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

来源:网易博客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1-14,星期二 | 阅读:1,902

我的一生总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地自我选择和精心地自我设计。成功与失败比艳遇还要偶然,幸运与倒霉比中彩还要碰巧。

文 | 戴建业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警世通言》

这 一生的五十多年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刚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所谓“自然灾害”,刚上学不久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刚中学毕业就碰上了“上山下 乡”,等到结婚的时候便碰上了“计划生育”,混成了教授又碰上教授大贬值——如今人们都把“教授”称为“叫兽”。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碰上了七七年高考, 而且瞎子碰死老鼠正好碰巧考上了,成了一度自我感觉良好的“七七级大学生”。

七七年高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过去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多少有几分 得意,好像考大学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纯属偶然——我考大学不是凭“才气”而是靠“运气”。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即使国家主 席刘少奇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些草民难道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

假如毛主席是在1986年逝世,假如邓小平推迟 五年才恢复工作,假如推迟十年才恢复高考,七七级大学生中很多人就与大学无缘;假如七七年我在考场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假如考试那一天我患了重病,假如不 允许“黑五类”后代参加考试,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电脑前码字,也许在建筑工地上码砖,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讲坛上夸夸其谈,也许在农田或车间里卖命。

可见,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是你碰巧搭上了什么样的“顺风车”,社会没有给你留下多少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错过了这一趟“时代列车”,你的人生从此就可能赶不上“正点”。

萨 特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绝对自由,人生的命运取决于自我选择,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我设计。就我这五十多年人生经历来看,萨特的理论绝非“放之四海而皆 准”。我的一生总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的自我选择和精心的自我设计。成功与失败比艳遇还要偶然,幸运与倒霉比中彩还要碰巧——

一、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 万恶的旧社会”,我祖父曾经出任麻城商会会长,由于家境相当殷实,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家父显然不是那种识时务的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 干嘛鬼使神差地出任“国军”的中级文官?1949年随所在部队逃跑到福建沿海,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当了俘虏。父亲说不是没有撤退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多数官 兵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部队一整个师全部起义投诚。

不管是起义还是被俘,都不是什么“光辉历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这一抹不去的历史污 点,后来成了他一生赎不完的“原罪”,在“国军”中短暂的得意,换来他后来大半生的不幸。幸好我舅舅是家乡很有威望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好像没有受 到过迫害。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善,只是父亲的心情却一直抑郁低沉,从我记事起他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地富反坏右”不时接受训斥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多 少人找父亲的麻烦,尽管家中常常“瓶无储粟”,日子倒过得十分平静。

和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极为迫切,对我的文化教育格 外重视,很早就教我认字、写字、读书,我还不太明白6与7这些数字的时候,他就强迫我背乘法口诀表。父亲最常用的教育方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 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为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年龄那么小根本不懂“七七四十九”是什么意思,父亲也没 有耐心给我细讲所以然。小孩背乘法口诀本来特别吃力,在父亲面前背书又异常紧张,越紧张就越是背不出来,仅仅背诵乘法口诀表我就不知挨了多少顿痛打。这 样,父亲就是我儿时最大的“阶级敌人”,很长时间我都把他当作魔鬼,还不时与伙伴们一起交流对付父亲的办法。

对父亲只是恐惧,对读书则是厌 恶。一看到书本就头脑发麻,只要不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我绝不会读书、背书、写字、做题。父亲性子又很急,我发蒙时间比别的同伴都早,刚一上小学我就厌学, 一年级上学期常常因病旷课,半是真病,半是装病。母亲从没有上过学堂,一生相信“庄稼为大业”的“真理”,看到父亲读书越多越受罪,看到我一上学就骨瘦如 柴,不知是痛恨读书还是心疼儿子,她做出她一生中最了不起的决断——让我休学一年。第二年去重读一年的时候,因我的基础比其他同学要好,老师觉得我没有必 要复读一年级,很快就跳升到二年级听课。

不久,伟大领袖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没完没了的 戴高帽挨批斗,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没完没了的检讨认罪……父亲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自己也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多亏家乡小学师生的“阶级觉 悟”不高,除了不能加入少先队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个别同学骂我“狗腿子”属小孩的恶作剧,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没有排斥过“黑五类”后代。我 儿时一直感到十分孤独,并非对我有组织的孤立,主要原因是我生性孤僻。

小学阶段我是走读,天天在父亲的魔掌之中。在外面别人天天折磨他,回 到家里他又天天折磨我,总想培养我“持之以恒的毅力”,强迫我天天夜晚要练字读书做题。他越强迫我做什么,我就越讨厌这样做,老实说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没有 开窍,对任何书都没有半点兴趣。如果在读书做题与吃狗屎之间二选其一,我当时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吃狗屎。

