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卡夫卡

译者:shanmididi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1-27,星期三 | 阅读:1,425
原文:A Different Kafka by John Banville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原作者:John Banville
  • 《卡夫卡——决定的年代》(Kafka: The Decisive Years)
  • 作者:莱纳·施塔赫(德) 译者:谢莉·弗里希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卡夫卡——认知的年代》(Kafka: The Years of Insight)
  • 作者:莱纳·施塔赫(德) 译者:谢莉·弗里希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弗朗茨·卡夫卡:羞耻与内疚的诗人》(Franz Kafka: The Poet of Shame and Guilt)
  • 索尔·弗里德兰德   耶鲁大学出版社

汉斯-格尔德·科赫, 哈根·弗朗茨·卡夫卡(最右),及右起,秘书朱莉·凯瑟,姐姐奥特朗,堂妹伊尔玛,女仆玛瑞卡,摄于波西米亚的祖劳附近,1917年

我们该如何解读卡夫卡?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解读不会是他对自己的解读,至少不是他想要我们相信的他对自己的解读。在一封写给其长年饱受折磨的未婚妻菲利斯·鲍尔的信中,他宣称:“文学构成了我;除此之外,我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这是他在成年之后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也是他在自1916年8月起开始记录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日记中所阐述的:“我对于描述我梦境般内心生活的嗜好使得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的生活已经可怕地萎缩了,还在不停地继续萎缩。”

当然,卡夫卡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自认为是其艺术的殉道者的作家——想想福楼拜,想想乔伊斯——但是他对于自己角色的想象始终如一,这却异乎寻常。还有谁会像他一样虚构出恐怖小说《在流放地》中重点描写的酷刑刑具,在罪犯的肉体上用金属笔刻下一句话——最恰当的字!——也是对他们的刑罚?

他自视为备受折磨的艺术家,同时他也认为他的困境在于作为一个人面对无情的充满敌意的世界要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健康和理智,这两个看法紧密结合,相互加强。在人类的哀歌史上,从约伯和耶利米,到贝克特的无名氏,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和写出了《判决》,《致父亲书》,那些日记,还有和菲莉斯·鲍尔,情人米莱娜·耶森斯卡,以及他的朋友马克斯·布劳德[1]的通信的作者相比,能如他一般全心全意、满怀活力、敏感细致地致力于长久的悲叹。

有些时候,无数这样的时刻,这个至高的讽刺作家似乎意识到他无休无止的抱怨也具有喜剧性的一面。在这些时候,他向我们闪现的冷漠而自我嘲讽的笑容,就变得特别不可抗拒。我们也会想到那个著名的事件,当时卡夫卡正在向一群布拉格的朋友大声朗读《审判》的头几页,他笑得如此厉害,不得不暂停了好几次,而他的听众们也“不可遏制地”大笑,尽管布劳德称那是“最为沉重的一章”。那一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尽管卡夫卡的作品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还有什么别的作家塑造出了让人一眼就能识出作者的文学景观?——而作为艺术家,他却被普遍认为是一块纯净的白板。索尔·弗里德兰德在他的短篇研究《弗朗茨·卡夫卡:羞耻与内疚的诗人》中,引用了美裔德籍评论家埃里希·海勒对卡夫卡的描述:“文学史上创造了最晦涩的清澈的作家”,接着他评述了卡夫卡文字中的晦涩如何使他被视为

神经质的犹太人,宗教分子,神秘主义者,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秘密基督教徒,诺斯替派教徒,弗洛伊德主义的反父权派的信使,马克思主义者,典型存在主义者,极权主义或大屠杀的预言者,极端现代主义的形象代言人,等等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批评家和评论家将卡夫卡在根本上看作是其时代和环境——二十世纪早期的中欧——的产物,弗里德兰德颇具见地,指出了表现主义和当代玄幻文学作品如古斯塔夫·梅利克的《傀儡》对卡夫卡的文学感受力具有持续影响。事实是,卡夫卡从头到脚,直到因患肺结核而肿胀的手指尖,都是布拉格的儿子。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无沮丧地说,这座城市生有利爪,不会放手让他离开。对他自己,对他的出生地,他都一清二楚。

* * *

莱纳·施塔赫在他正在撰写的卡夫卡传记中,力求对他的主人公及其生活和工作的时代和地点也要具有相似的熟悉程度。施塔赫雄心勃勃,又谦逊得令人钦佩。他告诉我们,他希望体验“作卡夫卡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也表示即使是再“靠近一点点”的努力也是虚幻的:

