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他们打天下不是为了我们能当官

来源:新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3-3,星期一 | 阅读:1,094

陆德 前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1942年出生在延安。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曾担任过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

很多年之后,女儿跟陆德吵:“我沾你什么光了?”而陆德深刻铭记父亲陆定一的教诲:一切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文/钟瑜婷

从失业率谈到土地流转政策,从房地产趋势谈到教育产业化方向……说及每个方面,陆德都扎实地掌握着充分的数据,引经据典,观点犀利。他希望自己能继承父亲的优点——“实事求是,敢言敢说。”

亚洲院士、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德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这些年陆德的声音一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上,作为父辈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者,责任感驱使他必须积极发声。

“在哪儿,我都说‘文革’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看不出对错?能不能原谅‘文革’?我的观点是能改就能原谅,不改或者反过来说‘文革’好,我就不能原谅。”

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

1942年延安最困难的时候,陆德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命令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省下来给陆德喝,他才活下来。由此,父亲给他取名陆德,要他“以德报德”。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中南海里长大,陆德记得父亲最多教诲的那条就是“不能搞特殊,自力更生”。他记得小时候,从中南海出发,他常跟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一起骑自行车上学。“哪像今天有些官二代上学有汽车接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陆德上大学前,父亲着重指引他读了几本书:《道德经》、《辩证论》和《实践论》。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文化人,跟那些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不一样,从不命令子女干什么,更多是教导他如何辩证地思考问题。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上世纪60年代,陆定一和林彪思想上存在很大矛盾。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陆定一反对:“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能有峰嘛。”

“文革”前,父亲曾特意找几个孩子谈话,指引他们在选择自己前途时郑重。“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陆德后来才明白,“父亲早就认识到主席提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了。搞科研,起码能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文革”初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陆定一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父亲倒台后,陆德也被抓进监狱,和50多个老干部的孩子一起关了6年,在狱中他的一条肋骨被打断。陆德无法理解当时毛主席的行为。他不讳言承认曾经公开承认犯过左倾错误的父亲对毛泽东也有过个人崇拜。“革命时形成的思维定势了,一旦他跟主席想的不一样,他首先怀疑是自己哪里出问题了。”如今的陆德,认为父亲被打倒一事是可以预见的。“父亲身为党的笔杆子,在‘文革’被打倒,不可避免。”疯狂的政治斗争更早涉及了陆德的母亲。1966年春,陆德的母亲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被送进看守所。父亲一直不能理解母亲的行为。有领导说,要反对叶群应该光明正大。陆德心想:“公开干,死得更快。”

还没工作父亲就倒台了,陆德自认并没沾上什么光。很多年之后,女儿跟他吵:“我沾你什么光了?”他心想,就要你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陆定一全家:(左起)陆瑞君、陆定一、陆健健、严慰冰、 陆德。

历史是血写的

陆定一在狱中被关押了13年。监狱开放探望的时候,邓小平妹妹邓先群让陆德给父亲带句话:“一页半页纸的检查要写,要给主席一个台阶下。”最后陆德还是没见着父亲,一位领导对他感慨:“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其他人的老同志。”“这就是陆定一。他最早一个被关进去,最后一个被放出来。”陆德去接父亲出狱的那天,父亲笑眯眯的,说:“都是投降的话就没有历史了。这就叫做历史,历史是血写的。”

总以为冬去春来,历史的风暴却一遭接一遭。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开会之前,陆定一叫陆德到京西宾馆长谈,开头来一句:“我这几天要跟中央谈谈我的想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有件事我不提就没有人提了。”陆德不解:“‘文革’都结束了,还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啊?”

之后他听说事情的始末。这场会议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最后,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定一讲的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十年不变。”“父亲就是这样,不趋炎附势。”在陆德记忆中父亲陆定一提出过不少被邓小平否决的意见。

红色家庭不存在“儿女情长”,陆德看到的更多是父亲对党的感情。出狱后中央给父亲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他记得父亲写了封信表示:“十多年没给党工作,十分愧疚,不能拿。”

改革还得自我革命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陆德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能源研究会工作,弟弟妹妹也一一成为技术型干部,无一人走仕途。

80年代,中央要求学历较高的干部到地方锻炼,陆德到了河南工作。当地官场排挤外派官员很有一套,北京下去的六个干部中四个被排挤下台。倍感艰难的陆德回北京找父亲诉苦,还流泪了。父亲很严厉地说,“这是一次改革,改革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你要走好这条路。”1994年,陆德回到北京工作。再过两年,父亲陆定一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两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陆德知道父亲的遗憾。“父亲追求的革命目标是民主和自由。”

近20年来,沉重的焦虑压着陆德。“连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字都有问题,这怎么行?中国的新闻定义是陆定一提的,‘事实是第一位’。但现在做得到吗?陆定一冒死保住故宫,但你看现在北京拆成了什么样!”

陆定一去世10周年前夕,陆德整理出父亲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其中一条是,“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另一条是“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陆德在红二代的各种纪念会议、活动中积极参与言说。最近他见到陈小鲁,笑他:“你为‘文革‘道歉真是敲到了响点上。”

跟多数红二代一样,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让陆德重拾一定的信心。他看中的不是习近平“红色的血”,而是赞赏他推崇的新理念,比如国家治理。“这就是体制问题。经济改革最大的瓶颈就是政治改革。只有国家退出,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改革还得自我革命,你要让我降工资,我积极支持。”

本文刊发于2014年2月15日《新周刊》第413期《模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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