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保护,终究是为了挽留生活

来源:纽约时报国际生活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6,星期四 | 阅读:1,749

国内外许多实例证明,历史文化古迹保护不仅是修缮建筑,而是在历史街区中保存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生活及文化系统,尤其要为文保专家、政府和商人找到共同的话语平台。

Courtesy of Zhang Zhenyan

秀里的街道。

放眼当今中国,几乎处处都在开展历史保护项目。但其中多数似乎并不太禁得住推敲,”假古董”似的保护项目越来越多见。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2012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说到,现在的中国,平均每天有20个历史文化村镇消失。这样算来,每年就有数以千计的历史街区遭到”改造式破坏”,数以万计的原住民不得不颠沛流离,又有数以亿计的人民币被扔进这些无底洞。于是,有人鄙视商人功利,有人痛骂政府短视,有人指责专家清高……这三方文保事业的主力军,由于利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相互之间往往无法好好对话。

但这件事,还是有人做到了。

张震燕是一位中国电影人,也是历史文化爱好者。身为制片人,他几乎踏遍了中华大地,”上山下乡”为影片寻找绝美场景。前几年,他慕名来到皖南山区选景。短短几月,徽派建筑及其与地貌山水的巧妙结合深深吸引了他。影片杀青后他还多次返回,学习徽派建筑的营造技艺和景观哲学,俨然一个”编外专家”。

不久,他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个可怕的新名词——农村土地整理。该政策的本意是鼓励盘活存量、集约用地,但在地方上却往往简单粗暴地变成了拆自然村、建新农村的”农民上楼运动”。

眼看一座座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被拆除,传统的乡村肌理被毁灭,张震燕痛心疾首。为保护自己眼中的一种乡土情结,他与文保专家、规划师、设计师和地产商组成团队,合作完成了从规划设计到经营管理,以及政策引导的一系列工作,最终实现了一个村落的全方位保育,也在中国文保界趟出了条新路。

“第一次坐着飞机盘旋在皖南山区上空时,我就惊呆了,原来中国还有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村景观!如果不好好保护,以后连拍个电影都没个好地方取景,总不能让观众一天到晚看横店的假景吧?”张震燕说。

他所说的”横店”,是浙江一个知名的古装影视基地,但以横店这种”临时布景”为模板打造的假古董街区,却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在大规模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及旧城改造的压力下,历史街区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旗下的牺牲品。

“一边是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导致古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一边是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将历史街区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者焕然一新的街区,使它们失去了原有的遗产价值,”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曾痛心地说,”假古董”式的街区改造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更可悲的是,一些政府强力主导的所谓历史保护项目,简单粗暴地割裂了人与街巷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

21世纪初,当时的崇文区政府决意,恢复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百年前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地带——前门大街。区政府真是下了大力气,办事效率也的确高:短短一年时间就迁走数千户”老北京”,拆平了前门大街两侧的老胡同,然后瞄着几张民国老照片,照葫芦画瓢地”恢复”了幻想中的前门大街。商业街建成后,根据前门管委会对外公布的数据,这里每天的客流量”高达15万人次”。但是周边的市民们看得清楚:这条全长845米的商业街上,最多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店铺处于关闭状态。不少店家都抱怨租金高、盈利少,亏损严重。

为何?前门大街改造项目在开工前,几乎被所有文保专家反对,但还是强行上马。得不到专家指点,施工方拆真盖假、处处违规,丧失了历史街区的原真性,对游客没有足够吸引力。同时,政府主导的”面子工程”过于追求短平快,前期沟通不足,”生米煮成熟饭”后再招租,别扭的设计布局满足不了实际商业需求。

而2001年出现的上海”新天地”,曾是很多人眼中兼顾商业效益和历史保护的范本,然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指出,”新天地”对石库门老建筑的推倒重建,是一种保护观念上的错误。”那都是假的,”他说。黄陂南路330号曾是一处传了四代人的石库门私产,后被区政府以”土地批租建商住办综合楼”为由征收。一转眼,这间祖宅就变脸成为”新天地”商业广场上一家油头粉面的酒楼。