那时全国所有学校都不注重学习成绩, 而且成绩太好还可能戴上“白专”帽子。不像如今中小学这样病态,经常给班级或年级同学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我记忆中的小学好像没有什么正规考试,也不知道 班上哪个同学成绩最好,自然也没有觉得自己成绩很坏。小学不喜欢读书学习,感觉不到任何学习压力,所有学习压力都来于父亲。

到初中时文化大 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读书无用论”也日益深入人心,连冥顽不灵的父亲也“深刻”认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革命道理”,从此不过问我的读书学习。 不知什么原因,家中在“破四旧”后还有些线装书,父母怕这些旧书惹祸,偷偷将它们都烧掉卖掉。父亲不再强迫我读书,学校也不管我们读书,我真正成了“长在 红旗下”最幸福的人,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人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动物,没人逼着读书我反而想 读书,没人强迫读书反而喜欢读书。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帮着记工分,帮着会计分稻谷,自己逐渐学会了加减乘除,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数学。劳动归来我一个人在家 里补习小学初中的算术数学,初中后期我的数学成绩其实相当好。升高中时我遇上了麻烦,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规定,像我这种黑五类的小孩不能上高中读书。正好有 个表哥是大队“二把手”,妈妈找她这个有实权的侄儿帮忙,我好不容易才升入高中念书。

到高中后我处处走运,我的数学老师阮超珍及丈夫都是华 中师范大学毕业生,阮老师不仅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对教学认真敬业,看到我喜欢琢磨数学题,还特地送我《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可能上帝也对我十分关 照,高中时邓小平复出工作,我正巧赶上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黄冈地区各县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我们一所乡下中学里就有不少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教 师,我的物理、数学、化学老师都是华师毕业生。虽然免不了受“五七指示”的干扰,虽然语文教材内容左得出奇,虽然政治课的比重很大,但我们那里教学大体上 还算正常。我在班里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想不到校方竟然还组织了一次全校数学竞赛,我在二千多名高中同学中取得了好名次,学校还在校门口贴出红纸喜 报。那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前三名七七年都考上了大学,漆家福现在是北京中国石油大学著名学者,鲁里成是成都铁路局高级工程师,只有我还是个普通教书匠。

在 高中我是学校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各科学习成绩相当平衡,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激励我学习语文和写作的动力有点滑稽,我暗 恋一位女同学,一看到她我心就蹦蹦地跳。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语文和作文比较突出。她那时常阅读的一种文学杂志是上海办的《朝霞》,我总找机会向她借这种 杂志,为了和她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她的《朝霞》我每期必借,借后每期必读;为了能配得上这位天使,我还发愤学习写“散文”,写“诗”,写“小说”。

高 中快毕业那年办大字报,我不知从什么地方东拼西凑“写”出了一组“诗”,还照报纸上“外二首”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大字报贴出来后有同学夸我这几首诗“很 美”,我一发“神经”就寄到了一家小报,没想到报纸编辑比我还“神经”——把我这几首不知哪些地方拼出来的“诗歌”发表了。我在家乡那个小地方一夜成名, 全然忘了这几首“诗”是拼凑的,还装模作样地做起了诗人梦。

中学阶段我偷偷摸摸读了不少“黄色小说”,像《红楼梦》、《水浒》、《西游 记》、《今古奇观》,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还读了不少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各班同学相互交换文学书籍,学校老师 也很近人情,课堂没收的那些“黄色书籍”,只要写份检讨书便物归原主。当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没有压力就读得很从容,读得从容就能品出味道,我自己从阅读 中的确尝到了乐趣,也从阅读和写作中培养了语感,自己对语言的审美能力就是这时候养成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我也写得很勤,写得越多就写得越好,我的作文总 是得到老师的表扬。

上大学后重读自己中学时写的那些东西有些脸红,一想起当年的作家梦和诗人梦就觉得荒唐。华师近几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平 时书房到处堆的是报纸书籍,我抽空把其中有些用不上的家伙扔掉,翻箱倒柜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草稿纸,竟然是三十多年前的烂诗稿。我早将过去已发表和未发表 的少作都付之一炬,没有想到还有这四首“漏网之鱼”。我把它扔到了废旧书报中,太太又把它拣了起来,她认为这几首诗有“纪念意义”。

它们大 概写于74年我高中毕业前后,最迟是在我77年参加高考之前,稿纸的下方还印有“麻城县白果公社夫子河分社”。如果说真要有什么“纪念意义”的话,那就是 这些“诗”能够证明国家对一个中学生洗脑是多么成功:它们完全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而高度肯定集体的作用,把每一个人只当成“革命”的螺丝钉,离开了集体不 仅“孤寂无援”,个体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20岁前我充满了“正能量”,自己的心灵成了国家政治的容器——党给我大脑里填充的都是 “革命”、“斗争”、“批判”、“敌人”之类的“红色”内容,当然还送给了我“幸福”和“自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台湾同胞在受 苦受难”。现在把这几首“诗歌”抄在下面,算是自己高中岁月的留影:

小溪(外三首)

