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色情业 犹抱琵琶半遮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24,星期一 | 阅读:1,384

午夜的香港庙街显得很萧条。图/方迎忠

香港的色情业并不合法,外人熟知的“一楼一凤”,也只是不违法而已。不过,香港的管理者又试图表现出对欲望与谋生的尊重,默许色情场所存在,但要求经营者低调,“选秀”这种吸附眼球之举,在香港不可能发生。各种色情场所,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

明代名妓马守真,能诗善画,声名远播。清代学者兼骈文高手汪中,寓居南京时曾观瞻马守真故居,只见荒草支离、怪石嶙峋。他感慨之余,写下著名的《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文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香港,无论是“小姐”,还是开按摩场所的老板,抑或是夜总会女强人,都在为“人生实难”这4个字做注脚。其实,剥离职业的道德色彩后,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我们窥探这一行业时,如果心跳能在“色情”两字处减一下速,或可多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本文只是香港色情业的一个剪影,它不可能赅括该行业全貌,更不是为色情业鼓吹。在粗鄙的时代,各地色情业都不再有曾经引人遐想的琵琶与诗画,只剩下横冲直撞的欲望。即便如此,在香港一地,仍可看到不可移易的社会风气,在律例的空隙处规限着人的欲望。

为欢几何

2月,强冷北风吹布中国大陆。

在香港,我们穿着羽绒见到了肥龙。肥龙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生人,因工作关系,曾长年与香港、澳门、内地甚至日本的娱乐场所打交道。见面的话题少不了扫黄。肥龙说:“以往内地扫黄,最紧张的无非就是那几个大的节日嘛。一般来说,以前扫黄风声过后一个月就可以玩了,但这次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阵仗的。”

接受我们采访的还有强哥(化名),他是香港一家老牌“骨场”(按摩场所)的老板,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色情业鼎盛时,开了几个分店。进入新世纪后,大型场所纷纷倒闭,他现在还坚守着一家。

我问强哥:“最近生意有什么变化吗?”

强哥连连摆手:“基本上没有影响,起码我这里是这样。香港管得很严,对那些没有证件在香港工作的女子查得很厉害,抓到会遣返她们,甚至有可能拘留。现在我有些朋友去东莞,他们跟当地酒店很熟,那里已经很安静了,女的全走了,只剩下酒店一些女职员。”

香港庙街,到了凌晨一点多钟,街上卖各种小物品的摊主开始收工。这一片区集纳了大量的沐足、按摩、桑拿场所,场外招牌五颜六色,闪耀在夜幕下。街道两边,每走三五步就能见到几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站在屋檐下。

肥龙轻车熟路,对每一街道的今昔,都能娓娓道来。在这一带,场子的规模都不大,寒风削面,街道显得冷清。“近两三年,这边多了很多足浴场,这种场子在内地也很常见。”肥龙说。

在小贩的收档声中,肥龙带我们来到弥敦道的一座大厦,“这座大厦以前每层楼都是娱乐场所,一到晚上就招牌闪亮。”我们在大厦入口处驻足良久,出入之人寥寥无几,路旁还停着几辆警车。楼外有一张大招牌,灯只亮了一半,“现在呢,你看灯都坏了,老板都不修。”肥龙说。

在走访的路上,我们遇到了4名妆扮浓艳的女子,在屋檐下站成一排。距离她们十几米处,站着5名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他们眼睛不时瞟着那几名女子,互相说着话。肥龙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些是站街女,她们说的是泰语。你看这几个男的,应该是想上去向她们问价。如果大家谈妥,就可以上楼去做了。”

这几名男子有的抽着烟,有的抱着手,嘴里嘟哝着,乍看过去,似乎是一群朋友下班后在吹风闲聊。肥龙有些偷笑,“应该是青头仔(粤语说法,指未近女色的小青年),很少出来玩,想出来试一试,但又怕死。”

从庙街回程时,一条黑影从我们身边闪过,快速走上对面街道的楼梯口。肥龙赶紧说,“呐,这种就是‘鸡虫’,熟门熟路,直接就上去了。”

路遇一间招牌灯完全亮着但并不闪烁的理疗店,肥龙停住了脚步,“像这种招牌灯是不闪的,又只有一种颜色,打的是理疗名堂,是最令人头疼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正’还是‘邪’,不清楚里面能不能玩(是否有色情服务)。”

