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新华日报》如何在国统区生存

作者:段宇宏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8,星期六 | 阅读:840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

“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这两份报纸与《大公报》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新华日报》刻意给自己的报童设计如此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还起到较好的广告效应。

74年前,也就是1940年元月6日,读者拿起当天的《新华日报》,发现社论栏内只有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他地方均为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这就是《新华日报》著名的“开天窗”抗议事件,报纸从武汉迁往重庆一年半来,首次付诸最激烈的方式抗议新闻审查。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 年元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报纸从出生到终结,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用共产党的话说,它是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在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在我党老一代报人眼里,这些引以为豪的“新闻斗争”却是一段传奇。

为《新华日报》办“准生证”的艰难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三天后,周恩来召见“左联”剧作家夏衍,向他传达指示。

紧接着,周恩来约见一个月前刚出狱的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去延安的愿望,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新华日报》不可能横空出世,它的诞生自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博弈过程。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首肯,这仍需周恩来继续对国民党公关。

自打国民党“清党”起,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合法活动空间丧失,红军开始长征后,国统区组织活动更陷入停顿。

近代世界,没有任何政党像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视组织、宣传、统战为生命线,将之提升到战略高度。没有合法的组织活动,则宣传与统战工作无从谈起。

尽管国民党时期,民营新闻出版业始终占据大半江山,若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党就发不出声音。这正是周恩来强调“公开合法”的原因,抗战爆发使打开缺口出现了转机。

正如周恩来所说,此时的他担负着两大重任:与南京方面谈判,频繁拜访国民党军政要员,为中共争取到最好的合作条件;领导恢复在国统区已濒于熄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周恩来不仅约见潘梓年等文化人,布置办报任务,还约见了潘汉年,下达逐步恢复公开和秘密组织活动的命令。

到8月份,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迎来大转机。在蒋介石的首肯下,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相当机智,又去探望时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允命,提笔写下“新华日报”四个字。

拿到“准生证”,潘梓年、章汉夫立即组织人马于10月份开始筹办《新华日报》,但因为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报纸的筹备工作转移到汉口。

武汉的筹备工作万事俱备之后,向政府登记注册却遭遇了点小插曲。报社派人去湖北省政府注册,拿着邵力子签字的文件,对方半信半疑:“你们共产党要在我们省办报,我们得向中央请示。”这事被暂时拖了下来。

12月21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表态“完全支持”,湖北省方面只得打开绿灯。

1938年元月上旬,《新华日报》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长吴国桢及党政军诸多名流应邀赴宴,可以说一出生就相当荣耀。

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就这样,1938年1月11日,第一期《新华日报》在汉口面世,“红旗”终于又插在了国统区。

“红旗”不倒,《新华日报》资金充裕

当年中国报馆的体制,通常在社长之下设经营和采编两大块,分别由总经理和总编辑执掌;总编辑下辖采访和编辑两部门,实力较大的报馆会另设“主笔”掌管言论。

《新华日报》与各报的体制皆不同,主要采用苏联报纸体制。它设有“党报委员会”,隶属中共长江局,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构成;报馆还有“董事会”,王明、邓颖超等人为董事会成员。武汉时期,王明任董事长,到了重庆时期才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

报馆还引入苏联报纸特有的“编委会”,由潘梓年、章汉夫等人领导日常编辑事务。自《新华日报》始,后来的党报都沿用了这套体制。

办《新华日报》,党不惜投入最精锐的文化和经济人才。熊瑾玎到位后,潘梓年让出暂代的总经理职位去当社长。

熊瑾玎是个务实型经营之才,“要做事,就要有钱”是其一贯主张,他经常能为党筹集到活动经费。他在上海搞地下活动,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跟毛泽民共 同经营印刷厂。为了不让“熊老板”的身份令人起疑,周恩来给他调来一个19岁的干练女党员朱瑞绶任会计课课长,二人伪装成夫妻(后来弄假成真)。