是那么乐观坦荡,它从不担心——

一旦奔入大海将会消失自己的身影;

因为它深深地懂得:

只有投身于大海自己才能获得永生。

孤雁

别怜悯它!让它去哭泣,让它去哀鸣,

平时在雁群中它总以不凡自命;

今天,让它尝一尝孤寂无援的苦头吧,

不然,它怎能吸起逃离集体的教训。

梅花

别误会哟梅花,我来欣赏你,不是

因为你那疏影横斜的瘦诗人风韵,

是我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点疲倦了,

来看看你如何与狂风暴雪抗争……

瀑布

从不悲观失望,更不止步倒退,

尽管过去的道路几经曲折;

为了奔向理想的目标,纵身跳悬崖——

虽然粉身碎骨,却是壮怀激烈!

现 在想来,要不是“碰巧”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必定不去写这些烂诗,中小学要是像现在这样一切为了考试升学,先父必定对我更加严厉,我对读书必定更加讨厌, 我必定宁可当农民工也不愿意继续读书。“棍棒底下出天才”是中华民族最混蛋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领袖真是我的“大救星”,我也深切体会到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二、反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1974年高中毕业,我便成了“回乡知识青年”—— 是个“青年”倒问心无愧,有多少“知识”则只有天知。农村孩子谁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但伟大导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谁又有狗胆不回到这个广阔天地中去呢?即使大城市青年也未能幸免,更何况我这个农村青年呢?

回村务农倒没有什么可怕,那时最可怕的就 是饥饿,劳累加饥饿让人觉得生不如死,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那种苦况。我妈妈把干一点的粥饭留给我和弟弟吃,她总以红苕、南瓜、野菜充饥。家里只有过年才 能吃到一些鱼、肉、鸡蛋,连食用油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年成好的时候供应半斤,一日三餐不管吃得怎样饱转眼就饥肠辘辘。天天中午十一二点和下午五六点时, 我就饿得两眼发花,天旋地转。刚回乡那年夏天“双抢”时节(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我两次饿得昏倒在地。

多亏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我发表的 那几首烂诗帮了自己的大忙。“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县在夫子河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河改道工程,需要会写广播稿又会丈量土方的青年,也就是要“能写会算” 的人,谢谢母校向家乡领导推荐了我,接到通知的当天我就来到工程总指挥部报到。在指挥部里,我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写宣传稿和讲话稿准时准点,算土石方又快 又精细。总指挥朱书记对我很欣赏,他到外面检查工作常常带上我,他的大会发言稿子差不多都由我代写,我俨然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现在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成社会平等的乐园,未经历过那个岁月的青年说这种话是出于无知,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还要说这种话就是无耻。

在 工地上劳动我整月见不到荤菜,顿顿饭都是伙夫剩给我,顿顿我都没有吃饱过。在工程指挥部里天天有鱼肉吃,用餐时可以随便添饭。我的收入也比农民高多了,农 民一天最高只有10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5分钱,一个男壮劳动力一人只挣五毛,用时下的话来说那时很多人是“五毛”。我虽然还不是吃商品粮,但除了每天得 10个工分外,每月还有15元人民币补贴,每天吃饭又不用自己掏钱,每月还能买到一些免票的紧俏食物和用品。当时15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初级工 人一月也只二十多元工资。

文革时在任的领导有很多特权,腐败起来一点也不加掩饰。只要哪位上级领导夸奖某生产队的“芝麻长势不错”,等到榨 油后队里一定会该领导送一担麻油。那时领导干部不时兴包二奶,但很多领导和女下属“心心相印”,某某干部喜欢某某女孩时有耳闻。倒霉的总是“国家主人”, 享乐的从来是“人民公仆”。由于能给领导“提草鞋”,我也算是沾了一点“官气”,我家里从此不受人欺负。工地上各单位都希望我能多报道他们的“先进事 迹”,所以每个小土皇帝对我都很客气。

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指挥部领导对我没有冷眼相看,使我对这些领导格外感恩。与在工地上累死累活 的中学伙伴相比,我的处境简直像梦游天堂。为了报答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常在深更半夜写新闻宣传稿。自己的稿件能被县、地区和省广播电台采用,通讯报道能在 上级报刊发表,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哪怕工作再忙再累,我都要坚持读文学作品,读革命导师的选集,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坚持写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通 讯。

