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和民进党是如何获得党费的?

来源:台湾边角料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22,星期六 | 阅读:1,906

政治献金制度在台湾已经运行十年,不仅将原有台湾混乱的政商关系规范化、公开化,也让民众可以直接调阅各政党、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状况。不仅让外界可以一窥各政党的资金来源,也使民众对台湾各企业对蓝绿阵营的倾向一目了然。

2013年年底,台湾“监察院”公布一年一度的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收支结算。马英九、吴敦义参加2012年大选的政治献金还剩222万元新台币,而落选的蔡英文、苏嘉全的账户还剩4589万元新台币。

政治献金制度在台湾已经运行十年,不仅将原有台湾混乱的政商关系规范化、公开化,也让民众可以直接调阅各政党、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状况。不仅让外界可以一窥各政党的资金来源,也使民众对台湾各企业对蓝绿阵营的倾向一目了然。

规范透明的政商互动

所谓政治献金,指的是由企业、个人向从事竞选活动的政党或个人提供的各种无偿援助,包括现金、有价证券、不动产等。究其本质,实际上是规范化的政商互动。根据岛内传闻,在台湾选一个县市议员需要数百万新台币的资金,县市长则需要上千万元,而台北、高雄这样的“直辖市”市长选举则需要上亿,“总统大选”则要花费更多。

1998年年底台北市长大选,民进党在中山足球场举办的“抢救陈水扁”造势晚会,光是便当钱就耗费了超过1000万新台币。如果没有商人和企业提供大笔的政治献金,单凭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承担这种开销的。

台湾政商之间的互动早已有之,解严之前,企业家和国民党政治人物打交道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因此被打上“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负面观感。

光复之后,国民党全面接收了日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并将其转化为党营事业与国营事业。在中央层级,国民党通过党国事业来严密地控制经济活动。地方上,则给予地方派系和本土势力经济活动的独占权,利用农会、渔会、地方合作社、小型工程,甚至黑道等地下经济来换取当地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企业与政治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丧失了许多原有的特权,开始拉拢企业主。李登辉推动了国营事业民营化、金融市场开放等举措,但私下将许多党营事业分发给特定的财团,甚至通过将资本家纳入国民党体制中的方式与资本家结盟。

李登辉时期是台湾“黑金”政治最为泛滥的时期,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同时推进,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开始勾结,社会反对“金权”的声浪开始四起。1991年,随着台湾“国会”即将迈入全面改选之际,“立委”林正杰等33人开始起草政治献金草案,并且经过了十余年的议会斗争,终于在2004年3月18日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并由陈水扁在当月签字生效,开始实施。2008年2月16日起,台湾“监察院”开放一般民众查询历年选举政治献金收支情况,企业界对蓝绿党派的支持也开始一目了然。讽刺的是,下台后的陈水扁,成为了全台湾首个适用该法被起诉的被告。

目前,台湾“监察院”把所有公职选举全都纳入监管范围,从“正副总统”到“立委”,从县市长到县市议员,甚至乡镇长和村里长都必须设立接受监督的政治献金专户。由于台湾选举众多且时间不一,政治献金账户已经不限定于选举期间开放,只是每逢选举年,各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收入都会有所提高。

“政治献金法”规定,企业可以捐钱给固定的候选人,也可以捐款给政党,由政党进行分配。对已同一个政党,营利事业每年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300万新台币,对某个参选人捐款,每年总额不得超过100万元。参选人收受的政治献金,如果有剩余,每年度要向台“监察院”申报,如果政治献金在4年内没有支用完毕,就要“缴交国库”。

对于300万的额度,许多政治人物和企业都表示制定得过低,但是也有办法进行突破——以下属分公司名义进行捐赠。2012年,台湾远东集团就分别以元鼎投资、远银国际租赁等旗下公司名义向国民党“马吴”阵营捐款。同时,也以远银国际租赁等名义捐钱给民进党“蔡苏”阵营,两不得罪。不少企业都会选择同时经营同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大党的关系,即便选举年站队表态只捐一方,也会在非选举年两头押宝,以求政策上得到便宜。