十余年来,”新天地”在商业上的成功不可否认,它证明历史街区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历史建筑是被人们需要的;然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地产开发项目,把大部分老房子拆掉重建、赶走原住民,再把曾经的市井生活变为旅游消费功能,那么历史遗产中的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连续性就会消失,更不要说历史街区”富人化”的过程酝酿出的社会矛盾了。

无论是政府主导、商人牵头,似乎结果都并不理想。其实,文保专家领衔的队伍也不能完全让人满意。来自意大利的历史保护专家,可谓业界公认的全球历史保护领域的”法拉利”级人物了。经他们维护的威尼斯古城实在精致得无可挑剔。但就是如此一个”精品”,近年来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不可思议吧?

原来,那些文保专家领衔的工作团队,缺乏对常规城市政策的明智把握,对商业多样化的设计也显不足。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在演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旅游景点后,物价暴涨、房价高昂,逼得原住民不得不纷纷”逃离”故乡,而留守者为了生计,也只能从事旅游相关的行业。长此以往,威尼斯不再有长期稳定的居民,不再有日常生活的气息,成为了一个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标本”。威尼斯城市官网统计数据显示,1957年时威尼斯的常住人口为18万人;而2009年已下降到不足6万人,游客数量则在这些年间翻了20倍。

终于,威尼斯居民反抗旅游业的浪潮在2009年时达到了顶点。11月14日的中午,三艘”贡多拉”组成送葬船队,运载着粉色棺材,悼念在历史保护中”死去”的威尼斯。在里亚尔托桥边,还曾竖起一块电子屏,显示着正在逐年下降的威尼斯人口数量……

不同的群体,对历史遗产必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文保专家认为历史街区的价值在于历史记忆和文化品味,应与”铜臭”绝缘;政府官员面对历史街区,往往更在意各方利益群体的关系平衡,以及改造后的政治影响;而商人眼中的历史街区,往往就是大搞”旅游地产”的挣钱机器。三方都在为实现各自所认定的价值而尽力;同时因为利益冲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斥着另两个价值体系,拒绝与之沟通与合作。

如何能打破这潭死水呢?

历史保护工作,现在急需一种”领袖”式的人物。比如张震燕,他不是专家,却熟悉文化遗产的细节;也不是商人,却具备商业和管理思维;他更不是官员,却有足够的智慧来推动政策、影响公众。一句话,就是要以企业家精神,重建文化的价值。我给这种角色起了个名字:”历史保育企业家”。

前年夏天,我曾经问王石,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微笑答道:”创造力和整合力。”创造力就是不仅能玩转现在的游戏,还能设计新的游戏。在文保领域,中国从不缺乏高级玩家,缺的就是统一的规则和交流的平台;而整合力,就是能够求同存异的领导力。历史保育企业家需要做的,正是充分调动三方力量,依靠文保专家的知识,游说政府支持,同时挖掘商业领袖的市场能力。

谈到创建共同的价值体系,环保主义者已经为我们趟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碳交易(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出现。这个想法最早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生托马斯·克罗克(Thomas Crocker)在1960年的一个突发奇想;经过美国金融界、法律界、科学界几十年的实践,已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较成熟的市场体系,并被联合国收进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尽管目前仍有争议,但它成功地让环保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投资人史无前例地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实现了环保领域的”车同轨、书同文”。或许在历史保育这个行业,也要多一些克罗克这样的探路者。

一旦找到共同的话语平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过去的工作方法。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历史保护项目,无外乎”一动不动式”(Preservation)、”修旧如旧式”(Rehabilitation)、修复成某时期风貌的”历史穿越式”(Restoration)或者重建已毁建筑之现代仿品的”死而复生式”(Reconstruction)。然而无论以上哪种方式,都侧重的是保存文物价值,都仍是把历史遗产当作一个死的物体处理。

