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方交流误区的杰夫大统一理论

译者:swifters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10-23,星期三 | 阅读:1,916
原文:Jeff’s Grand Unified Theory of Chinese-Western Miscommunication

译者按:我的朋友的朋友杰夫被西雅图微软总部派到上海工作了18个月,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篇关于中美文化差异造成交流误解的长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一些道理,就征得原作者同意,将此文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语言差异

一些能流利说中英文的人认定英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能力比汉语强很多。对于具体、有形的主题,中文是优秀、快速、紧凑的,但对一些抽象概念,就必须依赖于用人 所共知的故事做类比或比较,或引用这个抽象概念以前的例子。在英语里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短语,如“酸葡萄”,但我听到的说法是:足够精确的抽象词可以用来 轻松刻画对方不理解的事物,而中文里这类词汇常常不够。有个TED演讲称英语是“概念的语言”。

解决问题的风格

在西方(也许只是美国?那我就说美国吧)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拿到一个问题,要去寻求抽象、通用的解决方案;不过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同语言的关系也很模 糊。如果我告诉你,“我从我餐馆的冰箱里拿出来的可乐很奇怪,是温的”,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朋友可能会开始怀疑:门是不是没关上,还是可乐刚放进去不 久,或者冰箱坏了?这种倾向肯定会导致我的美国朋友误入迷途。他可能去寻找工程师式的解决方案,丢掉原本的问题,忽视明显、简单的答案。在中国,我一遍又 一遍地看到解决问题的相反方式。如果我告诉一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朋友,从餐馆的冰箱里拿出来的可乐很奇怪,是温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为什么可乐在 冰箱里?可乐是温的有什么奇怪的?你为什么要冰可乐?”——说笑话了,他们真实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给你拿些冰块来。”对出现的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实际 具体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问题的风格也会把人带入歧途:只寻求短期解决方案,层层打补丁,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解决同样的问题。

就像我所说的,很难确定这种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英语和其根源的抽象性令人首先做抽象性思考,还是由于我们首先做抽象性思考,从而使英语抽象化?也许 跟语言没关系,是其他文化力——如可用资源、人口数量、教育风格——彼此加强,鼓励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原因,差异似乎真的存在。

我不是想暗示受中国教育的朋友不明白冰箱的原理。如果我指出的是:“我的电器似乎都坏了,卫生部门的检查可能通不过。”那么我朋友可能会去修冰箱或搞定检查人员。然而,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我会肯定会跑六趟家得宝,然后完全重新布置餐馆的电路。

背景舍入

我有个理论:在考虑问题时,中美两种文化独立地朝相反方向取舍背景。不用“背景”这个词,而拿数字作类比的话,就是这样:如果“A”文化决定总是将数字向 下舍,那么对“A”文化中的每个人,3.5的隐含意义是等于3;而3.5对“B”文化中的人可能意味着4,因为他们决定总是向上入。当你向上或向下取舍背 景或概念而不是数字时,你就可能把“温可乐”问题变成“用冰块让它冷下来”或“改正造成温可乐的原因”。这些解决方案都不是完美的,你可能两者都需要。我 用这种方式去理解跟别人的交流互动,克服了偏见,不再认为4是“正确答案”而“3”是错误的。我们只是有不同的舍入规则;不论怎样,真正的答案是3.5。

沟通

“这是鸭子!”服务员朝我吼道。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舍入现象,是在五年前。我们在烤鸭店订了“特制”鸭子(真好吃!)。饭快吃完时,服务员端上来一大锅 鸭汤。我们没有要汤;在中国,神秘食物有时会突然出现在餐桌上,所以你得去问。通常情况下,这是别人要的菜,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你要的菜没上来。所以,很 自然地,汤上来时,我问道:“呃……这是什么?”五分钟的翻译喜剧后,他讲英语的朋友大声吼出了我这个愚蠢问题的明显答案。(“特制”鸭子的骨头 送回厨房,熬成汤。)所以……为什么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误给我们送来了这道菜”,问的却是“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明明看起来就是鸭汤,他还告诉我这是鸭 子?舍入问题!

让我们别管鸭子和汤,回到数字,这更容易解释。但是,别光想数字,而把数字看做关于一个话题的不相关的几个概念,按1=非常具体到10=非常抽象排列。 (举个过于简单的例子:如果话题是“番茄”,那么2=一个特定的番茄,4=只包括迷你番茄品种,5=我们吃的圆形红色植物,7=所有由番茄做成的产 品,8=英语单词tomato,9=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

如果我们都来自一个像美国那样向上入的文化,那么我想向你表达“4”的概念时,会说“3.8”,并期望你能向上入成4。我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我直接对你说 “4”,你可能会把它向上入成5。如果我们都有相同的舍入规则,那么这会运行良好!在中国,我认为他们都同意向下舍;一个接受中国教育的朋友想说“4”的 时候,会向另一个接受中国教育的朋友说“4.3”。同样,运行良好。

