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章乃器在“文革”中

作者:章立凡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9-1,星期日 | 阅读:1,850

章乃器(资料图片)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 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 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 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 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铜印章 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铜 滴 1件 康 生

A-425 铜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铜 印 1方 林 彪

A-1135 松石、玉图章 2方 陈伯达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 黄冻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砚 1方 陈伯达

A-1172 仿哥水丞 1件 曹轶欧

A-1176 康熙郎窑红水丞 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 1件 曹轶欧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笔筒 1件 刘贤权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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