物再怎么做都只是物,再精巧也不过是个艺术品。而每一座城市或乡镇,都该给原住民留一些延续传统文化的空间,让人们仍然可以住、可以玩、可以工作、可以恋爱。城乡当中的历史街区,就是最合适的场所。在”历史保育企业家”这个称谓里,一个关键就是以”保育”替代了”保护”。所谓”保育”,顾名思义就是边保护、边培育。既然历史保育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历史街区能够延续传统生活,那么其关注点就不仅仅是老建筑,更包括在建筑保护的基础上完成功能、经济和精神的重新塑造。

2008年春天,忧心忡忡的张震燕在安徽黟县秀里村小溪边的一片空地上停住了脚步。他有一个计划:要从城市化的”屠刀”下抢回皖南的乡土文明。

数年间几经奔走、观摩,张震燕几乎跑遍了中外著名的历史文化城镇,从走马观花到拜师访友,曾经的”门外汉”如今也有了些心得:绝大多数中国的历史保护,都是政府主导做”减法”——找一个古村,按照旅游开发的标准清理掉”没用”的内容,然后打造出一个历史幻象。那么,他们这些民间力量不如就尝试走一条新路,把政府不要的东西拿来保护,从零开始做”加法”,挽救老村。

于是他在皖南山区东奔西走,几年间从濒临拆迁的古村里抢救了八十余栋老房子。其实,去古村收购老房子作为私人收藏的事早已不新鲜。可张震燕认为,”那样倒是能抢救点东西出来,但除了满足少数人的雅兴和古董贩子的贪欲,并不能为中国乡村留下什么,反而可能助长中国农村进一步被城市所剥削。”而他则在秀里村按照传统自然村落的形态,将老房恢复起来,像模像样地搞出了一个占地近百亩的新村子。

说来也有趣。当时,他其实是以影视基地的名义从当地政府处获得的项目支持。进入场地后,他却一直在做历史保护。地方政府给了他很大压力做旅游,然而他只做了一个《武林外传(电影版)》的拍摄后,就因为飞檐走壁的演员们对古建破坏太大而对影视拍摄冷淡下来。之后他也多次通过媒体和文化人士、政界人士的沟通,请他们告诉地方政府,这个项目的真正意义所在。地方政府这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以影视基地为名的历史保护项目。

尽管这种”异地保护”的方式被一些教条的历史保护者评为”缺乏原真性”,但是张震燕淡淡地说,”我又不是去评奖,没必要循规蹈矩。相反,我把那些马上要死掉的老房子留了下来,还通过我培养的这个队伍传承了古法营造技艺,我觉得这比把一个好好的古村打造成景点更‘原真’。”

他所说的营造队伍,是他从美国西部的印第安古村落Ohkay Owingeh(意为”大力士村”)那里学来的。

40多年前,美国政府秉承建筑保护优先的原则迁出原住民,对古村落进行”僵尸式”保护。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在维护资金短缺、游客激增的压力之下,古村落的建筑状况急剧下降。同时,被强行搬到现代小区里的印第安人也染上了”城市病”:邻里关系变差、传统娱乐活动消失……于是该部落决定放弃住房补贴,毅然迁回古村。在部落领袖带领下,该村开始筹集资金,进行古村修复和小企业孵化,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部落领袖着力培养了一批精通传统营造技艺的年轻人,他们不仅能维护本村落的历史建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古建修复专业队。2013年,美国住建部为表彰这批让古村”复活”的原住民,颁发了”美国住建部长奖”。

在我采访该部落首领时,他说,”40年前,扮演规划师角色的是专断的官员,而今天是我们的部落成员;保育的对象也从建筑转到生活。那些人花了40年才想明白,历史遗产中看不见的东西才最需要保护。”

张震燕观察了中国很多保护案例,发现修建质量低劣是很大的问题,意识到传统营造技艺的缺失,是一个比某处古建被拆除还严重的问题。而中国每个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极为复杂多样,更加大了传承本土化营造法式的重要性。所以张震燕的团队从一开始就着手培养皖南工匠团队。为这个,他跑遍了皖南的村镇,搜罗了大批传统匠人,并招收秀里当地的青年人做学徒来传承手艺。如今,这个五十人的队伍早已名声在外,被皖南各地的历史村落邀请参与古建修复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保护专家苏解放(Jeffrey Soule)先生在秀里村考察时曾一再强调:”和张先生从周边村落挽救的几十栋老房子相比,这个营造团队绝对是一个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历史保护工作者在下一步工作中必须重视的。”

