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创立中国考古学的外国人

来源:人民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2-10,星期二 | 阅读:1,239

[摘要]安特生开始挖掘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上世纪初,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安特生来到中国后,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还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并因此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

是动物骨骼化石,还是鸡骨?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不到40岁,就已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学者了。他曾去过北极与南极考察探险,而他除了钻研地质学之外,对考古也有着极大的热忱。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千里辗转进入中国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前往中国内地。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艰苦考察后,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安特生受邀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第一年,就发现了一处大型铁矿。他因此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并顺利得到中国政府的续聘。

随着1916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的成立和此后的发展,一系列令人激动的发现接踵而至。当年4月,地质调查所的第一批毕业生结业并参加田野考试。6月,安特生赴山西考察,在古生物研究方面有了重大发现。

1917年,安特生继续为中国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安特生被告知许多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遂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他给他的朋友拉各雷留斯写信,希望得到相关资助。拉各雷留斯欣赏安特生的计划,开始为安特生在中国的化石采集募捐(1916至1926年间,安特生采集的大部分化石,以及他的合作者师丹斯基采集的部分化石,均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但是研究结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某些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须送还中国。同时丁文江还提出了把中国学生送到瑞典进修的建议。这是后来制定有关安特生史前考古发掘品协议的重要蓝本。

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化石地点,并开始大量收集信息。同时,他与相关的研究同行,比如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积极保持联系。步达生后来帮助安特生做各地人骨的鉴定工作。

1918年,安特生继续寻找铁矿,终于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发现了烟筒山铁矿。由于靠近现成的交通网络,采矿可以马上取得效益,因此安特生受到中国方面的极高赞誉,这也为他在中国寻找所谓“龙骨”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1918年3月,安特生骑着毛驴,起早赶晚到周口店,在这里考察了两天。安特生来到鸡骨山的时候,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山体。安特生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啮齿类的数量很多。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

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对安特生来说,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但初次发掘的收获并不大,安特生没有发现更特别的东西。

一枚牙齿引发的大震动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当时,他打算与安特生合作3年,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样,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的名字也与周口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安特生在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中这样写道:

“正当我们发掘(鸡骨山)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呆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于是我立即向那个人作进一步的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住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那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走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走后,师丹斯基继续在周口店待了几个星期才结束工作。这个地点试掘的初步报告于1923年发表。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在堆积物中含有石英碎片,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安特生恰恰是根据这一现象推断我们祖先的遗骸就埋在这里。

虽然发掘并没有十分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安特生对周口店没有丧失信心。1923年秋,他要求师丹斯基再次去发掘那个新地点。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所以,师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之后,就结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1924年1月起,师丹斯基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

1921年和1923年的试掘,没有立即达到安特生的预期目的——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遗骸。然而,其实他已经与“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是类人猿的,不属于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在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玛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试图证实刘长山的发现并确认发现地点。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

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从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借来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及同类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9月4日,安特生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以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王太子在5年之后的1926年终于来到中国,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样,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这并没能成为现实),而且还催促部长通过继续任命安特生为矿政顾问的安排。

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同时,在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在中原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之前即有类似“蛮夷”的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却了无记录。鲜为人知的史前史的发现,向正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安特生发现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后,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事实上,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

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并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

1924年五六月间,安特生的考察团在辛店遗址开始发掘,同时发现半山地区的遗址,以及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

可以这样说,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

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

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

1926年~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对安特生的崇高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中,安特生被冠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罪名遭到批判。“拨乱反正”以后,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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