一般来说,企业不愿意让自己的政治倾向曝光,面对“政治献金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得罪“风水轮流转”的政治人物,不少企业都选择两头捐赠。但是也有企业倾向明显:台湾台塑集团2004年时曾是民进党的铁杆支持者,但由于陈水扁当局保守的两岸政策限制了其在大陆的产业布局,因此在2008年之后便开始转投国民党怀抱,成为了国民党的固定捐款者。

收入不同,活法不同 

由于商界人士对政坛变化更为敏感,历次大选中蓝绿双方所获得的政治献金数额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局势的“晴雨表”。2004年,陈水扁携执政优势迎接国亲联盟的“连宋配”,选举中民进党的政治献金专户有462笔捐赠,而国民党只有82笔。到了2008年,由于陈水扁的贪腐传闻和马英九的清新形象,大选双方的政治献金数额发生翻转,“马萧配”的政治献金额度为6.8亿新台币,而民进党的“谢苏配”仅有4亿元新台币。

相比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作为“小党”的民进党只能对有限的捐款进行精打细算,党中央对候选人的支持远不及国民党“给力”,但“投资回报率”显然比国民党高很多。

2006年的台湾北高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中央对参选台北和高雄的郝龙斌、黄俊英的补助款都超过了1/3,而民进党对谢长廷和陈菊的竞选支出基本依赖自己筹资,党内的补助仅有15%。 而在2009年底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向各地候选人提供了总额超过2亿新台币的巨额经费,其中云林、嘉义、屏东、花莲、金门等地的国民党候选人有70%的竞选经费依靠国民党中央补助。民进党补助最高的苗栗县也仅有50%,而嘉义、彰化等地,民进党基本上都没有金钱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的选举经费基本都是靠个人募集所得。

历次选举中,无论是造势晚会的规模,还是选前广告的投放,财大气粗的国民党都比精打细算的民进党要“阔气很多”。在2012年大选造势晚会上,协助“蔡苏配”站台的谢长廷就曾公开抱怨:“国民党就是一个‘大怪兽’,电视台选举广告都是他家的,他们太有钱了。”但总体来说,民进党的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国民党,最好的例证是2009年宜兰县长选举:国民党向候选人提供了2000万新台币的支持,而民进党只是象征性地提供了2万元新台币给候选人,而最后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获得了北台湾唯一一席的县市长宝座。

选举经费的其他来源 

台湾政治献金制度走过十年,虽然将台湾之前的政商互动制度化并公开化,一定程度杜绝了商业利益对政治决策的绑架,却也为不明财产来源提供了借口:陈水扁就曾因为以“政治献金”为名向企业家索取巨额现金被起诉,而马英九心腹赖素如面对受贿指控时也辩称,所收贿款是政治献金,以求脱罪。

近些年的选举中,台湾政治人物也尝试规避巨额政治献金给自己带来的政治与道德风险。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为凸显国民党巨额党产的“大怪兽”形象,推出了“三只小猪”的个人募款计划,结果总共获得了超过13万笔的个人捐赠,远远超过“马吴配”的1.1万笔。在蔡英文7亿多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收入中,有超过5亿来自个人捐赠,营造出蔡英文“接地气”的草根形象,反观“马吴配”的选战资金中,最大来源是国民党捐给马英九的2.3亿新台币。

除此之外,根据台湾“选罢法”规定,如果候选人得票达1/3,可以按票数每票补助30元新台币,政党票超过5%的,每票可以获得50元补助。就此一项,2012年选后马英九便可从“国库”中获得超过2亿的选举补助款,而选输的蔡英文也至少能拿到1.8万亿新台币。 政党票方面,国民党拿到2.9亿新台币补助款,民进党有2.3亿新台币。台联党因为获得超过8%的选票,不仅获得三席“立委”资格,更获得5900万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款,参加2012年选举对于之前年收入仅1000万元新台币的台联党可谓是划算的买卖。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由于得票没有过5%,不仅拿不到选举补助金,选举经费都打了水漂,甚至连1500万新台币的选举保证金都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可谓是2012年大选最亏的人。

发表于《凤凰周刊》  原标题:台湾各党资金来源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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