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苍天下

来源:我们的历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4,星期二 | 阅读:1,113

图:少年王冀豫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文/季业(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编导)

2013年,恰好是《冷暖人生》开播十周年。十年,五百多期节目、五百多个人物。作为一个参与该节目近八年的“资深”编导,我见证了其中的大部分。回顾 栏目的筚路蓝缕之途,对历史人物的挖掘和记录,起到了劈山开路的作用。从2004年至今,正是对国军抗战老兵、志愿军战俘、文革知青、中越战争老兵等一系 列历史人物的呈现,使《冷暖人生》开始触及时代精神的核心。现今的《冷暖人生》,历史人物的比重几乎是五分之二,是实打实的中流砥柱。

而《冷暖人生》的历史讲述风格不同于同时代的大量历史文献类栏目,也不同于“口述历史”类栏目,它的着重点不仅在于历史事件的还原,也不止于人物的历史 见证人身份,更重要的是,其中人物的命运必须被历史扭转——这种扭转带来的戏剧性和人性凸显、情感激荡是故事的主核,而由此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对命运的 感慨等等五味杂陈的感受,则是主核激起的层层涟漪。

以下,我写几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人物。对他们的有些感受,我已呈现在播出的节目之中,有些感受,况味则更微妙复杂,难以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完全呈现,今日写下来,也算给它们找个归宿。

王冀豫

王冀豫站在办公室正中,身材挺拔,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结实,脸上的线条似刀砍斧劈,根本不像60岁的人。只是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左眼怪怪的,后来才知道,那只眼瞎了。

2010年年末,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个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人的红卫兵的自述——这个人物太有分量了。毫不犹豫,我们决定联系采访,出人意料的是,对方一接电话,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于是,王冀豫就出现在了《冷暖人生》的办公室里。

 

图:王冀豫

一切如此顺利,我压抑着内心的波澜。接下来的采访和节目,是我职业生涯面对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一个文革亲历者(他亲历的程度如此之深)将可能出现在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上,在彼时的意义可谓石破天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主持人陈晓楠亲自采访,我操控面对王冀豫的摄像机。我差不多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他说那句话时的语气、神情。王冀豫的坦诚以及反思的深刻程度,远超我们的期许,很多话都有着振聋发聩之感。

1951年,王冀豫出生于北京某部队大院,写出《动物凶猛》(该小说后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王朔,在王冀豫嘴里都是“小屁孩儿”。这 是最为“根正苗红”的一批人,当1966年红色燃烧中国的时候,王冀豫15岁,正是最为“动物凶猛”的青少年。他们一方面颇为自负,认为自己这样的“军干 子弟”才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现实处境是:他们的父母又多数都“靠边站”了,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平民子弟”竟然借着“造反有理”的指示“抢班夺 权、翻身做主”了,这绝不能容忍。在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大人们自顾不暇,散布在各大城市无人管教、青春能量急于发泄的青少年成了能被有效利用起来的一股 巨大的破坏力量,他们先是合力“砸烂了旧世界”、推翻了“反动权威”,继而就根据各自的立场分化、互殴了起来,曾经的街坊、同学、工友成为仇寇。且看王冀 豫描述他们一伙人在街头偶遇“狗崽子”的一幕:

“一帮人打一个人,打倒了以后就拿靴子照脑袋上踹,真是踹,嘭嘭 的。当时给我瘆的,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人脑袋我说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残忍了!后来我就被一个高中的给我提溜起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 是什么人吗?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真是叫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羞愧极了。脑子里马上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给否定了,应该 像他们一样——我觉得人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干坏事就跟溃了的堤坝一样,我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混蛋、特别狠,狠到照他脑袋上连着踹!刚 开始还有点心里发怵,后来觉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乐趣。真的,人就可以变成这样,可以变成野兽,瞬间的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派系林立,王冀豫这样的干部子弟们自称“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他们组成的“联动”派和平民子弟为主体的“四三”派势同水 火。1967年8月5日,在一场北京粮校的武斗中,王冀豫等一伙“老兵”被一群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开着卡车、整齐地喊着“打倒联动”口号的“四三派 作战人员”围堵在一条死胡同里。陷于绝境的王冀豫们发疯般地突围,混战中他脑袋上挨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砖头,他抄起棒子追了上去。

图:前排正中为王冀豫

“我就追上去照他脑袋给他一棍子,他就像个布袋子一样,嘣,就特别有弹性,就摔在那个坡上了。滚下来以后他好像才缓过劲来,想爬起来,他的头就在这儿, 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这个左前额。当时我就特别疯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说你跑不了了!这个血就一下溅出来了,我那棍子头上都是血。”

混战在几分钟内结束,绝地反击的王冀豫一伙竟以少胜多。但“胜利”的喜悦只维持了一会儿,当听说死了人、尤其是这人还是自己亲手打死的之后,王冀豫体内那看似凶悍的魔鬼一下子就瘫软了。