在路上,每遇到一家夜总会,肥龙都会发出惊讶的声音,“咦,居然还没倒闭!”没走几步,肥龙又是一声惊叹,“这家桑拿店很厉害,改了好几个名字了,现在竟然还有生意。够可以的。”肥龙与这些场所相遇时的情景,称得上是“崎岖九死复相见,惊看各扪头颅在”的真实写照。

关于色情行业,强哥说,“在一个社会的发展里,到哪一步都是有考虑的。你发展工业,喂,整个都是工业,可行吗?就算你有工业都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个地方发展?譬如我想投资,我到那里,是穿州过省,是‘一支公’(一个人)过去的。我也有需要,难道飞回去找老婆?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香港小型会所的“小姐”在数钱

被孤立的“小姐”

香港不禁止成人之间的有偿性行为,允许一楼一凤存在。所谓一楼一凤,是指一个单元里面可以有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这名女子被称为“凤姐”。但如果一个单元里有超过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即“一楼多凤”,她们将被视为卖淫集团,属违法,此地也被视为违法的卖淫场所,在警方清扫之列。

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137条规定:“任何人明知而完全或部分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这是港人俗称的“不得依靠妓女为生”法例,即若有第三者通过他人的性交易而获利,比如组织管理者、皮条客等,都不合法。

也正因此,香港的色情场所例如夜总会、桑拿等,原则上不允许有直接的性交易。在夜总会里,“小姐”分木鱼和金鱼两种,木鱼可出台,金鱼则只给客人看。客人有性需要,只能在场内和“小姐”谈好价,然后到外面的酒店完成交易。如果警方查到场内有性交易,场子拥有者会因组织卖淫遭到起诉,而嫖客和“小姐”不会受到处罚,但警方会通知其家属来领人——在华人社会里,这已是很大的惩罚。

不过,由于香港管理方式含糊,一些夜场会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只是这种方式未成为主流,且店方不能就此宣传张扬。肥龙说,“香港这个地方,尊重人的欲望,给你谋生的空间,让你玩。但无论是嫖客也好,老板也好,都不能太张扬。毕竟香港的定位是大都市,不可能让色情业出位的。”

关于行业状况,肥龙逐一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色情场所,高档的是大型夜总会——现在基本上倒闭了。所谓的大型夜总会,是类似大富豪、中国城这种场子,你进去的话,每晚没有5000元(港币,下同)就不能出来,这5000元还只是酒水,不包括出台费。次一等的夜总会,700元两个小时,还苟延残喘着。”

“还有一种就是一楼一凤,这是香港传统就有的。一楼一凤胜在安全,不会被抓的。在一楼一凤之外,就增添了一样‘上楼骨’(做按摩服务的个体户),最近很流行。”

“再低档一点的有两种,一种叫马槛,一种叫指压。马槛的挂牌是时租酒店,客人来了后,马槛的人会叫马夫(皮条客)带女的过来,35分钟,服务是简单直接的性行为。所谓指压呢,其实跟‘上楼骨’差不多,就是女的年纪大一点。”

陆广(化名)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罪案新闻采访的香港资深媒体人,他说:“香港的寻欢文化,是比较含蓄的,着重在一间房里喝酒、聊天、唱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下半场(性交易)的。有些地方的色情服务,是单纯为了满足客人的发泄。”

香港的色情场所是否有选秀?肥龙说,“那不行,没那么多女的,另外警方不会允许这种出头鸟存在,一定打你。枪打出头鸟,在各地都一样的。”

香港有家网站,刚开始只是在网上做卖淫宣传,后来发展成一条龙:到内地找“小姐”下来,自己开场经营,自己做宣传推广。肥龙说,“香港不能组织卖淫,而且他们太出位了,最近就被警方端了,判刑估计不会轻。”

“青鸟”是香港的一个NGO,为当地性工作者提供各种帮助。该组织的项目主任徐敏姿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虽然一楼一凤不违法,但香港有‘不得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法例,性工作者不能雇佣中介、保安、清洁阿姨,不能上街拉客(《刑事罪行条例》第147条: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或在公众可见的情况下,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即属犯罪),只能等客人来。也就是说,她们是被孤立了的。”

