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晚清时节 立宪与革命的赛跑

来源:南都周刊2013年第23期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7,星期三 | 阅读:1,798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狩猎”的清政府发布新政诏书,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痛定思痛。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大折腾之后,终于再次启动政治改革。

梁启超(资料图片)

对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知识界在经历了1898年政治逆转后久已麻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诏书的意义,只有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不计前嫌,敏锐发现这或许是改变中国的契机。6月7日,梁启超化名“爱国者”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明白提出“预备立宪”的政治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将世界现行政治体制分为三种,即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权力有限,专制政体权力无限。表面上看,无限权力对君主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达到目的,高效神速。其实从实际情形看,不受任何制约的君主,恰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可供缓和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君主伟大;失败了,则由君主承担全部责任。各级官吏都是君主的仆人,只领皇上发给的俸禄,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很不合算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指出,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总统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形态只消耗不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相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将人民与君主截然分为两个对立且不易调和的阶级,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视民众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寇仇。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君主的地位也时刻处在危险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最大的问题。

君主立宪则不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君主虽地位崇高,享有至上尊严,但君主权力受宪法、议院约束,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任免,皆须经议院同意,这既最大限度保证了决策的失误,也有效遏制了政治野心家对大位的觊觎和争夺。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体制打通了君民间的隔膜,人民比较容易地向议院表达意见,议员在本质上说也必须代表选民利益,为选民说话。

据梁启超分析,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国不能自外的唯一出路。中国当然不会也不能立即过渡到君主立宪形态,但中国必须要为君主立宪准备条件,制定路线图,争取十年或稍长时间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国创建一个牢固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后来“预备立宪”政治构想的最初形态。

梁启超不仅为中国政治发展开出一剂药方,而且天才般地设计出预备立宪的大致步骤:第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第二,派遣大臣三人赴东西洋考察各国宪政、法律;第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求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自下诏定政体始,以二十年为期,达成宪法之治。后来的预备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梁启超的这个方案。

就思想渊源说,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方案固然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但仔细分析,也与义和团战争后国内外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互为因果。经过1898年政治波折,1900年政治动荡,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更不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带领中国重新出发,步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他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革命宣传。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政治环境中,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策略就是用革命危险劝说清政府放弃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反过来,则以君主立宪防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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