方法论设下的圈套一无所用;知识编织的捕笼全无所获。那么我们所有那些努力究竟实现了什么?弗朗茨·卡夫卡的真实生活?当然不是。只是对其稍纵即逝的一瞥,或长久一点的凝视,是的,或许这是可能的。

这种谦逊并非虚假,但却用错了地方。到目前为止,这部最新的卡夫卡传记已出版了两卷。《决定的年代》是第二卷,《认知的年代》是第三卷;而讲述卡夫卡1910 年之前生活的第一卷,却暂时搁置,施塔赫正满怀希冀地等待——可能会是空等——目前存放在以色列的马克斯·布劳德手稿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能够公开;不过,这部书已经确定将于2014年出版。

就我们已有的这两卷来看,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传记,可以与理查德·埃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乔治·潘特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莱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竞相媲美,甚至还可能高出一筹。事实上,在这部书中,施塔赫确实体现了真正的独到之处。[2]通过不知疲倦的学术研究,异乎寻常的情感相通,以及可以称之为激昂流畅的笔调,[3]他真正让我们感觉到了“作一次弗朗茨·卡夫卡会是什么感觉”。他为自己设定了召唤整个世界,概括整个世界的普鲁斯特式的使命,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使命。其成果就是对最为经久不衰、神秘莫测的文学大师的一幅怪诞的近距离肖像画。

施塔赫的一部分方法就是对传记的事实与卡夫卡作品中自传性质的段落之间做点对点的对应——卡夫卡无处不是自传性质的,虽然他过分小心地试图掩盖那些痕迹。施塔赫赞同卡夫卡对心理学的摒弃,乃至不屑一顾,并在工作中保持一种认识论的方法,严守他确知的事实——他知道很多事实——从不像许多传记作家那样沉迷于天马行空的猜测。 [4]

有时,他会故意退后一步,以便于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呈现卡夫卡的生活和工作的某一方面。例如,在第三卷,他对其散文断篇《中国长城》所做的精彩诠释。这篇作品的侧重点不是颁布命令修建长城的皇帝,而是建筑物本身。长城的修建“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彼此相隔的个别部分”。施塔赫指出,卡夫卡正是使用同样的方法组装了他的小说,尤其是《审判》。关于长城,施塔赫写道:

除了那些最高的指挥人员,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工程的进度;甚至连到最后工程完成了,一段段城墙之间的缺口能否填满都并不清楚。城墙永远都没有完成,仍然是一个由个个片段组成的片段。

长城就以这种方式,与“被定性为‘卡夫卡的世界’或‘卡夫卡的宇宙’的特色的元结构”相符合。

* * *

第二卷《决定的年代》一开篇就令人兴奋。1910年5月,哈雷彗星正在接近地球。“几个月来,新闻报道都在警告可能的撞击、巨大的爆炸、火焰风暴、潮汐,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5月18日,也就是彗星或者撞击地球碎成粉末,或者与地球擦身而过的那一天,兴奋的人群把布拉格的街道和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而人潮中有一个“精瘦的男人……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个头”。人们不禁会怀疑,卡夫卡对天体撞击的威胁究竟会有多少关心。如果从表面上来阅读他的日记和信件,我们会认为他对当时的重大事件极其厌倦,漠不关心。例如他在1914年8月2日写下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日记:“德国对俄宣战。 ——下午游了泳。” 对此施塔赫采用了他一贯的精细风格:

卡夫卡逐渐被视为无视现实、疏远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少关注重大损失本身——即使这种损失是灾难性的——他更关注的是更为重要的这些损失的意义,以及它们如何揭露了整个时代的本质。伟大象征的衰退,传统的终结,金字塔尖顶被削除(如斐迪南大公遇刺及随后奥匈帝国的瓦解)——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

哈雷彗星造访那年卡夫卡27岁,而正如施塔赫带着暗藏的苦笑所写的,“从他已发表的15页纸里来看,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会有所成就”。这些迹象并非每个人都能发现,卡夫卡作品出版受挫的冗长过程读起来令人十分泄气——不过,替他的出版商说句公道话,他肯定很难对付。但尽管他又缺乏自信又难以相处,并不代表他漠不关心。 “认为他不关心公众对他作品的反响如何”,施塔赫写道,“觉得他对褒奖和批评都刀枪不入,是不正确的。” 确实,看起来在一战期间他雇佣了专门制作剪报的机构,这样就不会错过公众对他作品的即使是最简短的提及。尽管如此,他对于世俗的功名仍然未存不实的幻想。他带着忧郁的幽默感评价他的第一本书,一本名为《冥想》的薄册子:“安德烈的店里卖出去11本。我自己买了十本。我很想知道是谁买了另外那一本。”