文革时期,我只求能够活命,只希望免于饥寒,哪敢奢望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更没有想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自己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 知道还有其他的“活法”。真诚相信“全世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我当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日子,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 啥”,领导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搀杂一丁点自己的主观意见,事实上我那时一丁点自己的主见也没有,我是领导表里如一的“应声虫”。什么民主体制、思想 自由、个体独立,统统都在我的精神视野之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我的追求目标。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句名言是对现实一种无情的反讽。文 化大革命时农民的生存空间其实极其逼窄。“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差,干得比牛还苦,跑得比马还快”,这几句话是时下人们对跟团旅游的调侃,把它们移来 形容从前农民生活倒更为贴切。“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兄弟,成年累月死死捆绑在生产队里,外出办事还要到大队或公社开介绍信,否则出门以后就寸步难行;精神 和言论空间更近乎零,谁的言谈要是稍微离经叛道,谁要是胆敢和上面“对着干”,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挨批斗,重则坐班房,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我本人也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这辈子我最大的官衔就是 “家长”,兄弟们常嘲笑我怕老婆,很可能至今还是个“副家长”。移河改道工程结束后,我借调到母校教初中数学和语文,我业余写作更加勤奋,发表了一个独幕 剧《拾麦穗的风波》,还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今天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全是图解概念,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文学”根本就 沾不上边。

记不清是七七年下半年什么时候,突然听说大学招生即将停止“推荐选拔”,马上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这个消息是从母校校长口中 听到的,他本人也说自己是“道听途说”,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我对上大学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即使真的恢复高考也轮不到我,“黑五类”这样的后代怎么可能 参加高考呢?在文化大革命前,“黑五类”后代上大学也有诸多限制。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并且我这样的青年也有资格 参加考试,这对我来说是大喜过望。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边工作边看高考相关书籍,记得还看过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汉语语法书。我和身边的 同学都没有把高考太当一回事,尤其是我本人不相信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当时社会上还把阶级成份看得很重。带着无所谓的轻松态度进入考场,自己对考试结果还比 较满意,但不敢像有些同学那样信心满满,同学老师询问时我一概都以“还可以”应付。

考后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村里干部突然通知我去体检,说 是我过了录取分数线。头天父亲逝世,次日就接到体检通知,此时此刻我真是悲喜交集。因历史问题连累了儿子的前程,父亲一直觉得愧对我们兄弟,他去逝时可说 是“死不瞑目”,要是多活一二天他就会带着微笑离开人世。父亲生前不合时宜,父亲去世也不是时候,除了认命他又能怨谁呢?

我高中班主任袁老 师是我们华师校友,到填报志愿时找他商量,他不假思索就叫我填报“华中师范学院”,也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对我描述华师桂子山如何很宁静优美,教 学大楼如何气派漂亮,还说有栋教学大楼是圆顶建筑。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圆顶房子,对这栋圆顶教学大楼自是无限神往。上大学前,我 的梦想就是把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最想进的学校就是麻城师范学校,由于那时麻城县只有这所中专可以转户口,哪还敢奢望读大学呢?要是能被华中师范学院 录取,那我无异于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毫不犹豫,我第一志愿就填报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专业就是我现在供职的中文系。

接到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我 们县里“农业学大寨”,不是在山坡上挖梯地,就是把池塘填起来造梯田,不是移河改道,就是开山辟岭,要么就是筑大坝,现在看来没有一样不是在破坏自然环 境,青山被挖成秃岭,清泉被污染成浊流,活水被弄成了死水。不过,那次移河改道虽对家乡有害,却对我个人“有益”。要不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要不 是我们县里启动了移河改道工程,我哪有机会进工程指挥部写通讯报道?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不是累得半死,就可能饿得半死,我还哪有精力去写诗歌小 说,又哪有心思去演算数学,当然七七年也就考不上大学。我“碰巧”成了那个荒唐岁月的“幸运儿”,这倒应验了“国家不幸诗人幸”的名言,说来滑稽。

三、灰暗的日子:入学与“退学”

考 取大学的几个高中同学都是读理科,只有我一人不仅是读文科,而且还是读师范学院。我们民族自古都讲“尊师重教”,但骨子里却瞧不起教书先生,古代早有“人 到教书尽了头”的俗语,文革中又留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公社书记对一位中学女老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去当营业员”。可见,古人认为无路可走才 会去教书,今天在书记眼中教师的地位比营业员还低。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兴奋几天,就有亲戚和同学给我泼冷水:“干嘛不读理科呢?”“你 怎么喜欢教书?”更有一位哥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该读师范院校。虽然自己还沉迷在作家梦中,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开始多少有点怀疑和后悔。我一遍遍反问自己:是 否走对了道,却入错了门?因为七七年湖北省高考,语文和数学文理科是同一试卷,文理科唯一的分别是前者考史地,后者考理化。我文理基本没有偏科,高中一二 年级理科比文科还好些,后来才阴差阳错想当诗人。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总成绩和分科成绩,估计我的数学分数比语文还高些。高中母校也有些老师认为我不 该读文科,更不该读师范学院。

女人就怕嫁错了郎,男人就怕入错了行。入学前我就对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十分狐疑,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没有 谱,当了作家后是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数,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见过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填报师范学院是一时兴奋,填报中文专业更属幼稚冲动。如果填报志愿时不是 咨询袁老师,也许有人建议我填报经济之类的时髦专业,或填报金融会计之类的挣钱专业。如果我父亲还健在,他也不会让我去做什么诗人梦。选什么专业,报什么 学校,在我的确有点“碰巧”。