有一个案例在香港曾引起争议。由于工作需要,“凤姐”需要用到大量毛巾,她们将毛巾拿到洗衣店去。有家洗衣店因此被认为可能涉嫌“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徐敏姿说,“香港这条法例引起很多争议,衍生出很多问题。有人说,如果严格执行,那么性工作者的子女是不是也应该被抓捕?因为他们也是‘依靠他人卖淫收入为生’啊。所以法官在裁决这种案子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刚刚说的那家洗衣店,需要分析它的收入里,有多少比例是从性工作者那里来的,还要考虑这家店当初是否为了做性工作者的生意而开设的。”

不过,马夫这一类人群,则可以因为触犯这条法例而入罪,因为马夫就是俗称的“皮条客”,其收入完全跟卖淫有关。也正因此,马夫带“小姐”去马槛时,在路上一般要跟“小姐”拉开十几步的距离,以示自己和对方没有关系。

一个性工作者从色情场所的广告牌旁走过

会为了LV包卖淫

蓝玉(化名)是香港油尖旺区一家色情场所的按摩女,接受我们采访当日,她没有浓妆,也不见口红,行头和街上所见的普通女士没有区别,只是可以明显看出有很重的黑眼圈。

“上班是通宵,可能血气不足吧,我的手脚经常是冰冻的。”蓝玉今年26岁,香港人,在场子里的服务项目是全套。她上班以来,还没有见过警察来查,“人人都说我们做这一行的收入高,但不管你信不信都好,我每天下来,通常只挣到1000元而已。”

她3个月前入行,拒绝透露入行的原因,每月除了例假外,其余时间都上班。“有些北姑很厉害,比如我们这里的一个头牌,每个月干10天,挣到两三万,然后就回内地玩20天,没钱了再回来开工。”

这位一线从业者告诉我们,有部分香港玩家,到外面转了一圈之后,反而喜欢回到本地玩,“其实出来玩嘛,无非就那几样东西,你非要给人家那么多花巧的服务项目,一会儿问你‘先生你要不要这个啊’,过一会儿又问你‘先生你要不要那个啊’,会让客人觉得敷衍,像走过场一样。”

“在我们这边,‘吹’的时候都要求客人戴套,这是行规了。也有不守规矩的,如果客人肯额外给女的小费,女的又愿意,可以不用戴。外地客人挺多的,碰上豪气的,给的小费最少都是三四千元。”蓝玉说。

不戴避孕套会给健康带来隐患。在这一点上,肥龙喜欢日本的管理:在横滨有一条街,都是色情场所,街道东边的场子要求客人戴避孕套,西边的场子则可以不戴,经营者会将这些说得清清楚楚,客人需要哪种服务,就自己选择去哪边。

下班之后,蓝玉很少与同事接触,她很早就离家租房子住,跟爸妈说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工作。当被记者问及准备做多久、转行的话想干什么时,她眼神迷茫,但回答得干脆利落,“不知道。”

“小姐”入行的原因五花八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钱。陆广说,“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又缺钱,还有哪个行当比这一行来钱快?不要太理性地去讨论她们为什么做这个、以后做什么,她们是今日不知明日事。职业周期?她们想的是能过今周而已。年轻漂亮的,去夜场,年纪大了就转去做一楼一凤。有很多凤姐还是有子女的,没了老公,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做凤姐之外,还有哪一份工作,能让她既挣到钱养家,还可以有时间照顾孩子?”

陆广顿了顿,继续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们进这一行,挣的是‘容易钱’。一旦挣开了这种容易钱,往往就抽不了身了。你叫她们转行去做服务员,既辛苦,钱又少,她们愿意吗?”至于刚入行的“小姐”,经营者也不需要对其进行心理诱导,“那是香港70年代的做法,现在早已经不需要了。大家都明白的,不是想做‘小姐’赚钱的,就不会进这一行。”

“香港没有逼良为娼这回事了,基本上都是自愿的。”肥龙说,“我还见过一些90后卖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买一个LV包,她们干活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场所,在楼梯里就可以进行了。”

徐敏姿认为,“小姐”进入这一行业,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钱,二是工作时间有弹性。而她在与“小姐”的接触中发现,“工作时间有弹性”这个因素占的比例更高,对于有孩子的单身凤姐来说尤其如此。

也有大学生干这个的,“她们还在读书,有的突然间家里经济环境不好了,就要自己去挣学费,因为还没毕业,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能为她提供一笔大额的钱,那么就只有去做这一行了。”

在“青鸟”办公室的一张留言板上,记录着“小姐”们的心声或状态:

“入行赚钱养囡囡(女儿),希望能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平台给她。”

“我有两个仔(儿子),我很开心!”