他的大部分精力,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都致力于将自己与世界的侮辱隔绝。施塔赫写道,在这个过程中,他

建立了一个执念的系统,将在自恋的意义上丰富他的人生,却会消耗掉他所有的生命力。他的小说《地洞》对此是一个生动的象征:一个生物为了能自给自足而把自己封闭在地洞里,永远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因而注定要处于永远的警觉当中。一切都是威胁,到处都是弱点。处处不能放松警惕,每次疏忽都会受惩罚,一处漏水船就会沉没。如果一切都无法进入, 所有的缝隙都被堵死,那么也没有什么可以逃出。他在日记中精炼地记述道,“我的牢房——我的堡垒。” 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但究竟是什么迫使他进入自己的地洞,卷缩在克尔凯郭尔式的恐惧和憎恶中?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异类,几不成人,如尼采的一位朋友形容尼采一般,是一个似乎来自绝无他人居住之地的生物。为什么?为寻找答案,我们回到埃里克-海勒(Erich Heller)对卡夫卡文风优美的描述:清晰而晦涩。德语母语者们向我们证实卡夫卡的德文有种清澈的美以及无可比拟的纯粹、简洁。但他的语言,如弗洛伊德一般,给人一种明显的云山雾罩的感觉。他的行文如叶芝的诗篇《1919》中洛依·富勒(Loie Fuller)的中国舞者一般,“编织/一张闪光的网,流动的缎带”,在网中的舞者看起来不过是忽隐忽现的影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总有未言之意。而未被言说的是什么呢?

* * *

索尔·费里德兰德对答案有着强烈的怀疑。他优美地形容卡夫卡为“自身紊乱而造就的诗人”,并坦陈了他的看法:

这些日记和信件足够清楚地表明——除了对他的写作,即他的个人存在其本质的持久思考——卡夫卡一生中大半时光折磨他的是性的问题。

之后他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坚持认为“除占有首要地位的写作之外,性的问题成为卡夫卡一生中最常萦绕在他心头的思绪”。那么又是哪一类的性问题?“所有资料都表明……他的负罪感并非与他这一方主动采取了什么具体行为有关,而是关于幻想,关于他想象中的性方面的可能”。而这些可能性,费里德兰德认为,是同性恋性质的。

在《洛丽塔》的故事中颇为激烈的一段里,亨伯特·亨伯特暂停叙述猜测说,到现在他那可敬的读者大概眉毛已经移动到那日渐光秃的脑袋的后脑勺那儿了。毫无疑问,费里德兰德的论点对卡夫卡的众多崇拜者们也会有同样效果。因此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费里德兰德绝不是那种煽风点火、渴求终身职位, 靠丑闻出名的年轻学者。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名誉退休教授,1939社团捐资设立的大屠杀研究讲席教授;2008年他因《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一书获普利策奖。

他出生于布拉格,人生经历某些方面与卡夫卡颇有些相似:他的父亲在查尔斯大学学习法律,之后也如卡夫卡般成为布拉格一家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并且同样遭逢悲剧:“像卡夫卡的三个姐妹一样,我的父母也在德国集中营中丧生。”不过,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回响

不会促使我去撰写一个与我的领域——历史——相隔如此之远的主题,若不是有些特定的问题几乎无人提及,而我却认为足够重要,应该在一篇传记文章中提出来。

这让人想起在皇帝穿着看不见的新衣装作窸窣有声地走过时忍不住说出实话的小男孩——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个故事里,这一位皇帝千方百计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秘密穿着的华丽衣装。

费里德兰德的观点主要建基于小说作品中的证据支持,不过他也研究了马克斯-布劳德在出版的信件和日记中做出的某些删节。比如,1922年2月2日的一篇日记。费里德兰德写道,对于这篇日记,布劳德“在英译中做了删改”,但是在德语版并未做改动。下面是卡夫卡写的原文,方括号中是删节部分:

早上去坦尼斯坦的路上很挣扎,看跳台滑雪比赛的时候很挣扎。愉快的小B,如此纯真却被我的不散阴魂笼罩,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尤其是他那伸长的腿,穿着卷起的灰袜],他那漫无目的游荡的目光,漫无目的的谈话。想到这些我突然意识到——但这已经是略为勉强的想法了——他本来是想到了晚上跟我回家的。

