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寻觅公民美德:来自陌生人的刻薄

译者: 枫林夕阳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5,星期一 | 阅读:1,547
原文:The search for civic virtues: The unkindness of strangers | The Economist

中国人普遍对陌生人漠不关心。参与一场触及灵魂深处的讨论的人们为此而感到愤怒。

2013年7月27日|上海|来源于印刷版

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就观察到当其他人需要帮助时中国国民就会变得非常冷漠。如今,鲁迅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他写道,“尤其在城市里,如果一个人因为疾病而突然晕倒或者如果一个人被车撞了,许多人将会聚集起来围观他,一些人甚至会引以为乐,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今天,这样的现象是一场波及全国讨论的焦点。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刺激产生了这场激烈的讨论。2011年,在中国南方广东省蓬勃发展的城市佛山,小悦悦相继被两辆不同的车辆碾压。司机没有刹车,扬尘而去。十八个人路过之后一个卑微的废品回收者“捡起”了倒地不起的小孩子。不久,小悦悦就死在医院里。监控摄像头录下了这一场景。录像被公布在网络上。人们发起了一场公众募捐活动,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在微博上表达他们的愤怒。

类似的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同样在2011年,一个八十八岁高龄的老年男子在中国中部的湖北省突然晕倒。路过的行人没有一个人理他。直到九十分钟后一些老人的亲戚赶到他才得到帮助;不久之后,他也死去。去年,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被公共汽车碾过。被上传到网络上的录像显示,当时路过的行人漠视他母亲的求救。

事实上,这样可怕的事件非常少见。可是好事常常无法引来人们的关注,这样的好事例如,一些中国夫妻开始在政府的许可下收养遗弃在家门口的婴儿,将他们养育成人。而上述可怕的事件已经引发媒体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一场关于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激烈讨论。评论者们把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归咎于当前不计成本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思维。他们说这导致了道德真空。《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说,小悦悦事件标志着“我们的道德滑坡”。

更加糟糕的是,一些人声称这个贪婪而又越来越热衷诉讼的社会没有给“雷锋们”提供充足的法律保护。人们乐善好施的心恰恰因为那些他们将要帮助的人而产生动摇。在2007年,一名叫彭宇的学生扶起了一个摔倒在地的老老太太,将她送到了医院。老太太指控是彭宇撞倒了她。彭宇被判赔偿45000元(7300美元)给老太太。法官支持老太太的指控。他推论说,除非彭宇有错,否则他不会麻烦自己去帮助老太太。彭先生得到了来自全国人民的同情——尽管去年的最新证据与他所说的事件版本相矛盾。(2012年1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彭宇承认与老太碰撞 “彭宇案”不该被误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徐寿兰(徐老太)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

尽管这样的敲诈勒索事件很少发生,但是它们被广泛报道。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里写道:它们构成了“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的一次沉重打击”。卫生部在行使其职责过程中不鼓励人们做好事。去年,卫生部在一本关于助人的小册子里建议人们:“不要急着去帮助别人,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赔偿的文化——事故受害者家属对得到经济赔偿和解的期望——已经加剧了这场讨论的激烈程度。前段时间两个青少年男孩尝试去救两个落水的女孩。这个月,这两个男孩为自己失败的救人之举被逼向两个受害者家庭作出赔偿,每个家庭五万元。阎先生把这个叫做“雷锋们的困境“:一个善举和好事变坏事的潜在风险之间的对立。

这个月,在中国常常处于最领先地位的南方城市深圳宣布它将实施国内第一部保护“雷锋”的法规作为对这个难题的回应。这法规出台的目的是既要鼓励大众的善举,也要保护“雷锋们”,防止“白眼狼”伤害好心人。它规定就算“雷锋们”的帮助失败了,他们也不会受到惩罚。那些被诬陷造成事故的人们现在拥有成文的权利去控告诬陷者以及拒绝诬陷者的要求和赔偿。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方谭设立了一个机构给“雷锋们”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认为新出台的法规满足了社会迫切的需要。要是该地方法规成为全国性的法律,它将使这个社会更加文明。

碰巧的是社会并没有走向崩溃。志愿者服务和慈善事业蒸蒸日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2008年四川毁灭性的地震导致69000人丧生。震后约有十万志愿者赶赴灾区,救治幸存者。然而中国人依然通过亲属、老乡熟人和工作同事的人脉网络相互帮助。这种帮助的频率仍然超过了那些社会信任更强的国家。无论来自人脉网络之外的求助有多么迫切,中国人并不总是认为帮助陌生人是他们的责任。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所经历的痛苦岁月更是加深了这种劣根性。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机构摧毁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包括他们自己的家庭。在政治迫害盛行的年代站出来公开为别人辩护或者行动也许会给自己带来致命后果。这更是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顾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查尔斯·斯塔福德把这叫做帮助别人的持续性“焦虑”。

史无前例的城乡人口迁移使社会网络更加紧绷。人口迁移使人们更加不情愿与陌生人建立友好关系。不过,久而久之中国城市阶层的新成员可能会渐渐认同彼此——越来越沉醉于陌生人的友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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