“讲心里话,这行业有苦也有乐,有时候会遇到人渣,有时候也会遇到谦和君子,赚好多,财色兼获。”

“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揾钱(挣钱),然后离开……”

她们如果转行,大多去做了美容、按摩,还是跟原来的行业相关。似乎她们都有开店的梦想,但在徐敏姿的记忆中,能开成店铺的并不多。

一楼一凤工作场所  (供图/青鸟)

浮生劬劳

接近凌晨一点,庙街附近的一家潮州打冷(港人对潮式冷盘熟食的称呼)店外,摆了一张方形小桌,桌上放着一瓶容量3升的轩尼诗,酒瓶已空了三分之二。喝酒的不是客人,而是店老板。五六十岁的他身材瘦削,已喝得迷迷糊糊,摇晃之中与旧识肥龙相遇,还能清晰地唤出肥龙的名字。

店内有一桌人在吃饭,这些人也不是食客,而是老板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及儿媳妇都在这间店里,一家大小打理店铺,每天忙到深夜才能喘一口气。老板的儿子还在整理食物,见到肥龙,点头示意。老板娘出来与肥龙寒暄几句,无奈地说,老板每天都这样喝一大瓶酒,即使没有朋友陪喝,也会独酌,不醉不休。

那樽高耸的“大炮”级酒瓶,是港人劬劳生命中的一个慰藉。

粤语称谋生为“揾食”。在香港这个人多地狭的都市里,各式人等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无论是官方还是市民,他们对于目的是“揾食”的事情,即使是色情行业,态度也相对通达。

“有一些所谓的‘捞家’,开娱乐场所赚钱,我们把这些叫‘捞偏门’,它不是黑社会,是没问题的,只是生意而已。香港的宽容度很大,只要不是明说嫖妓就行了。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只要我不是打家劫舍,我能挣到钱,大家都能接受的。”肥龙说。

甚至是社团之间,只要是涉及到“揾食”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和气商量。“你们不要受《古惑仔》影响,以为社团就一定是打打杀杀的,其实不是那样的。”肥龙笑说,“90年代我去旺角活动,那边社团多,刚开始时我也很害怕,后来发现社团之间都很和气。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是‘揾食’而已,不用头破血流的。一楼一凤大多数是个体经营。或者是盗亦有道吧,社团很少插手一楼一凤,他们多数是去开马槛。即使两个社团开的马槛相邻,都能相安无事,在‘小姐’不够的时候,大家还会互通有无。我知道有个地方的马槛,甚至是3个不同的社团合伙开的。”

大场的经营者,一般也不怕警察前来清查,反而是更怕媒体记者,“担心场子上了报纸”,成了出头鸟。

徐敏姿说,“小姐”们最为担心的,“一是财务不稳定,做这一行,今日开工,永远不知道能接到多少个客人;二是对客人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客人是什么态度。我认识的一个凤姐,每次迎接新的客人,在开门的那一刻,她的手都是发抖的。”

“有一次,一个凤姐被客人抢劫了,裹着毛巾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喊有人抢劫。本来如果街上有人帮她的话,劫犯是可以被抓到的。但街上的人看到她,就说‘她是鸡来的,不用理她’。结果没有人帮她,劫犯就跑掉了。会存在这种情况:凤姐遭到客人虐待、抢劫,不但没有人帮她,还会受到言语上的伤害。”

虐待、抢劫之外,变态客人的极端行为,是杀人。2008年,香港发生多宗凤姐被客人杀害的恶性事件,当时曾引起轰动。徐敏姿说,“事件发生后,大家对凤姐给了更多关注。欣慰的是,这之后,这种恶性事件少了很多,这几年我没听说过有凤姐被杀的。”

