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富裕而又野蛮的中国

来源:腾讯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2-19,星期四 | 阅读: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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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中国才开始讨论文学要不要有人性,过去都只去谈阶级性。回归人性的生活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太正常的一件事,但80年代那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每个人充满激情,又充满纯情。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物质诱惑,人与人之间从“文革”期间的互相残害,互不信任,到开始互相传递爱,每个人互相鼓励说真话,充满着理想要改造这个社会。我在小说中用了很多词来形容那个时代,那时坐下来喝酒就谈诗歌,谈文学,谈社会,那是你无法想象的年代。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野夫坐在咖啡馆的一面红墙前回忆往事,香烟蒂被一个接一个地拧进烟灰缸。他在谈论1980年代,并将之称为“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

“你想象你是一个孩子,”这位1962年出生的作家说,“在人性扭曲的年代成长,你被捆着长大,好不容易进入80年代,那完全是被松绑的感觉,突然精神上的绳子给解开了。”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双臂,然后又释重般伸展开来。

如果仅仅将这番话视为对青春时光的缅怀,显然并不公允。在野夫的童年记忆中,母亲一直活在右派的阴影下,父亲则在煤矿上接受批斗。1980年代中期教育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教改惠泽野夫,使其与一批作家得以进入大学。当1990年代开始,属于野夫的浪漫而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终结。

野夫描述今日中国为“富裕的野蛮国家”,“物质”且“拜金主义”——尽管他并非市场经济的失败者,恰恰是由于出版业松动,他才在出狱后成为书商,摆脱生活困境。但显然,他更愿意用精神而非物质判断一个时代是否丰沛。他仍旧怀念1980年代,那时人们清晨就在新华书店前排队买萨特的书,谈论哲学、诗歌、爱情。或许正因如此,他将自己最近出版的小说命名为《1980年代的爱情》,并在代跋里写道:

“怀旧,是因为与当下的不谐。我这一代人之所以始终无法超越80年代,也因为那个光辉岁月,给了我们最初的熏陶和打磨。那些被发配流放和无视的长辈,都活在那时。他们给了我们认识世界的遗训,使得我们不再蒙昧于天良。而今,那一代已经凋谢殆尽,而我们也开始要步入残阳斜照了。”

那会儿以谈诗为时尚,现在谈诗大家觉得有点傻,就是这么一回事。

问:你将1980年代放在新书的标题里,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意思?

野夫:首先我们这一代60后的青春正好是80年代,在个人记忆中青春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但更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青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我把80年代定义为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因为从辛亥革命之后所谓的军阀混战,到外敌入侵,整个国家都在战争状态中。到了四九年之后国家貌似统一了,战争仿佛结束,但是无数的运动又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比如说,饥饿、反右、“文革”。整个80年代突然把绳子给你解开了,你精神上的绳子也解开了,你身体的绳子也解开了,也开始吃得饱了。

80年代的中国才开始讨论文学要不要有人性,过去都只去谈阶级性。回归人性的生活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太正常的一件事,但80年代那是全国的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

每个人充满激情,又充满纯情。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物质诱惑,人与人之间从“文革”期间的互相残害,互不信任,到开始互相传递爱,每个人互相鼓励说真话,充满着理想要改造这个社会。我在小说中用了很多词来形容那个时代,那时坐下来喝酒就谈诗歌,谈文学,谈社会,那是你无法想象的年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像今天崇尚名牌,崇尚香车宝马,我们那个年代崇尚诗歌,而诗歌是最没用的东西。那时新华书店没开门(我们)就守着排队,萨特的书一印出来,全国发行50万册。那会儿坐下来一谈,你没读过萨特,没读过尼采,没出息,是这样一个时尚。

问:很奇怪,像“文革”有整整10年,造成了那种伤疤这么快就修复了,大家已经不恐惧了,彼此之间开始信任,这是怎么做到的?

野夫:可能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个时代坏到极致,大家自我良知都要觉醒。

问:当时,刘道玉校长怎么把你选到武汉大学的?