在日记中仰慕的眼光还投向了另外几个英俊的瑞典年轻人。当然这些并不能确实证明什么。不过也许最关键的是布劳德认为有必要做出这些秘密的删减,因为这表示他对朋友的性取向确实有所怀疑。

卡夫卡研究学者马克·安德森认为,“卡夫卡极不可能曾经考虑过同性关系的可能性。”[5]对这一观点,弗里德兰德是很赞同的。此外,他也不曾认为卡夫卡可能持有“想像中可能发生的性关系”的理论是解开卡夫卡之谜的关键所在。但不管怎样,一旦魔鬼冲出魔瓶,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装回去了。被禁锢的对同性之爱的渴望当然可以用来解释卡夫卡的阴暗思想中某些惊人的部分,包括其反复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厌恶[6]、对折磨和内脏切除的着迷,以及可能最重要的,他持续一生的恋父情结,或者应该说,他对父亲——即永恒的雄性的痴迷。确实,可怜的老赫尔曼·卡夫卡,一名小商人和花哨商品供应商,卡夫卡在他视为第一部艺术成功之作《判决》中为父亲定做的鞋子,其实是“一步九级的魔靴”,并不合他的脚。小说中,父亲判儿子自溺而死。而在那封永远无法投递的《致父亲书》中,在为此长久地呕心沥血的书写中,儿子宣称,“我写的是你;在这篇小说中,我只是哀叹那些我没能在你的怀里哀叹的事情。这是一篇刻意拖长了的与你的告别。”卡夫卡作品中类似的段落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正如弗里德兰德下面这段与其惯常风格不同、几乎变成心理分析呓语的评论,

父权的象征意义的演变,从最为基本的性心理的功能(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到其代表传统和法律的突出的社会功能。

* * *

卡夫卡自我厌恶的反复哀号震耳欲聋,而且常常近乎歇斯底里。在给米莱娜·耶森斯卡的信中他写过一个优雅之极却又极为可怖的比喻——“那些居于地狱最深处的,他们的歌声最为纯洁——我们以为天使在歌唱的,其实是他们的歌声”——但是在这之前是一段拷问下的坦白——或者这是一种变相的自夸?——“我很脏,米莱娜,极其肮脏,所以我才会如此大声叫嚷着纯洁。”这是一个挑剔讲究到近乎强迫的禁酒主义者与半素食主义者说的话,他那些优雅的蓝色西装和一尘不染的床单常常受到朋友和熟人们的议论。在内心深处,卡夫卡一定有着一些阴霾和困扰。

他的隐秘,他对“晦涩的清澈”的追求,不仅在他的生活中显而易见,也体现在他的作品和他的工作方法中。卡夫卡的译者兼研究学者马克·哈尔曼在对《城堡》一书的原稿所做的一次有趣的研究中,追踪到了卡夫卡为了“保持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气氛,而故意让一切都听起来(如卡夫卡所写)‘有一点离奇’”,由此来删减和编辑其作品的过程。[7]

这部长篇小说未编辑的版本是由第一人称开始的,但卡夫卡中途改变了主意,把之前的“我”都改成了“K”[8]。K的性格和动机都直截了当地描绘了出来,而作者觉得过于直截了当了,因而在修改手稿的过程中,哈尔曼写道,他“不断地划掉那些表明主人公有清晰的自我意识的句子和段落”。莱纳·施塔赫接着哈尔曼的思路,指出

如果卡夫卡让他的主人公明确地以犹太人或是作家的身份出现的话,尽管在他为了进入村庄和城堡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中显然可以看出这种关于驱逐的双重体验,那么,肯定会破坏掉《城堡》那神秘莫测的,寓言式或讽寓式的结构。

正如哈尔曼所写,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很多删减归因于“卡夫卡常常表现出的对心理学的厌恶。然而,卡夫卡并非想要根除心理学,他只是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埋藏在字里行间。”

最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卡夫卡一步步地冒险迈入了一个迄今未知的领域。1922 年3月他在日记里写道,“某个地方,正有人在等着要帮助我,赶猎者会将我赶到那里去的。”然而在那时,命运已经紧紧盯上了他。五年前,正值1917年夏天, 卡夫卡经受了第一次肺出血。他带着解脱的心情地迎接疾病的到来——毕竟,死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这样向朋友描述他的病况,“很特别……你甚至可以说疾病是对我的一种馈赠。”