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是另一个保育地方文化特色的成功案例。这个区区7万人的小城,现在竟与纽约市齐名,成为美国两大艺术品交流市场。哈佛大学的房地产教授理查德·裴泽(Richard Peiser)说,”无论从地产专业还是个人喜好来讲,圣塔菲都是我最欣赏的城市。因为它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城市风格并延续到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去,这种与众不同的‘圣达菲风格’能够让每一个来访者深深着迷。”

2013年秋,我前往圣达菲考察。坐在一间粘土泥浆材料的土胚房咖啡馆中,圣达菲副市长瑞贝卡·乌兹伯格(Rebecca Wurzburger)女士给我上了一节历史课。早在20世纪初,新墨西哥州刚刚加入美国大家庭时,全国舆论都认为圣达菲的泥土房建筑不符合美国特征,强迫他们接受东部城市普遍采用的欧洲建筑风格。圣达菲在纠结了数十年后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于是,1958年圣达菲出台《历史城市设计导则》法案,规定所有建筑的尺度、材质、建造方法、城市空间结构、景观视线等等,必须依照圣达菲独特的西班牙印第安复兴风格,实行了全方位的管理。当地不仅不允许建造摩天大楼和现代主义建筑,更不接受大街区、宽马路、”摊大饼”等郊区化形态。

瑞贝卡说,仅仅城市设计可远远不够,圣达菲当年还敏锐抓住了天才女画家乔治亚·艾琪芙(Georgia O’Keeffe)曾旅居该市创作的机缘,把她画中朴素而绚丽的特点有机地结合到了城市的发展风格当中。数十年间的几任市长,都大力推广传统乡土艺术产业,并借助众多商界领袖的力量,将乡土艺术延伸至全产业链,最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和”创意城市领袖”称号。圣达菲如今高贵的文化身份来之不易,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文物保护的阶段,在精神保育的大道上奔跑起来。

上述两个美国的案例看似遥远,核心却并不复杂。在理念上,他们证明了历史保护并不是单一学科的工程,多领域合作,才能使历史遗产与今人的生活充分融合起来。而在具体操作上,两个案例又都体现了勇于创新和卓越领导力的重要性。

看着秀里村一天天建起来,张震燕也越来越头疼村子未来的发展。曾多次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他,对威尼斯”博物馆式”的保护印象深刻。但是他说,”历史城市不能没有人住,各阶层的人混居才能有文化的传承。”

皖南的很多古村,其实也并非农业村落,而是由回乡士绅建立的”小王国”,具有一种模糊在农民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形态。可惜,这种融合感已经在西递、宏村这些知名古村中见不到了。张震燕相信,为挽救这种文化形态,首先必须要能吸引不同阶层的文化人来生活,而不是像大多数古城那样只吸引游客。于是,秀里村不仅集中了高端居住和精品酒店,张震燕还在村中单辟出一半空间,将整个东半部恢复成秀里老街,把抢救回来的老房子低价租给当地人住,并鼓励他们做点小买卖。他说,”我在秀里的责任,不是做一个单纯的老房保护项目,而是营造一个生活的场所。秀里也不是一个古村,而就是一个本地人都喜爱的鲜活村子。”现在整个秀里村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没有不认识”老张”的。

“古徽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重视教育,我们秀里也不能丢下这个传家宝。我相信,全国有很多人能干得比我更好。通过教育,我希望更多这些能人都参与进历史保育的工作中来,”张震燕说。

现在,张震燕正与国内一些高校和国际机构商谈,计划在秀里办一个历史保育学园,以秀里作为一个试验场,培养和影响更多的历史保育企业家。

方元是美国注册规划师,美国规划协会(APA)国际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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