看来,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很有点像情场上谈恋爱,没有追到手的才有神秘感,有神秘感才觉得吸引力,牵了手的就成了“家常便饭”,因而也就不知道去倍加珍惜。

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

高 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 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大家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 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娇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 欢。

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了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 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再没有比这更乏味的文学课了。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 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 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

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 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 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 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

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想自杀的极端倾向。

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

原 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 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 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

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 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 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 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 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 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

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持天天跑步,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二年级以后我就觉得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要是糊里糊涂地退学了,以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再考上大学。要不是碰巧遇上刘兴策这么耐心的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肯定潦倒凄凉。患了抑郁症和要求退学这件事,只有我和刘兴策老师知道,今天在这里我向刘老师鞠躬谢恩。

四、实习:丢人现眼

福 无双至,祸不单行。走出抑郁症大约一年多时间,我们年级就开始了教学实习。记得新年开学后的一天夜晚,全年级开实习动员大会,散会后我一个人带着重重心事 偊偊独行。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代课老师,对教学实习本应成竹在胸,照说与那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同学同台试讲我可以稳操胜券。可那年中文系在我老家麻城没有实 习点,全年级同学的实习学校都在武汉市内。和我一起生活三四年的室友,尚且难听懂我的“普通话”,让武汉青少年听我讲课岂不像听天书?

大家 明白,教学实习对师范生来说非同小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还是由学校分配,实习成绩绝对影响以后工作分配的好坏。在一个男权主宰的 社会里,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取向大不一样,“工作”就是男人的“终身大事”——有了好工作不愁没好老婆,就怕有了好老婆却没好工作。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变化 不大,现在的青年男女比我们当年更要“理性”“现实”,因工作而与女朋友分手的男人不少,因女朋友而放弃工作的情种不多。实习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如此重要, 谁还敢对它掉以轻心?实习动员大会的那天夜晚我彻夜失眠。

我们班分为三个实习小组,有个组的实习学校是华师二附中。我们组的实习学校是武汉 粮道街十四中,实习指导老师是教现代汉语的吴永德教授,实习组长就是经常嘲笑我方音的李建国。我与室友邓衍明分在同一个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位数学老 师,也是一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知性美女。邓衍明是我们六班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和这位美男子走在一起,本来就有“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自卑感,加上自 己的“普通话”又说得“太有个性”,因此,与邓兄的积极自信相比,我开展班主任工作不够大胆,内心胆怯做班上的学生工作便畏首畏尾。事后想来,和邓衍明在 一个班实习简直是个灾难,如果与室友王祖国或雷中祥同在一班,我的信心和感觉一定会好许多,这两位仁兄的“英俊”程度与我基本不相上下。

起 初,王迎跃老师对我和邓衍明的态度表面上还算“不偏不倚”,一个星期以后明显就感觉到有点“冷热不均”:对我只是相当“客气”,对邓则颇多“温情”;和我 只谈“工作”,和邓则兼聊“生活”,所以,邓衍明很快就进入了实习“角色”,而我的实习工作一直都“不在状态”。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教 案备好了很快就要登台讲课,课堂教学最能检验师范生的“综合实力”。我讲的第一课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尽管我的教案得到了语文老师和吴永德老师的称 赞,我对自己的讲课还是没有信心。在老家时我口头表达能力其实很强,来华师后被班里和寝室的同学笑怕了,一开口讲话就憋得脸红。一个星期二上午的第一节 课,我一走进教室就很慌乱怯场,一开口同学们就暗暗发笑,一念课文同学们就笑得前仰后合,连我们实习组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知道那节课的40分钟 是怎么熬过来的,从小到大没有像那样丢人过,我真想钻进十八层地狱,无颜面对那些小孩,面对自己的师友,面对江东父老。

下课后吴永德老师把 我叫到实习组办公室,首先肯定了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上完一节课的“勇气”,接着分析我这节课存在的问题。他说主要是方音太重,一读课文同学们就觉得我 的发音很怪,一分析课文学生又听不懂我讲的内容,所以整个课堂不是起哄发笑,就是死气沉沉。另一个问题是我完全没有放松,我的教态和语音都很僵硬,举手投 足都有点怪模怪样。他还在听课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十个字,这些字我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远,如“永”、“玉”、“橘”、“仰”、“菊”、“矗”、“白”、 “纯”、“碎”、“浮”、“默”、“贼”……用了一两天时间,吴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我的发音,有些字音我怎么也读不准,有些字音念准了,整句读起来又 变成了方音。我憋得全身出汗,吴老师弄得摇头叹气;我已经完全绝望,吴老师好像也不抱希望,但口头上还在鼓励我:“别泄气,世上无难事,只怕没恒心。”

