重要的。这里的关键、也是无数次争论的焦点在于:亚马逊认为书就是商品,和鞋、衣服没有两样,而传统出版业者则认为,书和其他商品不同,出版和其他产业也不同,是非常人性化的业务。即使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业,到底何去何从?

我想到了两位老编辑。一位是杰森 · 爱泼斯坦 ( Jason Epstein ) ,美国出版业的传奇,爱泼斯坦曾在兰登书屋担任了四十年的编辑总监,是诺曼 · 梅勒、纳博科夫、菲利普 · 罗斯等人的编辑,1960 年代,他和妻子芭芭拉 · 爱泼斯坦共同创办了《纽约书评》。2002 年,爱泼斯坦写了《图书业》一书(2006 年中文版面世),追述 1950 年代的美国图书业,在他的回忆里,那是美国出版业的黄金年代。出版社如同手工艺团体,从业人员并不追求商业成功,而是致力于出版有个性、有文化价值的书。那时的出版人、编辑、作家、读者之间很像朋友,编辑会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也会回信交流意见,作家常在出版社流连。爱泼斯坦提到,兰登书屋出版福克纳的书,也会照顾他的生活和日常开支,福克纳醉倒在纽约大街上,编辑常常要负责把他扶回旅馆,或送到车站。

这种不以商业成功为绝对目的的做法,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创造力,事实上图书也销行甚广。到 1970 年代,爱泼斯坦写道,出版业已经过于商业化、资本化,原有的手工作坊变成商业公司,后来更成为集团。爱泼斯坦提到两种书,有的书只能热销一时,是畅销书,有的书短期销量虽低,却可以持续销售很久,这叫常销书。独立书店和邮购有利于常销书,但是租金昂贵的连锁书店、商场书店,更喜欢短周期、高销量的畅销书。因此,图书业的萎缩和衰退,是早就发生的事。

在《图书业》中,爱泼斯坦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恰恰带来了机会,出版业有望摆脱资本和商业集中的现状,再次回到小型、独立的运作方式。2007 年,爱泼斯坦发明了一种快速印刷机,这种印刷机和出版公司的数据库相连,读者在机器上挑选想要购买的图书,出版社就会发送数码文件至印书机,几分钟后,读者就可以得到新书。由于无需人工、邮递和库存费用,书价也便宜至几美元。理想中,这种印刷机体积会越来越小,放置在图书馆、书店、咖啡馆中,供读者使用。爱泼斯坦设想,这样的生产、销售系统,躲开了强势的渠道(无论是实体还是网络),让出版社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有可能给出版业再次带来活力。

但是当亚马逊、电子书大军压境,这一切真的可能吗?2012 年,爱泼斯坦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How Book Will Survive Amazon》,他写道,经过了亚马逊一役,出版社也许能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发行渠道,一些独立出版社开始把书放在其他网站上,其中有的会失败,而有的将会活下来,” 编辑的才能和投入仍将至关重要,就像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一样 “。” 技术的胜利不可能彻底,就书而言尤其如此。书店不会消失,而是会探索网络技术,增加电子书和实体书的库存,甚至变成出版社。在美国,电子书将会经历五到六年的扩张,但是这种快速扩张并不会取代纸质书,二者将会安然共存。” 当时已 85 岁高龄的爱泼斯坦说:” 除非经历核灾,否则生活将会继续:过去,现在,未来,一如往常。”

另一位老编辑是台湾的唐诺。在 2010 年香港书展,唐诺发表了演说《书:两千本的奇迹》。两千本,指的是台湾出版市场上损益平衡、不赔不赚的数字。好多编辑凭借对书的热情,出版这些无法畅销、甚至略微亏损的书,但是唐诺说:” 我的阅读经验是这样,最多样的书是那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最好最有意思的通常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日后时代转变还不断需要重读的,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

和爱泼斯坦一样,站在历史的角度,唐诺认为,书的危机早已发生,大众传媒、娱乐工业的出现,收音机、电影、电视都在分解书籍的功能,都比网络时代影响更重要更深邃,” 但书籍并不死亡,它可以更专注做只有它能做的事。” 书终归不是纯粹的商品,无论羊皮、纸还是电子书,它是保存梦、想象、思维成果的载体。编辑、作者和这两千个读者,不约而同做了违背当前社会主流、商业逻辑的事,这就是奇迹。

在这种疯狂追逐的时代,读这两位老编辑的话,总能让人心思清明。互联网并非救星,也不是灾难,只是把有些东西放大,有些东西变形了。如果说它纵容了人性某些部分,那么与这些部分的纠缠与争斗,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人类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上下翻腾,永无止息。那么,作为写作者,就仍然是,老老实实的写作罢。

撰文 / 郭玉洁(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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