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天朝主义浮出水面

作者:柴子文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16,星期五 | 阅读:1,730

(图片来源于网络)

深夜,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网络奇文《东方之珠缘何衰落》,强国(盗)逻辑,全称判断,宏大叙述,棍棒思路,觉得很好笑。但笑过之后,觉得不可小觑,这可能也是很多不了解的人的普遍看法,而传播后会影响更多不了解的人。

当然我也不想写反驳文章,因为,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无法跟价值游离、事实乱套的独断论者做任何有意义的辩论。我只是好奇,想分析一下文章背后的天朝主义逻辑。

这篇奇文的中心意思在一开头就点明了,“香港崛起的靠谱原因只有一个: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所以,中国崛起了,香港,你知足好好听话或许还能分一杯羹,再闹腾什么民粹、再不好好伺候内地游客、再不放开奶粉供应,就啥都没你份了。

因为,“香港人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地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地停滞不前。那么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地衰落下去。”

这样的排比句读起来很有语言快感,背后却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天朝中心论。这套逻辑历史悠久,中国人从来不陌生,可上溯用于分析清末洋务运动的失败。没有新思维,不学习先进,只自满于“中国庞大市场”,这一思路就是中国的保守派向来自诩的地大物博、我最先进的天朝主义。

这种天朝主义最擅长的,就是给比自己好的东西贴上狗屎化的标签,以供自淫自乐,攻击异己。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起点正是自我否定这种中国最牛逼的天朝主义逻辑,虚心向国际、向香港学习,才吸引来资金、人才和生意,才带动大陆向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一路狂奔。

天朝主义是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就如洋务运动后的历史一样,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历史相反。其中的危险是,先从经济的主导权开始,再从叙述上扭曲历史。

首先,大陆从来不是一个市场,而是分别很大的不同市场,而且,这些市场的开拓大都是被动的,比较而言,广东沿海一代,大概是近代以来最主动开放市场的地区,乐于接受新思想,渴求新途径,因而,最快跟国际接轨。这也是广东最先开始改革开放,而临近广东的香港能担起贸易中转站的原因。

香港当然是在很多机遇下发展起来的,但比机遇更重要的是能明辨时机、务实灵活、善于学习。

但这篇奇文就认为:“大多数香港人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这就是香港的未来前途必然一片渺茫的原因。”

其次,天朝主义的第一陈旧观念是,发展是政府的事,跟民众无关。奇文认为,“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也没有智慧走这条路。他们又愚蠢地也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带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这就是个无解的死结。”

令和受令,是同一条锁链。对无解的死结,刚好相反,恰恰是“介入”和“带路”。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还是制度的改革、文化的活力,最有能力解除锁链的是民间自己。

比起政府规划,粤港合作在民间早就自发自觉地开始,包括人员、经贸、物资、观念、潮流在内的各种交流,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香港受惠于内地改革开放,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广东得益于香港的新思想新制度,才有解放思想的改革开放。

最后,任何一个地方的繁荣,直接跟这个地方的民众福祉相关,所以,政府要做的是以善治疏导民意,而非视民意为洪水猛兽。世上从来没有盲从民意的事,因为民意从来不止一种声音。

香港社会各个层面,都存在很多棘手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地产霸权、政治改革、发展瓶颈等等,所以香港民众普遍是焦虑感多于优越感,无论是议员、区议员,还是选民、民间机构,都在给政府压力要求参照国际先进经验改善治理。但绝非“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被民意拖着走。

无论东方之珠是否衰落,顺民意而治,是良性可为、可进可退、共同进退之路,但天朝主义,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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