《新华日报》既然要在国统区生存,风格不能办成延安那种百分百的苏维埃报纸,自然重视“市场营销”,重视“大众路线”。但它毕竟不是市场化报纸,而是承 担着统战和宣传重大任务的党报:向读者传播党的理念和政策;介绍苏联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对群众团体、国民党中高层和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统战, 为党的生存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空间。

因此,《新华日报》的广告难以企及《大公报》这类市场报纸,无法靠广告收入维持庞大开销。《新华日报》具体的发行和经营状况至今没有公布过档案,但从不少相关史料能窥叶知秋。

每卖一份报纸,要赔本五厘至一分,《新华日报》还向各机关、团体赠阅大量报纸,《新华日报》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万份,发行越多,亏损越大。

办报经费来自党的拨款,党员不定期捐助,还有不多的办报收入。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国民政府或参政会任职,薪水不菲,经常拿出工资来捐给报社,但这点钱对一个报馆来说杯水车薪,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发放薪饷,党的经费也不宽裕。

《新华日报》这面“红旗”长期不倒,四川最成功的大资本家任宗德功不可没。每当报社难以为继时,任宗德总是慷慨施予援手,明面上“借钱”,实际上“赠予”,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

作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电影制片人的任宗德,是当时的进步商人。用熊瑾玎的话说,任宗德的“国防动力酒精厂”就是《新华日报》的金库,随用随取。

因为资金充裕,《新华日报》自办造纸厂,解决了战时纸张短缺问题;自办发行,不受制于他人。抗战期间大多数报纸为纸张和资金发愁时,《新华日报》从来不会被这种问题困扰。

一份在国统区斗智斗勇的报纸

南京政府早在1930年就推出了《出版法》,1937年又再次颁布《修正出版法》。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因应抗战,在政治、经济、宣传等各方面建立了战时体制,“战时新闻审查制”为战时体制的重要部分。

《修正出版法》则被一系列战时新闻法规所代替,其效力在抗战结束后才恢复,并一直沿用到台湾。

《实施细则》、《战时新闻违检惩罚标准》等构成战时新闻审查的核心法规,承担新闻检查的机构为“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或“新闻检查所”。

尽管国民党有很多战时新闻法规,但这些法规多采用“列举式”,可新闻报道所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非几部法规能够囊括;另外,报纸众多,其审查人力有限, 执行效力大打折扣。各报均总结出一套对付新闻审查的办法,《新华日报》在这方面自然经验丰富。它当年的很多文章,今日翻阅,仍有“惊艳新奇”的感觉。

《新华日报》创刊才一个月,即向《扫荡报》等发起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大论战。《新华日报》穷追猛打,在一版登出《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集》。最后 迫使邵力子亲自来信,说敌方广播已为此大做文章,务求停止论战和发表。国民党方面示弱,《新华日报》初战告捷,令全社欢欣鼓舞。

初期,《新华日报》与新闻审查机构的矛盾尚不尖锐。一方面国民党的战时新闻审查机制从1939年才开始逐步完善和强化;当时的抗战尚未进入最艰难时期,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微弱,双方矛盾还未激化。

有趣的是,这战时新闻审查制和特殊的两党关系,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党。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唯一外援国,蒋介石顾及这层关系,对于前方军队和各报传来的涉及共产党的负面消息,他同样下令宣传部给予扣押不发。

《新华日报》批判张国焘叛逃,讨论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这两大议题,曾掀起不小风浪。尤其在陈独秀问题讨论上,差点给开局良好的统战局面造成毁灭性打击。甚 至连那些对共产党友好的各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指责《新华日报》污蔑。陈独秀一怒之下声称要诉诸法律,跟延安打官司,顿成全国轰动新闻。周恩 来为免事态扩大,其后,亲赴四川江津,前往陈独秀家中劝说和解释,这才渡过险关。

