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来源:文化纵横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23,星期五 | 阅读:4,768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14〕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15〕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M16〔16〕呢?” 他说,“M16可以。”我说,那我拿M16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M16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17〕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18〕。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19〕。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20〕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1987年10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1988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21〕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2〕。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1988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1988年的10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年(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23〕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24〕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 四”。

◇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19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1987年5月13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19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1989年5月8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27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25〕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19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 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26〕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1.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彭真夫人。

8.指谭震林副总理。

9.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12.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13.1960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14.“三个世界理论”:指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15.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16.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17.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18.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19.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页。

20.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1934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21.“团结工会”:1980年11月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1989年4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12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22.“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3.“军政、训政、宪政”:1924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24.“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25.“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1957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26.指邓小平1989年“4.25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27.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28.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29.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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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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