登 台讲课两周以后,我班上有一位同学的母亲跑来跟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大吵大闹:“如果还让那个小戴老师讲课,下周我女儿就不来上学了,这个老师讲课她一句也听 不懂。真不像话,让这种人来误人子弟!”这位家长吵架时我正好就在旁边,她并不知道我就是那个“误人子弟”的“小戴老师”,否则说不定她要对我破口大骂。 这一幕不知实习组是否有人看到,这件事我始终没让吴永德老师知道。报喜不报忧的“优点”人人皆有,只是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比我还要在行。

等 “闹事”的家长走后,语文指导老师安慰我说:“小戴,你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你的教案备得非常漂亮,你回到麻城老家一定能做个好老师。”听了指导老师这番 安慰,我真想一头在墙上撞死。一离开麻城我就不想回麻城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话太绝对,我家乡算是穷山恶水,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多弄革命的将军?再说, 上大学前我在老家的“相好”是个武汉知青,我上大学不久她也回到武汉,即使我愿意回老家,她又岂肯再回麻城?

实习的40多天里,我几乎夜夜失眠。

正 当我在讲台上上演“悲剧”的时候,实习组的其他同学正忙着排练“喜剧”。如今不管哪所大学里都是阴盛阳衰,那时我们年级和班里却是男多女少,所以很多女同 学后面都有一群追求者和暗恋人。叶翠蓉同学与我们同在一个实习组,而且她此时又正“名花无主”,实习组里至少有两个老兄正跃跃欲试——李建国和雷中祥都名 列其中。是否付诸行动尚不得而知,但雷中祥喜欢叶翠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雷兄外表谈不上风流潇洒,但骨子里可是柔肠千结,像他这种男人一痴情起来就痴得要 命。只可惜,这位老兄在情场上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我们年级另一才子李旭兄属于同一种恋爱类型:只运球,不投篮。

建国兄是另一 类采花者,头脑灵活,伶牙俐齿,是情场上敏捷的狙击手,谁要是不幸成了他的情敌,即便躺着也要中枪。就算你与恋人正在谈婚论嫁,他也可能从密林里杀出来 “横刀夺爱”。他对叶翠蓉早有“好感”,到实习的时候才露出“苗头”。这家伙在恋爱这种事情上最能“知行合一”,一经决定便雷厉风行。有一天他勇敢地邀叶 “出去走走”,想不到叶翠蓉不冷不热地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好走的。”李兄这位情场上的常胜将军,这次竟然败得一塌糊涂,“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建国兄在宿舍里哭丧着脸倾诉,我们因此为他难过了好几天,后来因此调侃了他一辈子。

说实话,我对叶翠蓉也有 好感。在校念书时,任绍文和叶翠蓉与我们寝室的同学是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参加讨论。任绍文是我们的大姐,毕业前又得知她与熊忠武正在热恋,忠武兄在我们 班上一直威信很高,我们这些小弟弟无不把他视为兄长,因此大家对任大姐可不敢有“其他想法”。叶翠蓉年龄上与我们十分相近,她每次发言都雄辩滔滔,叫人不 得不由衷佩服。聪明的女孩很多,纯朴的女孩也不少,又聪明又纯朴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好找。

当然,我对她的“好感”更多是对她才华的欣 赏,那时我早有自己的“相好”,即使没有“相好”也不敢吃天鹅肉,比起她的口若悬河来,我是个结结巴巴的笨蛋。顺便说一句,从王玲玲大姐到王莹丽,我们六 班的女同胞毕业以后,在家里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可惜只有任绍文一人成了我们的“嫂夫人”,其他所有人都成了人家的新娘。在我们六班开花,在其 他地方结果,情何以堪!当然,造成这种局面双方都有责任,我们男同胞不敢豁出去“冲锋陷阵”,女同学又不愿放下身段“暗送秋波”,一方少了点勇气,一方多 了份矜持,所以“两好”最终不能合成“一好”。悲催!

言归正传,还是来说说与我同在一个班实习的邓衍明吧。姓邓的这混蛋是那次实习最大的赢 家,他实习成绩门门优秀早在预判之中,抱得美人归实出意料之外,让自己的指导老师自愿降格为自己的女朋友,情场上这般手腕我心悦诚服,这小子脸蛋“好”外 加演技“高”,除了服输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实习小组唯一的输家,组里所有同学的实习成绩不是优秀就是良好,只有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合 格”。雷中祥和李建国实习都上佳的表现,情场失意不过是“题外损失”,热恋和失恋只算实习的“场外花絮”。回校那天我与实习组长建国还大吵了一架。然而, 吵架归吵架,成绩归成绩,如果较真起来,我的实习成绩可能还不够“合格”,我不只拖了全实习组的后腿,也给母校华师中文系丢了脸。老祖宗传下“丢人现眼” 这个成语,好像专门为我这次实习“量身定制”。

实习归来,十分迷惘。当作家对我已是浮云,当教师也变得希望渺茫,我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路在何方?”