“我一听当时我就怂了,一下就如五雷轰顶,嗡一下就懵了。这个理性突然又回来了,杀人害命,这都是缺最大的德了,就浑身都发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 样?后来就跑到医务室,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血就那么噗噗地往外冒,嘴巴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能看得出他很结实,也很英俊,小伙 子。那个瞬间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他是人了,他不再只是一个敌人了,他是人了,前面没有任何冠词。”

事后,从 “四三”发出的讣告中,王冀豫才得知:被他打死的那个青年名叫王雁鸿,19岁,普通工人子弟。从此,这个名字和那张死亡的脸就成了王冀豫的噩梦。当时的乱 世,法制几近弛废,警察没有马上找上门来。王冀豫此时恢复了他半大孩子的虚弱本性,他躲在家里,既不敢自首,更不敢告诉父母,想出了一个南下去参加“援越 抗美”、到战场上自救的主意。于是他奔武汉、到广州、进海南,一路目睹各地武斗的惨景,停尸房里不仅有“作战人员”,还有很多被流弹击中的无辜路人——卖 甘蔗的小女孩,进城的老农民,探亲的公务员……此时他才开始在心中自问: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1967 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那一刻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他先是被拘押在海口监狱,半个月后被转押回北京半步桥监狱,九个月后,王冀豫被释放转入学习 班。出狱后他才从警察和父母那里得知,自己是在王雁鸿的父母的首肯下,才得以被提前释放的。采访到这儿,晓楠问:你后来见了他父母吗?王冀豫摇头,“没 有,不让见。”那是采访中他唯一一次流泪。

之后的岁月,这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被下放农村“改造地球”,在 艰难时世中成了一个个泄了气的皮球,也都清醒了过来。接下来的采访中,王冀豫列举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和他一起参加“8·5粮校武斗”的“同案犯”,也 包括几个曾在京城风光一时的武斗“狠角色”——这个得了癌症、那人吃了官司、自己则在工厂的一场事故中弄瞎了左眼,说到这儿,他忽然抬起头,看了天花板一 眼,说出了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苍天有眼。”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1967年,王冀豫16岁,王雁鸿19岁。如今,王冀豫62岁,王雁鸿如果活着,65岁。好多年了,每到春节,王冀豫都会给王雁鸿烧纸,烧纸的时候他絮 絮叨叨,对着夜空里的王雁鸿说话。王雁鸿早已不再是个噩梦,而像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如此特殊,他从未离开王冀豫半步,跟他一起见证着时代。

节目做完后,我和王冀豫也算成了朋友。他在京郊开了一家马场,总是叫我有空去玩,但我只去过一次,是为了给节目后期拍些外景镜头。王冀豫的马场更像个沙龙,时常高朋满座。同龄人都叫他“黑子”。

图:王冀豫在马场

有一天王冀豫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因为在微博上“胡言乱语”,账号被注销,要我关注他的新号。我劝他谨言慎行,他嘿嘿笑着,那时我觉得这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孩子。

近一年来,“文革忏悔、公开道歉”这些词汇已经渐渐在媒体上更多出现了,前些天,我看到王冀豫又接受了凤凰视频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说:“道歉,是一个时 代罪恶的一声叹息。”我想起王冀豫说过,他媳妇总骂他:你的那些丑事要说多少遍?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则回应:我就是要一遍遍地说,知道我丑事的人越多越 好。

我还记得王冀豫的另一句话:

“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

李文茂、郭庆堂、张洪恩

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医院,现在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了。

2010年1月,我和一个实习生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想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300万志愿军中有20万伤残,而这20万人中有1000人极为特殊 ——“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理解是:朝鲜战争使这1000名士兵“发疯了”。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 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图:李文茂在原河北第三康复医院

(李文茂采访记述)“就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老爱这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打 枪这个那个的。你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是瞄准……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两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还有一个叫李海 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就晒着吧,晒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儿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 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 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 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犹如冲锋陷阵。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图:郭庆堂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寡”多年的母亲忽然 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 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自己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虽然知道父亲 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 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 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图:郭庆堂遗物(日记本)

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他们是毛主席的战 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那个,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说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李文茂采访记述)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图:郭庆堂笔迹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了这儿郭茂昌沉默、摇头、红了眼圈。“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母亲老想着叫父亲回去,能过团圆日子,始终没有盼到。1968年也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郭茂昌采访记述)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图:郭庆堂遗物(入朝作战纪念章)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随后,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其中的一间病房,还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三年后我再来,就只有张洪恩了。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被子躺着,一副 木然神情。有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另一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少年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棉衣,肥胖的身体,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这里人声渐 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旧时代的大标语字迹。铁门上果然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 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已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这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树,桃树、果树,工作人员连种带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呀,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刚说的那个李海荣光屁股,也在进那个门就看见、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是最悲伤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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