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干部用车史话

来源:文史参考杂志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1-27,星期三 | 阅读:1,561

今年(2011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再次提出对公务车的质疑,公务用车改革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是与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汽车工业的民用化,公务用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其弊端日益凸显。

毛泽东的汽车缘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这种吉普车用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乘坐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1950年毛访苏期间乘坐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70毫米厚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挤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拥挤在“吉斯115”的车厢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坐“洋车子”到坐红旗轿车

解放后,中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辆。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市长,陈毅还是比较阔绰的,他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跟随陈毅时间比较长的是一辆伏尔加M21。此车曾大量装备前苏联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国进口数量不多。据围棋名将陈祖德的姐姐回忆:“当年陈毅市长常常派小车来接我弟弟祖德去下围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出版社一位朋友来上海看我,又不记得我家门牌号。他走到路口,便问陈祖德家在哪,果然有人知道,指路的人说,‘五十年代——常常有一辆小轿车停在他家楼下。’在那个年代,一辆小轿车,是足以引得满街尽知,叫人记忆犹新。”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月12日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公务车是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解放之初,章乃器配有一辆福特轿车,据说达赖曾经用过这辆车,后来给了他。不久之后,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汽车,章乃器的座驾便换成了一辆吉姆。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章乃器就没有专车了,只能打电话叫车,给他派的车一般是伏尔加。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县团级单位配备上海牌轿车的,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少见,省军级以上较多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上海牌轿车是建国后上海生产的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中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上海牌轿车俨然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汽车是等级的象征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经失势,但还没有彻底倒台。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问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派车方面的这种暗示,多少叫邓小平有些生气。

正是由于这种等级思想,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公务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物,何时能融入时代的主流,不再成为级别和待遇的象征呢?

(原标题:解读中共领导干部公务车:毛泽东坐车很特别)

 

文章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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