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作者:余英时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24,星期一 | 阅读:1,371

作者:余英时(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鬆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裡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着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麽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瞭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嚐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乾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瞭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製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儘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瞭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嚐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瞭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着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儘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裡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着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桉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捲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来源:本文收于作者的文集《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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