对“小姐”不利的,不仅有变态的客人,还有警察。一些凤姐透露,由于香港不允许“一楼多凤”,一些警察就假扮成嫖客上门光顾,其间引诱凤姐多叫一两个女的进来服务,可以给她加价。根据香港法例,只要凤姐口头答应警察的要求,凭警察的供词就可将她入罪。

港人称警方这种做法为“放蛇”,这与内地的“钓鱼执法”庶几近之。根据规定,香港警察到一楼一凤处“放蛇”,最多能接受凤姐的手淫服务,而且必须事先得到高级警司签字允许。不过在实际的执行当中,一些警察会接受凤姐的全套服务,并在事后表明身份,以此作为要挟,不付费用就走。这种吃“霸王餐”的状况,曾引起一些“凤姐”抗议。

一生的关系都是假的

“你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家人,如何看待男性家庭成员嫖娼这种行为?香港人怎样看待家人从事这个行业?”带着这些问题,我遍询了各位受访者。

陆广几乎不需要任何组织语言和反应的时间,“当然不能接受!虽然她们不会认为你去嫖娼是犯了多大的事,但是会觉得你很‘核突’(恶心)、邋遢。”

一位受访的香港资深影视人说,“不能接受,这是永恒的。我的朋友也多数是中产阶层,他们也不能让老婆知道自己去嫖妓。在香港,结了婚的人是绝对不能堂堂正正说自己去嫖妓的,否则会影响婚姻,不管你在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是黑社会,以及不能公开宣称自己去嫖过娼,是香港人的两种“政治正确”,触犯前者将可能被警方检控,触犯后者则会危害家庭。

家人的容忍度最多到达什么程度?肥龙说,“你最多只能跟老婆说陪客人去了夜总会,绝对不能跟老婆说去了马槛、指压这些地方。如果是做这一行的,大多是跟家里人说在夜总会做带位员,不能说做陪客。如果说自己做按摩女也比较麻烦,要说骨场的其他职位。”

徐敏姿和同事不会劝说或鼓励“小姐”转行,因为“青鸟”的立场是把性工作视为一份正常的职业。她说,“如果我的男朋友做过这种事(找“小姐”),我会先去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里面是不是有隐情。不过……始终是在华人社会,都是很难接受的。”

大概是四年前的暑期前夕,一名凤姐想送女儿跟游学团出国,有关方面需要她出示监护人收入证明,证明她这份工作所赚的钱足以支付女儿在游学团的费用,但她无法出示证明。“她觉得很内疚,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女儿,让女儿失去这种机会。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即使是在行情最好的时候,从业者能赚很多钱,但仍然没有经济地位。”徐敏姿说。

普通的从业者,难以进入华人社会的正常价值体系内,而即便是行业翘楚,也难逃枯寂宿命。

嘉露姐(真名西光琼)是香港声名显赫的夜总会女强人,于上世纪70年代出道,因年轻貌美,成了香港夜场万人迷。精明干练的她,逐步打通黑白两道,事业越做越大,在90年代就掌控过10间夜总会,拥有多个豪宅,黑白两道的人都为她倾倒。

1998年,嘉露姐供职于新花都夜总会时,被竞争对手大富豪夜总会重金挖了过去,“转会费”100万元。由于她平素优待部下,转会之后,新花都的当红妈咪和近百名小姐,也跟着跳槽到了大富豪。这起转会事件引发了江湖追杀令,导致嘉露姐的一位心腹姐妹命丧刀下。

进入新世纪,嘉露姐罹患喉癌,人生开始沉寂。病情得到控制后,她重操旧业,再度经营夜总会,2007年还试图再开新店。今年2月,她被发现死在独居的单人公屋里。她生前育有两子,一直以来都与儿子疏远。临终的时候,两个儿子远在国外。

今年情人节,嘉露姐出殡,其灵位被设在殡仪馆一个异常偏狭的角落里,无人致祭,也没有人为她焚烧纸元宝。这位曾叱咤香港色情业的女强人,死后只有三炷清香,在她的遗像前袅袅生烟。

一位知情者说,“干这一行的人,一生的关系全部都是假的。那些黑社会大佬死了之后,都会有很多人来拜,但这些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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