五、考研:无奈之举

据 传,海明威曾半是自负半是俏皮地说过:天才写,庸才教,蠢才听。我至今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也许是别人添油加醋的附会。不管是出自何人之口,这句话并非 完全胡说八道,学术与创作虽然没有可比性,但研究李白的学者与李白本人,其意义和地位显然不在一个层面;靠讲授海明威混饭吃的教书先生,又哪能与海明威本 人同日而语?当然最高层次的思想家容当别论,作家和诗人更新我们的感性,思想家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过去我没有想过要考研究生,更没有想到要 “搞学问”,既没有这个野心,也没有这份才气。我的人生理想是到报社当记者,心有余力再写点小说和诗歌,从没有把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选项。直到现在我还是 认为,无论教中小学还是教大学都没有什么意思。法国古代有一则笑话说,某人打听一位老朋友的近况,别人回答他说这位老兄不是死了,肯定就是教书去了。可 见,“教书”和“死了”没有太大区别。

我为什么最后想到要考研究生呢?说来心酸。

大学四载,与室友免不了偶有碰撞,但和大家 相处得相当和谐。班上的许多同学,或对我生活多有照顾,或对我学习很有帮助,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温暖。室友中和王祖国交流最多,一是我觉得他比较聪 明,大家都戏称他“黑格尔”,他也觉得我不是太笨,彼此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二是他基本能听懂我说的“普通话”,所以很少嘲笑我的麻城方音,与他交流起来 比较轻松随便;三是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孤僻,在年级同学中不是那种台面上的“名流”,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在一起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因此,同寝室三四年来彼 此形影不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从个性上说,我喜欢并渴望和同学们交流,可是,我在教室和寝室只要一开口,我的方音就会引来嘲 笑,越被人嘲笑我就越不敢开口。有一天学英语学烦了,室友刘国斌对我说:“建业,干脆你把麻城话教给我吧,我听你说话和听英语差不太多。”为了避免被同学 模仿成为笑柄,每天早晨背古文和英语,我总是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至少要“侦察”一下左右有没有同班或同年级同学,这才开始朗诵和背诵,很长一段时间我一 人跑到元宝山将军村背书。有一次我在寝室背刘禹锡的《乌衣巷》,一不小心让李建国听见了,姓李的模仿能力又很强,当天夜晚熄灯后他便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 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逗得寝室的兄弟们哄堂大笑。又有一次我在学生寝室五栋前面的树下朗读徐志摩诗歌,又被李建国“偷听”到了,他 夸张地模仿我那种独特的麻城方音,“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只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柔”,反而让人大倒胃口。

现代汉语这门课的普通话部 分,对我来说是不可翻越的“蜀道难”。朱道明老师教我们普通话,记得有一节课她老人家点同学们起来朗诵课文。李建国的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那天我叫他坐在 我旁边,轮到老师点我的时候,他细声念一句,我大声跟一句。朱老师还不知道我们在作弊,她以为是旁边的同学在说闲话,马上说:“大家不要说话,听建业同学 朗诵。”李建国一“不说话”,我也就“不会说话”。周围的同学都抿嘴哧哧暗笑,那尴尬的场面叫人无地自容。

班上同学拿我的方音开涮已成习 惯,我被调侃多了也感到比较“自然”。开始对调侃我的同学十分恼火,调侃久了就变得非常麻木。但是,同学们的调侃可以满不在乎,以后的工作难题又如何面 对?特别是实习铩羽而归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异常严峻。我对自己能否当个好老师毫无信心,去行政部门做秘书又很不情愿,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活命”的生存压 力,自己不愿再回到衙门里当领导的马屁虫。

左思右想后才决定考研究生,读研究生后人生或许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将来的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实话实说,考研究生是我在穷途末路时的无奈之举。

能 否考取研究生尚属未知数,但大三以后我有些有利条件。譬如,英语我已经从慢班进到了快班。我托王玲玲大姐从北京带了一本《英汉小辞典》,那本辞典共 10000多个单词。白天拼写单词,就寝后在床上默背,背了忘,忘了又背,大约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从第一个单词背到最后一个单词。这些单词后来成了我阅读 英语专业文献的基础。我学的虽然是哑巴英语,但阅读文献大体还行。三年级下学期我读了多本英语简写本小说,记得第一次读懂这种简写本小说时,我自己不知有 多高兴。英语是读研究生的拦路虎,此时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困难。

专业课我虽然常常喜欢逃课,但每次逃课都是在图书馆看书。与现在大学生只看 教科书大不一样,我们七七级同学专业基础课都学得还比较扎实,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大家都读了不少经典名著。古代文学几个任课老 师的课堂教学都很吸引人,由于自己过去喜欢写诗,所以对唐宋文学稍稍熟悉一些。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课,我们班的同学特别重视,彭立勋老师讲美学后还激发了 大家学美学的热情,李泽厚《美的历程》刚一出版,我就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还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蹭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室友王祖国喜欢看理论书 籍,对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我后来理论兴趣的养成,既有时代风潮的鼓荡,也有老师在课堂上的指引,还有王祖国这些同学的影响。

当时准备考研究生不是因为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不是因为有强烈的学术追求,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人生出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和俗人,未曾立志搞“大学问”,只是决心过“好日子”——这才是我报考研究生的宗旨。

哪知天遂人愿,我又碰巧考上了!

