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如何做到“再穷不能穷教育”

作者:廖保平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20,星期四 | 阅读:1,939

(西康省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

文/廖保平

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中共建国后曾任林业部长的刘文辉,说过一句话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个完整的省建制)。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记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当我们看到孙明经拍摄的一张西康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的照片,背后的县政府竟然是摇摇坠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用两根原木支撑着时,不能不感到震憾,这个破败的危房就是县府大衙,形象实在太差了!而另一张是西康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坚固结实,即便今天看来,也不显寒酸。

(西康省德格县小学师生与他们的学校)

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朗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

尤其是在1939年,中国已经进入抗战时期,为了应付战争,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县政府的房子不要修得太好,甚至寒酸一点,完全可能理解,但舍得拿钱出来修高大气派的校舍,却是需要点气魄的。

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这也是民国政府的“国家之举”——“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1935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订定《各县市委筹集义务经费暂行办法大纲》,包括公学款产祀产祠产庙产、热心公益人士乐捐、依照人民富力之分担。譬如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就非常热心教育公益,抗战期间他耗资2.5亿,兴建安仁文彩中学,并立碑言志,“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还每年把2000亩良田的收入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资助贫寒学子上学。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日战争一再失利,很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抗战,一切财政都应该投入到抗战中,一时间,“教育无用论”大有市场。有的人主张将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进行改组或停办,让学生应征入伍,保家卫国。也有人主张把学校变成各种训练班,以备战争之用。还有人认为“大学在炮火的炽炼中,变成抗战的累赘,需要予以廓清”。(罗永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蒋介石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陈立夫说,“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 ,因为平时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战时准备。”

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没有暂停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相反对大学教育保护有加——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如:1937年,战争开支和财政收入(货币单位:百万元法币)分别为1167、870;1941年分别为10932、2024;1945年分别为1268031、216519。(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真是用心良苦可敬可佩。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至14万人左右。(经盛鸿《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内迁述评》)“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载2008年7月30日《南方周末》)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同上)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据侯杨方先生统计的数据显示,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同上)记住,这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成绩,这是为国家民族保留知识的火种。

要不是国民政府即便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仍然坚持“百年树人”的理念,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不自陷于功利主义泥淖,推行“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就不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中共建国后,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不说是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一个政府仍然“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如果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或是陷于功利主义泥淖,也不会产生几个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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