抗战期间新闻战线数次战役,均以我党大获全胜告终

迁到重庆后,《新华日报》是让审查机关最头疼的报纸。前文所说的开天窗就是这场新闻宣传战争的一场战斗。

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 《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

这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双方的矛盾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变得白热化,但这一段“艰苦岁月”常令新华报人引以为豪。

“皖南事变”三天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准备拒绝新闻审查,直接登在《新华日报》上。一位30岁的新闻检查官当晚还待在报社的会客厅,章汉夫与他进行了一番有趣对话。

新闻检查官(简称“新”):“章先生,你们明天不要登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体谅我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就好交差了。”

章汉夫(简称“章”):“你过去什么学校毕业的?”

新:“燕京大学。”

章:“为什么干新闻检查官?”

新:“一个人总得有职业嘛,我学过新闻。”

章:“你,大学毕业生,年纪轻轻,什么事不能干,要去干这种不名誉的差使。这对你有什么好?真替你惋惜。”

新:“嗯,好吧,哈哈。咱们为公事,我办完就走,无意同你们吵架。至于说新四军嘛,不听中央军令,总是不对的吧。”

章:“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撤,有什么不对?”

新:“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新闻,那就好了。”

章:“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休想一手遮天。你去罢,半夜三更待在这里干什么。”

新:“好,好,好,不登就好,我再坐一会,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章:“还不放心?共产党讲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新:“没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啊。”

面对死活不走的新闻检查官,报社略施小计,印了两个版面,一个版面用来应付新闻检查官,把他打发走后,换上另一个刊有挽诗的版面大量付印。第二天大早,报纸已被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令国民党高层相当震惊。那位可怜的新闻检查官有没因“失职”遭到撤办,则难以查考。

此后,报纸多采用“皮里阳秋”、“含沙射影”、“嬉笑怒骂”、“指桑骂槐”等文风来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令官方相当头疼。

鉴于《新华日报》的“不听话”和“惹麻烦”,国民党黔驴技穷之下,1944年春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办报,延安却没有其他党派及其报纸,因而作出决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交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执行。

《中央日报》派出主笔张文伯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前往延安摸底,张文伯出行前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询问:“如果中共不同意,咋办?”得到的答复是:“那更好,我们就对等地取缔《新华日报》。”

张文伯7月中旬参访回来汇报说,宣传部给记者团配备一部电台,到延安后无法架设,多次交涉仍无法解决。“《中央日报》要出延安版,电讯不通,新闻稿的来源就成问题。边区那里组织太严密,国民党人根本无法在那里活动,延安版就算印出来了,也无法发行啊。”

国民党只得作罢,《中央日报》延安版与取缔《新华日报》的阴谋均宣告破产,党又一次在新闻战线大获全胜。

解放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仍在国统区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在包括共产党等各方力量推动下,国民党筹办“宪政”,取消战时体制,《新华日报》的风格更加大胆泼辣,在解放战争中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立下汗马功劳。

1947年,战事日益吃紧,坊间一直谣传,说共产党将在重庆发起武装暴动,国民党终于决定拔掉国统区的“红旗”。2月28日凌晨,报社收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文件,要求《新华日报》自28日三时起,停止一切活动。

当夜,国民党大动干戈,出动五千军警包围报社,原以为报社内暗藏武装,结果发现没有武器,也未遭到武力抵抗,这才撤走大部分警力,遂又赶紧“以礼相待”,成立“渝共财产清理委员会”,假装把报社财产登记造册,好像意味着暂时接管,未来还会归还给共产党。

2月28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出版完最后一期,宣告停刊。3月8日和9日,报社员工分批乘飞机离渝,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亲自到机场送行,给每人送上一份“告渝共人员书”,附有一袋面包和水果。报社职工们告别斗争了9年的国统区,安全撤回到延安。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下南京,周恩来宣布复刊,《新华日报》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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