野夫:1985年刘道玉搞教育改革,就在武大招作家班。这个班的概念是凡没有本科文凭,但已经在社会上有创作成绩的都可以来报考。报考资格是交一部(已发表的)作品,然后还考文化课。我们当时考政治、英语,文史哲的一张通卷,然后再就是一张文学通卷。文化课考试在打分上只占40%,交的那批作品评分占60%。

武大是80年代特别活跃的一个大学,活跃程度超过全国很多大学,刘道玉校长思想非常开明,当时学校自由空气也非常好,聘请校外很多名人来讲座,很多学生都扒着窗户在那听。

易中天上课我记得最清楚,里面没有空的,好多人都拎着寝室配的小板凳去,走道上全部是人,最后窗户上趴人,就这样听课,今天我不知道大学还有没有这样的景观。我们喜欢他,因为他敢冷嘲热讽。

问:嘲讽谁?

野夫:时事。他那个刀子嘴,那会儿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那也没谁管他,也没谁打小报告。

易中天好玩,他开课讲《文心雕龙》,不考试,每个人自己下去写一篇文章交给他,就作为考试。我听课他并不认识我,他在台上,下面几百人听他的课,他哪儿知道我。当时我欣赏这个老师,有心想要交他做朋友,唯一的手段只有让他记住我,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交上去,易中天给了我95分,然后就让学生干部请我到他家去做客。

问:我看过那段,他家没有客厅,你俩只能坐在床边聊天。

野夫:很小的房子,从此就成了莫逆之交。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问:我记得有句说80年代的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尿都来不及,每天都在想创新。

野夫:我在武大就曾经为了创新而创新,写了一个小说叫《迷失》。那会儿写在稿纸上,叙事在2/3的这一边,右边是诗歌,排着占1/3的版面,等于说这个小说就像音乐的副调,一边叙事像主旋律,一边诗歌是和声。当时校刊要发表,请易中天点评,他专门约我去谈话,说这个小说确实这种形式现在没有,创新很有意思,故事元素也太好了,但是你没写好,就这样发表可惜了这个题材,所以我(易中天)不仅拒绝给你写评论,而且建议一定要修改过后再发表,否则浪费了这个题材。这个手稿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问:北岛有一次说70年代其实是潜伏期,上山下乡之后那一段对青年的思想管控其实比较小。

野夫:这个言之成理,“文革”最残酷的是前半段。“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外逃事件,中国人连精神层面都垮了,70年代的人开始思考,反思前几十年的中国道路,然后开始到处找书读。

当然北岛也好,王朔也好,这些北京作家,他们得风气之先,因为最早其实在70年代人民出版社都有内部发行的书籍,他们最先看到,当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阅读这些书了,那当然在80年代爆发就比我们来得快得多。我到1979年第一次读《基督山伯爵》,那时早已经从批判江青那些文件知道江青看这些书,后来终于有一个干部从武汉带出来了,借给我们寝室。我们有4个人想读,但只给我们24小时。我们4个连轴转,我读完第一册已经到晚上9点了,把你叫起来,你读,然后我又开始读第二册,读完到3点叫另一个,就这种。

本质上不太一样,就是整个精神层面是颓废的。

问:有人说80年代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基本上知识分子的思维都具有公共性,你怎么看?

野夫:不能说所有的,但80年代确实很多人有天下情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造它来的。今天这样一种东西变成了被人嘲笑、诬蔑的东西。这是这个民族应该值得敬重的一种情感。这个民族有问题,有担当,有责任感,有追求,有理想,这个民族才有救。如果大家都没有了,网上我们见更多是谈谈美食,秀秀名包,秀秀走到哪的风景,歌颂集权,这个民族有什么救呢?要么变成郭美美,要么变成司马南,这个民族就彻底毁了。

问:你在1990年入狱?

野夫:对。

问:然后1995年出来。那个时候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吗?

野夫:很不能适应。80年代口袋藏一个牙刷,就可以到朋友家混吃喝。朋友见到了,就在路边摊两个凳子一个炉子,就一碗炉汤喝酒,大家特别开心快乐。等到1995年出来的时候,朋友首先请你上餐馆,请你上完餐馆后说,哥们儿洗个头去吧。洗头就是提供性服务,朋友之间请小姐的。

我有一个未完稿,叫《我不是归人》,现在还没有时间把它写完,就是释放了貌似回家,实际回不到这个社会。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感觉,没有方位感,整个时代的火车已经过去了,就像我小时候,荒山野岭一个人,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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