然而,当我想向我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朋友谈论“4”时,我用我的舍入规则说“3.8”,他们用自己的舍入规则,听到的是“3”。哎呀。他们自然地做出对3的 反应,而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人想得这么具体?他们一定没理解我。也许我需要更抽象一些?“同时,我的中国朋友在想我:“为什么杰夫问这样低层次的细节 问题,关于3的?我觉得我们谈论的是4啊?也许我需要更抽象一些?”什么?我们最后都觉得对方太具体了,现在真正的麻烦开始了,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已经学会 了令对方做更多的舍入,以更抽象地思考。这听起来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修复”方法是说3.5,他们会回答说4.5,所以我说3.1,得到的回答 是4.9,等等。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学会了早早识别出来这类背景分离螺旋的一种,及时止住这种趋势,防止失控。如果你来自美国而不信我,那么下一次有人对 一般化的问题给出过于具体的答案时,你就注意一下你到底用了什么词,仔细回想一遍。我敢打赌,你会问出更具体或详细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不,我是 说,你在哪儿工作?……嗯,不是确切的位置,而是,你为谁工作?……呃,不是你老板的名字,而是,你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当然,整个情况也 会反过来发生。当一个接受中国教育的朋友想跟我谈4的时候,他们说4.3,期待我向下舍,但我认为他们说的是5。他们想:“为什么这个人不懂我这么直接的 意思?也许我得再具体解释一下?”

不论如何,我可以举出二三十个这样的谈话例子,以下就是一个:

(跟同事看餐馆里中文菜单上的图片)

我知道服务员不会说英语,于是对朋友说:“你能帮我买午餐吗?”

他说:“你需要钱吗?我带了钱。”

我:“不是,我有钱。我要牛肉和番茄面汤,但我不知道tomato中文怎么说。”

他点了菜,我听到他快速地说一个词,我觉得tomato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

我想知道tomato中文怎么说,所以说:“啊,那是什么?Tomato是什么?”

他困惑地回答:“是红色的小果实,圆的,酸酸的。”

文化成见

当然,翻译让这种事更难处理,但隐藏得更深的障碍是两种文化对对方的成见。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是:他们难以捉摸又隐秘,可能永远不会弄清楚 他们的真实想法,在他们的表面暗示下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而我接受中国教育的同事们拿到的官方“和美国人共事指南”材料里,也有着同样的错误:美国人很 直接、很具体,他们怎么想就怎么说;你不能一上来就跟他们很抽象地交流,得一步步来。

如果你考虑舍入问题,这类成见其实挺合理的;对于我这样的接受美国教育的人,中国人确实好像在开始时过于抽象或神秘。当我期待他们谈“4”时,他们是想谈 “4”,但他们说“4.3”,所以我听的是“5”,那么,他们就似乎在逃避细节,过于抽象了。对于受中国教育的人,当希望听到美国人谈论“4”时,对方想 说“4”,说出来的却是“3”,这样就实在是太具体了。

幽默

我注意到,中国笑话对我来说似乎不很好笑。我也注意到,我的美式笑话在中国也没让很多人觉得那么好笑。人们一般觉得我的笑话“应该”好笑,但讲得不好,或者有点傻;这我已经很习惯了。别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笑话值得笑,这我不习惯。但我转念想到了舍入问题。

笑话能逗人笑,是因为它们在你的大脑中构筑期待,然后在恰当时机,用突然的一系列逻辑过程将这个期待用悲剧性或讽刺的方式摧毁。

以美国最经典的笑话为例:“为什么鸡过马路?因为要到马路对面去。”这个笑话要能把你逗笑,你得先听出来低背景的问题,并向上入,去寻求复杂或聪明的答案。当你听到简单而明显的“向下舍”的回答时,你的期望被摧毁,悲剧性在于你想得太多了。

然而,如果你听到“为什么鸡过马路?”这个问题,并向下舍,想最简单的答案,你可能自己就想出来“要到马路对面去”,或者至少比较接近的答案。然后,包袱没有摧毁你的心理预期,没有因为你想得太多了而胳肢到你。所以……不好笑。你不明白笑点何在。

其他美国笑话不像鸡这个笑话这样是完全关于背景舍入的,但我敢打赌,它们的包袱大多设置成期望你把背景向上入;你将包袱向上入,想发现更一般性的真理,才能领会到讽刺性的逻辑过程。

这是一个中国朋友讲的笑话:

一个暴发户从农村找了个女佣人。她说话声音一直非常大。一天晚上,他打算大宴宾客。他对她说:“你今晚必须安静,要跟我说话,就只能耳语。你别让我在这些 重要客人面前难堪。”夜深时,她已经收拾打扫完毕,想要去睡觉了,但宴会还没结束。她走到主人身边,在他耳边低声说:“我上楼去洗个澡,然后上床。”(此 处惊堂一声,让你知道笑话结束了。)

好吧,我没懂。处在那个尴尬的社交场合下,她又缺乏教养,说出来的话有许多背景。总之,一个天真的女人被置于这种境地下:她向老板说了一句难以置信地充满 暗示意义的话,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她觉得自己说得很具体,但无意中却说得很抽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下舍”成“让我们做爱吧”。

所以,也许背景舍入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中国不是个有趣的人;也可能是别的因素吧,是综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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