毋庸置疑,这病来得相当合理;它是公正的一击,可是顺带说一句,我一点都不认为这算什么打击,这和过去那些年的一般时候相比,简直就甜美得很。所以这病是公正的,只是它太过粗鄙,太过世俗,太过简单,又如此精确地瞄准了最容易的位置。

疾病最终将让他得到自由,摆脱生活的索取,摆脱自己,甚至也摆脱文学。他告诉马克斯·布劳德,“我必须要做的事,我只能一个人去做。我对最终的事情更加清楚了。”在他余下的短暂时间里,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书写,然而他现在的努力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了,而是在最深刻的道德意义上。在他后期写的一个片段《在夜晚》中,他写道——在给菲利斯·鲍尔的信中,他也一字不落地重复——“必须得有人守望着,是这么说的。必须得有人在那里。”从此时起,他将同时是哨兵和见证人,他的成就将是至高无上的。在他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里,他描述了约瑟芬的尖声歌曲,这种歌曲在此被他称为“就在最正确的地方”,尽管曲调单薄却表现了实质:

其中有着我们可怜而短暂的童年,有着失去了不可再寻的欢乐,也有着活跃的日常生活,一些小小的快乐,不可思议却不断涌现,而且无法磨灭。


  • [1]. 布劳德尽管在某些地方犯过错误——比如他将卡夫卡描述为一位宗教作家——却一直都明白事理。他对朋友也非常了解,甚至在卡夫卡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之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写信给他,直截了当地指责他说,“你的不幸让你高兴了吧。”
  • [2]. 说到写作方法的独创性,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彼得罗·西塔提的《卡夫卡》(1990,英译本)和罗伯特·卡拉索的《K》(2005,英译本)。这两本书不是传记,但却是对卡夫卡所代表的这种独特现象的深入透彻又富有诗意的思考。
  • [3].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将对谢莉·弗里希的译本的赞赏归入脚注,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希望能在此单独说明她的译文语言的明晰和质朴之美。这是施塔赫所能期望的最好的英译本,在此正好可以引用他关于卡夫卡的语言手法所作的评论:“标准德语一直是卡夫卡所唯一尊崇的写作语言,他从未故意超出这个界线,当然更不会仅仅为了写作效果就这样做——然而在这一语言之内的旅途将他带入了未知的领域。”
  • [4]. 施塔赫写道:”传记作者不应该给传中人物派发建议,跨过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遥远距离,草率地对当时的人际关系作出诊断,这是拉近古今距离的写作手法的一种很严重的副作用。然而这一手法如今风头正盛,跟离题甚远的长篇心理分析并行一时。”
  • [5]. “无论男同趋向对卡夫卡的性观念作出了怎样的定性,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并非一个身体力行的,只是将生理上的性体验‘转化’成文学形式的同性恋者。”见马克·安德森的文章《卡夫卡,同性恋及‘男性文化’之美学》,编入《奥地利小说中的性别和政治》,编者里奇·罗伯逊、爱德华·蒂姆斯(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80页。
  • [6]. “我发现每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妻都会让我一看到就觉得恶心,无论我是否将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如果我想让我自己产生厌恶之感,我只需想象着把胳膊环住女人的腰就好了。”引自安德森《性别和政治》,96页。从另一方面来说,莱纳·施塔赫坚定地认为“卡夫卡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代表了力量和知识,但这种知识不是由于其社会地位而获得,而是每一位女性都被赋予的;她们就是女性神话的原型。”
  • [7]. 见哈尔曼《让一切都“有一点离奇”: 卡夫卡对《城堡》手稿的删减及其对卡夫卡写作过程的揭示》,编入《弗朗茨·卡夫卡作品导读》,编者詹姆斯· 劳莱斯顿(卡姆登出版社,2002年)。这篇论文由莱纳·施塔赫译为德文并在新评论报上发表。该报本来可以首次出版卡夫卡的《变形记》,当时的报社主编是罗伯特·穆齐尔——后来它于1915年在德国的杂志《白叶》上出现。在中欧,世界曾经很小,如今依然。
  • [8]. 1922年1月,卡夫卡开始了《城堡》的创作,在一个雪夜他抵达了波兰边界附近利森山区的什平德莱鲁夫姆林疗养胜地。在等他入住的克朗酒店里,他发现在酒店的入住名单上自己是“约瑟夫·卡夫卡博士”。

 


本文为译言协作竞赛第一期获胜组译文。协作成员:labelgirl盖茨先生shanmididi(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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