读 研究生后我才惭惭明白自己喜欢干什么,自己能够干什么,社会需要什么。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百无一能的书呆子,喜欢读书却没有才气,想搞创作又缺乏想象力, 从此不再天马行空地幻想。逃避教书最后又不得不回头教书便是我人生结局。《警世通言》中那句名言道尽了人生的无奈与辛酸:“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六、人生:一切都由上帝说了算

一 位法国思想家认为人的一生全由“偶然”组成,“荒谬”就是人生的本质与真相。细细想来,从出生一直到坟墓,我们从来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父母还没有与我 们商量的时候,就把我们给生下来了;还没有经过自己签字同意,我们就被迫到火葬场去报到;假如我们不想在此时此地出生,假如我们不想患上癌症怪病,假如我 们不想穷困潦倒,假如我们不想要这对狗男女做自己的父亲母亲,假如我们不想做男人或不想做女人……所有这些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一切都要等老天——或上 帝——说了才算。

单说我个人吧,我一生的每一步都是“碰巧”——要是高中时我喜欢的那位天使不爱文学,我肯定就不会发愤学习写作;要是我办 墙报时拼凑的那几首烂诗没有被小报发表,我肯定不会幻想当什么作家诗人;要是不曾幻想当作家诗人,我肯定不会填报中文系;要是我在中文系读书时能言善辩, 我肯定不会去报考研究生;要是没有去读研究生,我的人生肯定就是另一种“活法”……

前天我读到的一篇科普文章,统计了世界上三百多名百岁以 上的寿星,发现这些寿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他们之中有人喜欢大睡懒觉,有人喜欢跑步锻炼,有人喜欢吃肥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喜欢早睡早起, 有人却是地道的夜猫子。医学家现在发现寿命的长短,约70%取决于各人先天的遗传基因,约30%才受制于后天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就是“碰巧” 吗?你“碰巧”遇上了什么样的爹妈,他们就会赋予你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在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国家的未来尚且没有什么确定性,个人的 未来更难有可以把握的预期。一个领袖的个性就能决定社会的风尚,一场政治风波也可能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此刻正刮着北风,没准下刻吹来东风,谁知道呢?难 怪,人生的规划往往都变成了人生的笑话:盼长生的最后短命,希富贵的反而贫困,想高升的后来贬官,求美名的最终臭不可闻……当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下 注,但掷色子的上帝才决定输赢,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极大的偶然性,“碰巧”左右了我们的一生。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在人生的赌场上也没有任何胜算,“谋事在 人,成事在天”,这是他对老天的埋怨,也是他对人生的哀叹。

不仅成败充满了偶然,婚姻也完全由于巧合,姻缘就是男女之间的“碰巧”和“偶 然”。人们常说的男女“终身大事”,其实比大妈上街买菜还要随意、随机、随便,每人组成家庭不是在自己同学同乡同事中“就地取材”,便是托身边的亲人熟人 帮忙介绍,大妈上街买菜则到蔬菜市场上货比三家,她可以精明地讨价还价,还可以冷静地任意挑选。除非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贫困 的年代,否则,蔬菜的货源比男女“对象”的“货源”要充足得多,因而买蔬菜比谈朋友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必然是一种人生的遗憾:当 我们结婚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应找什么样的人;等自己明白应找什么样的人时,我们通常又不可能再去结婚。婚姻是上帝为青年男女“乱点鸳鸯谱”,所以,有 时“碰巧”鲜花插了在牛粪上,有时“碰巧”武大郎娶到了潘金莲。

既然人生的成败、穷达、祸福、姻缘、寿夭,全都决定于一些偶然的“碰巧”,只有白痴才会为得失而焦心,因穷通而烦恼。无忧无虑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才称得上世间的“通人”和人生的“达者”。

兄弟们,七七年我们“碰巧”搭上了时代的“便车”,这才有缘聚首华中师大桂子山头,沐南湖雨露,染桂子清香,让我们珍惜自己的过去,也珍惜自己的现在吧。我们这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一生,如果赢了,别得意;如果输了,别在意!

附记:

“七 七级”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完,人生苦乐也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无”,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不知从何说起。去年毕业30周 年聚会上,同学们一致决定要编一本纪念文集,聚会一散“决定”便成了“不定”,纪念文章自己也迟迟没有动笔。4天前,王泽龙兄在餐桌上向我催稿,说《广西 日报》社长李启瑞同学对此非常热心,文集将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我这几天昼夜奋战,匆匆草成此稿,以此纪念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感谢当年的受业老 师,怀念桂子山上的同窗。

       2014年月18日深夜2点

作者: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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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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